奈保尔小说《大河湾》中的悲剧意识

摘要 小说《大河湾》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V・S・奈保尔的巅峰代表作，他在书中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观照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处境。奈保尔用冷静而理性的笔触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弥漫化扩展，试图通过悲剧感受的暴露，唤醒读者对非洲未来发展的忧患意识，以此寻求非洲未来的出路。这种悲剧意识是奈保尔作为作家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更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指。

关键词：V・S・奈保尔 后殖民时期 非洲 悲剧意识

V・S・奈保尔的混杂性文化身份造就其文学作品带有跨文化的烙印，他的创作风格主要以后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社会为故事背景，在文化差异的流荡中不受情感的约束，通过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毫不顾忌地呈现出那些被忽略的社会真相。在小说《大河湾》中，奈保尔以一个外来文化移民萨林姆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在文化旁观者萨林姆的敏锐观照中，可以看到后殖民时期作为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在艰难的行走。奈保尔用平静的语调冷峻地剖析了非洲发展困境的现状，作品散发着浓厚的悲剧意识。然而，审视整部小说，不难体会到奈保尔暴露悲剧意识的意图是激发读者对非洲现状的自觉意识，以此寻求非洲未来的出路。奈保尔观照非洲的历史与现状，思索其未来，他以悲剧意识作为文学价值取向，这是他对非洲发展困境的深切体察和忧患感受，深刻地传达出了奈保尔的人文关怀。

一 冲突敌对的文化悲剧意识

个体文化身份混杂的特质使得V・S・奈保尔在文学创作中擅长书写多元文化的碰撞，在小说《大河湾》中，奈保尔便描述了落后的非洲丛林文化与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化发生碰撞的故事。小说中，奈保尔将非洲缩影到一个河湾小镇，两种文化的汇流碰撞发生了悲剧：落后非洲的文化排斥与践踏西方现代文化，致使自身文化用于处于落后的状态；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化想要同化非洲文化，结果确是反被非洲“丛林”所吞噬。在奈保尔的笔下，两者之间的文化鸿沟得不到弥合，后果如同河湾处的回旋水涡，产生了持久的文化迷茫感，这是一种文化悲剧，也是奈保尔担心非洲未来的缘由内核。

异质文化若是不能积极融合，那么冲突敌对的结果必然有悲剧发生，奈保尔以非洲为载体深化这种文化悲剧性，强调非洲未来的残酷性，他在小说开篇所言：“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这表明如果非洲不改变自己的弱势处境，终究会被时代所抛弃。在小说开篇部分，通过旁观者萨林姆描述非洲女性扎贝思的艰难生活中可以看出，落后的非洲非常需要现代文化的产物来提升生活的质量，旧有的文化已经被历史证明不合时宜。现代文明的简单产物，距离部落越近，就越珍贵，哪怕这些只是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比如扎贝思将称之为宝物的剃须刀片从包装盒里取出一片一片地零卖给部落村民，奈保尔在开篇部分便细致描述这些表面看似对故事情节不重要的琐碎细节，实则是在呈现非洲落后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的弱势处境，同时也为文化悲剧的发生做了铺垫。小说中，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始终无法正确对待外来文化，一方面，先进文化吸引着非洲人走出生活丛林；另一方面，非洲却一直处在排斥与践踏西方文明的状态中。非洲人需要现代化的物品，但在需要的同时却将不属于非洲丛林的所有东西尽可能的毁灭，甚至是金属和纪念碑。这种矛盾的文化态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悲剧的体现。非洲人疯狂地摧毁西方人所建造的一切，试图建造一个“新非洲”，结果确变成了一场不伦不类的西方文化模仿秀，“新非洲”最后依然回归到丛林式的非洲，非洲再一次迷茫。通过萨林姆的观察，可以看到非洲文化已经陷入的极端境地，一边试图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一边又脱离不了西方文化，对于本土文化，非洲人同样选择踩踏过去，所以，非洲始终没能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路线，它一直在重复循环着繁华到衰败的悲剧体验。

