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口生态人口政策与国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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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通过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所提供数据进行再统计与分析，笔者以为，当今世界人口生态及人口政策关注的三大问题依次为：人口增速减缓;老龄化加速;国际移民成为相关国家化解人口生态矛盾的一大重要对策。
关键词：人口生态;人口政策;国际移民
人口政策的第一大特性，是必须具有充足的提前量和科学的前瞻性。因为，每个人一旦出生，就有生存、成长的权利，这已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理念。按照目前人口寿命预测，全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7.2岁，也就是说，新出生人口的生存期平均长达六七十年，当下人口政策及其影响下的出生率，对社会劳动生产力供给及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一般要大约20年后才会显现，并且在那之后还将延续数十年。因此，虽然中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人口和劳动力大国，但众所周知，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开始显现，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人口政策中吸取经验教训，应对我国迫在眉睫的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是笔者对《世界人口政策2007》(World Population Polcies)进行评述的主旨所在。
一、世界人口增长率减缓，地区性差异凸显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令主战场欧洲生灵涂炭，人口损失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所谓人口出生率骤然高涨的“婴儿潮”，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复苏、世界重建中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多儿多女受到推崇。在中国，民间羡慕“多子多福”;在前苏联，养育多子女的女性被冠以“英雄母亲”的荣耀。反之，“家庭计划生育”在联合国机构中“几乎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充裕的人力资源被视为国力强盛的标志之一。
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人口增长趋势明显分化。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然保持其强劲的增长势头，反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婴儿潮”却在人们尚未知晓其影响力时就开始减退。7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平均总和生育率是4.47，其中较发达地区是2.13，最不发达国家则高达6.61。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生育率上拉开了距离。
进入80年代后，人口基数的高速攀升与经济的有限增长，尤其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与不可再生的矛盾，使众多国家政府感到了发展的沉重压力。面对人口生态与环境危机，越来越多政府认识到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大约到了9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推行计划生育，而是如何让全球育龄人口都能够享受全面、安全、方便的计划生育服务。全世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开始相对减缓。
虽然科技的发展已经使人口总量在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竞争中的作用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口已经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但是，当欠发达地区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80%而成为压倒多数时，如此态势对世界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格局已经并且还将进一步产生的重大影响，决不能低估。
二、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年龄结构失衡
尽管不同国家人口增长率不同，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全世界人口普遍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其结果是全世界人口年龄构成明显提高。近一二十年来，所有发达国家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都面对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浪潮，这是全球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
三、人口生态制约下的国际移民政策
由于人口增减具有自身强大的惯性，政府采取鼓励或限制人口出生率的政策，可以对人口的未来增长施加影响，却绝对无法应对当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为应对国内劳动力短缺而不得不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通过不同方式接纳国际移民。二次大战结束初期，由于经济复苏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西欧国家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过从南欧、北非及西亚的土耳其引入大量“客工”(guest workers)的政策。但是，自战后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欧各国应对经济衰退采取的紧急措施之一，就是不仅立刻关上了引入移民的大门，而且采取种种措施将业已进入本国的外来移民“礼送”回国。进入后冷战时期，随着前苏东集团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原先严格限制人口外迁的国家打开了人口流动的大门，西方国家更是建立起了极为严格、繁琐的审核接纳移民的新体系。回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移民的大量着述，基本观点普遍认为：面对当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滚滚移民潮，发达国家控制国际移民的政策势必步步趋紧。
应当说，过去十多年间，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对国际移民流动是不利的。美国“9·11事件”后反移民势力增强，法国、英国先后发生与移民相关的动乱事件，亦形成对外来移民有增无减的巨大政治压力;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别，则促成发达国家资本源源流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再加上发达国家资本实施的各种各样的劳务外包方式，实际上已经将大量就业机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倘若仅限于此，发达国家国际移民政策从拒绝向接纳的转向，是得不到解释的。换言之，笔者以为，近数十年来世界人口生态变化所产生的深层影响，及其对于人口流动形成的潜在的、持久的推动力，才是国际移民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除了当今人们所熟知的移民接纳大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之外，根据《世界人口政策2007》提供的国别资料，芬兰、德国、以色列、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和苏里南等7国也制定并实施增加吸引外来移民的国策。虽然美国宣布的移民政策是维持目前的移民接纳水平，但因为美国乃当今最大移民接纳国。维持现有水平意味着维持最大接纳国的水平，因此本文也将其列为移民接纳国一并分析(见表3)。
总之，发展中国家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发达国家或曰高收入国家已经缩减的劳动力人口以及迅速壮大的老年人口，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方在人口构成上可以互补的人口生态基础。因此，尽管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有限的资源小心翼翼，所有国家政府都对本国地域疆界寸土必争，而且，所有国家政府都意识到人口跨境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潜在矛盾乃至冲突难以消弭，但是，人口生态失衡的根本性原因，却促使当今世界移民输出国与接纳国政府之间，在移民跨国流出与接纳的问题上，达到了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的相互吻合。
如果说，移民输出国政府曾经有过关于促进人口外迁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担心，移民接纳国政府有过关于接纳移民造成资源紧张、文化冲突的担心，那么，时至今日，面对最根本的人口生态问题，以上担心都不得不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共识是：眼下国际移民政策的当务之急，不是一味严加限制，而是如何加强对国际移民的有效管理，实现共赢。
世界人口政策的以上动向，对于具有庞大人口规模的中国而言，具有值得深思的重要意义。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全球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持续老化，已成定势。目前为应对劳动力人口短缺困境的发达国家，是通过引入发展中国家移民以弥补本国劳动力之不足，从而间接担负起在经济上支持、在生活上照顾老龄人口群体的职责。但是，当发展中国家自身也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又该如何应对如此社会需求?这无疑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从现在起就必须未雨绸缪的重要问题。《世界人口政策2007》的大量数据，无疑对中国人口政策的适时调整给出了重要的参照系。
总结：人口问题论文：浅谈人口生态人口政策与国际移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