在奈保尔的文学意识观照下，非洲并没有记载自身的文化历史，是欧洲的现代文明帮助了非洲保存历史记忆，但是在非洲的土地上，西方的每一次文化扩张都会被排斥、被阻挡、被践踏，所以对于欧洲来讲，自身文化被毫无理性的破坏，同样是一种文化悲剧。“这深沉的非洲愤怒，这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都让人毛骨悚然。”非洲人认为惠斯曼斯神父的博物馆触犯了“非洲之神”，于是将神父残忍地杀害。因此，惠斯曼斯神父的死亡便成为这场文化悲剧的最直接最残忍的例证，它宣告了西方现代文化想要融合非洲丛林文化的实验失败。同时，文化融合的失败也流露出了奈保尔对于非洲命运的不确定感。

尽管奈保尔在小说《大河湾》中试图隐蔽自己的情感，借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想要真实客观地反映地非洲与西方相互冲突敌对的文化悲剧。但是，从文化悲剧中，仍然显现出了奈保尔对于文化融合的一种渴望，犹如贯穿整部小说中的那条奔腾不息大河，兼容并蓄且总会带来新东西。文化融合的渴望是奈保尔人文精神的体现，这也让小说呈现出了崇高的悲剧力量。

二 动荡不安的社会悲剧意识

奈保尔用冷峻的眼光审视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他笔下的萨林姆结交各种人物，无论是上层建筑的领导者，还是社会贫困民众，正因如此，读者可以更全面地目睹非洲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所发生的社会悲剧。“在这里，人向来就是猎物。你对你的猎物说不上有多少恶意。”通过萨林姆的观察，弱肉强势的情况在非洲并非新鲜事，由此推断奈保尔认为非洲充满了野蛮与暴力，流血争斗加之政治动荡的社会悲剧也是导致非洲落后的主要因素。

流血争斗是文学作品展现非洲社会悲剧的常用创作题材，在小说《大河湾》中，奈保尔同样延续了这一创作手法，他在小说中叙写了后殖民时期非洲部落争斗的动荡场面，变幻莫测的外部力量能够轻易地摧毁后殖民时期社会安宁的表象，非洲人将殖民时期的愤怒延续到了独立时期，结果引发了流血叛变。部落人们不愿意接受新政府的统治，他们极度狂热和激进，只是为了反抗而反抗，作为旁观者的萨林姆不希望任何一方赢，无论是军队还是叛军，因为他知道，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两败俱伤的悲剧。反叛者毫无理性地毁掉现代文明，村庄被攻击，士兵、叛军以及雇佣兵都在肆意地杀戮。书中描写到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枪支，每个部落都可以成为武士部落，说明了武器的泛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悲剧的发生。此外，这场社会悲剧也殃及无辜群众，社会动乱导致社会民众安全感的缺失，加剧心中的恐惧感，从萨林姆的朋友舒芭的言语中便可以体会到，“你不知道我待在这里多么担惊受怕。你不知道我听说你来的时候有多恐惧，你不知道我一听说镇上来了陌生人我有多害怕。”奈保尔描写部落战争，并非是单单呈现事实，他更深一层的想法是希望非洲人能够从部落争斗的悲剧中反思，进而促使各个部落结成一体，奈保尔的这种观念可以通过河湾小镇上的第二条拉丁文箴言得到证实，箴言意思是“各族融合，团结合一，深合他意。” 在奈保尔的文学意识观照下，权力意志的无限扩张是非洲的一大痼疾，上层建筑的统治意识形态往往成为社会悲剧力量的主体。政治独裁者为了保持自己的私利和特权，通常会采取各种方式强化顺从意识，阻滞较低社会阶层中的力量。新总统手里一直握著权杖，代表着他用尽心力巩固他神般的地位，想要得到全民的敬仰。新总统的极权统治使得自己的照片挂在国家的每个现代建筑物里，学校、商铺、旅馆甚至大汉堡店。他意欲把殖民时期的一切记忆彻底抹去，建造一个可以震惊世界的“新领地”，但是“新领地”却在第一个雨季过后开始凋零，所有的社会建设只不过是独裁者的专制表演。社会建设的失败让新总统开始变本加厉地推行个人崇拜和极权专制，他的激进化的政策让整个国家变得更加狂热和疯狂，社会再一次回到了混乱状态。以费迪南为代表的知识青年，一心想改变国家落后现状，最后非但未能实现理想，反而陷入了政治风暴的游祸中，费迪南在最后深刻地总结了非洲的现状，“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疯狂。”费迪南的话以及萨林姆最后的逃离代表着后殖民时期的非洲并没有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同样也表现出了奈保尔对非洲未来的担忧与悲观。

三 漂泊迷惘的生存悲剧意识

奈保尔对非洲文化与社会的双重悲剧性的考察，不免将文学视野投向到生活在其中的人物生存状态。奈保尔擅长将自身生命中的流散历程投影到文学人物上，小说《大河湾》中，故事人物最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生存状态的漂泊迷惘，不知道未来的人生方向在哪里。这种共同点传递出了奈保尔审度人生对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悲观感受，直指精神家园的归属意识。此外，更重要的一点，审视个体生存悲剧可以引发读者对非洲人生存状况和未来命运的宏观思考。

奈保尔描写生存状态的悲剧，并没有重视外在物质生活条件，而是将关注点放置在人的精神层面上，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文学悲剧意识的深度性。小说中，文化与社会悲剧容易扭曲社会人格，让人们的精神变得茫然趋从。萨林姆最初是在生存意志驱使下来到河湾小镇，想要重新点燃生活的希望，他在河湾小镇追求奢靡生活的同时，又充当了非洲景况变化的旁观者。萨林姆的个人文化身份让他体会到了繁荣背后的精神迷惘，也因此在精神上始终保持着焦虑的情绪。当社会悲剧不断地上演，最终形成了一种无所适从的生存精神状态，“我逐渐忘了目标，只是继续过日子。”萨林姆在非洲迷失了自己的生活方向，他在河湾小镇辛苦打拼的生意，还有他与耶苇特的个人情感，最终都没能留住，这时他已经明白自己在河湾小镇毫无未来可言了。但是此时作为移民身份萨林姆已经没有可以返回的地方，最后不得在一片白茫的大河上逃离河湾小镇，茫然地不知漂向何方。奈保尔的身份认同危机在萨林姆身上有着很明显的体现，而萨林姆的生存悲剧不仅反映了混杂性文化身份群体性的迷失，更投射了奈保尔对于非洲社会发展的悲剧意识。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因达尔、梅迪、雷蒙德夫妇等人的生存处境与主人公萨林姆一样，都是以非洲作为人生希望的落脚点，却又都陷入无所适从的迷失困境，他们找不到归属感的结果只能是延续着漂泊的人生。

纵观整部小说，奈保尔笔下的人物无论作何选择，始终无法摆脱的漂泊迷惘的生存悲剧。他们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徒劳挣扎，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这个非洲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双重悲剧已经渗透到了外来移民者身上，而对于那些非洲本土民众的生存状态又是如何呢，显然，奈保尔在观照个体生存状态悲剧的同时，又引导着人们关注非洲民族的未来命运。

V・S・奈保尔将文学与历史现实紧密联系在在一起，在小说《大河湾》中，他敢于直面后殖民时期非洲发展的残酷现实，悲壮恢宏的艺术风格使得文学作品蕴涵了深刻丰富的悲剧意识。通过对悲剧意识的书写和体验，奈保尔深刻传达出了他对寻求非洲社会出路的焦虑感，这正是这部小说的审美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2] 贺江：《非洲的一种形象―――论奈保尔〈河湾〉中的“丛林”书写》，《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8期。

[3] 罗小云：《建构特殊环境 体验文明冲突――解读奈保尔后殖民小说〈大河湾〉》，《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