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支持联盟框架下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政策的社会效应分析

一、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变迁

依据中等职业教育的产品属性，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形成过程分为准公共产品阶段以及准公共产品属性淡化的阶段，即繁荣期(19801999年)、稳定期(2000年至今)两个阶段。在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变迁的历程中，其实质是支持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联盟与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联盟间的竞争和较量。这两大联盟的分歧点集中在：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主之间探索合理配置的路径，即选择是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主导还是以社会的价值诉求为主线?究竟是以哪一支持方为主导才能够真正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实现中等职业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针对上述问题，两大支持联盟之间产生博弈。支持政府力量为主导的联盟主要是由制定政策的相关管理人员、研究设计者、企业单位及部分学校等组成，后者则主要由学生群体及其家庭成员等组成。(一)中等职业教育的繁荣阶段(19801999年)为了更好地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教育部门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在此时期的中等职业教育具有部分私人产品的属性。1980年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颁布的《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被国务院批转各地试行，报告中一系列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倾斜政策把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后便形成了多部门、多层次的中等职业教育管理模式与发展格局。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倾斜，极大地促进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中等职业教育繁荣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198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及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施行，使得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出宏观由政府推动、外部驱动、规模发展迅速等特点[1]，全面实现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即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成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指导。本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定位、发展路径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等方面都进一步深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直至1996年，中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数和在校生人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和在校生人数的比例分别为57.68%和56.77%，创造了新时期的最高点。

在此阶段，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不仅可以获得知识和技能，而且由于1983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对人民助学金进行了初步改革，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开始实行奖学金制度，加之1985年政府相关工作文件中明确提出的要对人民助学金制度进行改革，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以及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发展奠定基础，促进了一系列对学生优惠政策的实现。这个时期的社会观念是进入中等职业院校意味着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双提升。在1983年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人数为 46 738 人，1990年在校生人数达到67 740 人，短短几年间，人数在校人数增长了近45%。因此，此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得到社会的公认，尤其是寒门子弟实现鱼跃龙门的出路，个人受益显著。但此阶段并没有实行中等职业教育的免费政策，所以未缴费的学生无法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不能享受到惠己利益。因此，本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产品具有显著的受益排他性特点。

而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时，1987 年在教育工作会议中，对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毕业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逐步将统包统分改为自主择业制度，使得中等职业教育出现拥挤现象，这就意味着每增加一个学生就要增加相应的教育投入。而1988 年国家教委规定，国家计划招收的技工学校学生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实行助学金和奖学金相结合的办法更加剧了中等职业教育产品消费上的竞争性。如前所述，中等职业院校曾具有选拔优秀学子的作用，学校生源出现超饱和现象，学生入学竞争激烈，具有显著的竞争性。所以，在这一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具有部分私人产品的属性。

但此时的中等职业教育又具有某些公共产品的属性。中等职业教育具有明显正外部性产品的特征，它不仅能使个人受益，更能给社会带来积极效应，对于劳动力输出，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等效用，表明中等职业教育具有部分公共产品的属性。综上，这一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既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又有私人产品属性的特征，总体是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准公共产品。因此，根据教育成本分担理论，政府、个人和社会共同分担成本是达到中等职业教育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合理配置的最佳途径。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调整期和稳定期(2000年至今)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我国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萎靡不振。社会产品的属性是随着社会需要和公众舆论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相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繁荣时期，2000年至今，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实现了从调整到稳定期的过渡。在这个阶段，中等职业教育的增长速度放缓，规模有所下降，且中等职业教育的公共性明显增强，私有属性不断弱化。

为平衡教育结构，2009年我国实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的学生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此外，中央财政部为保证中等职业院校免学费工作的顺利实施，于 2009年拨付24亿补助资金提供专项补助。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出台和财政政策的配套落实，标志着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正式进入政策实施阶段。但由于受到名校情结、高等教育规模井喷式扩张的严重挤压以及唯学历等社会偏见的影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开始面临生源严重不足、资源闲置、与市场需求脱节等问题，尽管这一状况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导下已大有好转，但总的来看，其形势仍不容乐观，招生困难仍是阻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由于教育资源大量闲置，现有的教育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学生之间并不存在拥挤教育机会的现象，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竞争性也随着免费政策的实施而逐渐减弱，逐步转化为非竞争性，从而强化了其公有性的特征。

国家四部委于2012 年颁布《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文件指出：从 2012 年秋季学期起，对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至此，中等职业教育的正外部性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使受教育者的受益空间更宽广，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并不具有排他性。随着公共舆论的不断影响和社会需求的不断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不断延伸，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正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及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必须大力和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为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务必解决社会紧缺的大量高素质专业技能型人才，化解技工荒问题;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解决人才结构性矛盾问题;为服务三农和改善民生问题，就必须发挥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因此，中等职业教育不但使原有的社会功能得以延续，而且针对教育国情中出现的技工荒、教育结构失衡、就业与三农等社会问题都有显著的改善功能，这就扩大了中等职业教育对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影响，进一步增强了其外部性和公共性。

从 2009 年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部分免费，到2012 年大范围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免费，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从量变到质变逐步完善的过程，伴随着其教育产品属性的变化，伴随着不同联盟的价值诉求。

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信仰系统

由于支持政府主导的联盟和支持社会主导的联盟之间的博弈，既与两大联盟对免费政策信仰最后所取得的共同认识、价值追求与其理想实现相吻合，又与整体社会的发展历程相契合。这其中不但显示出在沟通、质疑和批判中彼此之间的批判、妥协、交融，也表达了免费政策的变迁与国家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与诉求存在着紧密联系。

(一)深层核心信仰的统一

两大联盟之间在冲突中的质疑表明彼此所秉持的信仰系统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既是双方产生分歧争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促进双方进行政策取向学习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政策的深层核心信仰来看，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使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这一目标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期望、个人对教育的追求、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均达到最优化的愿望，同时也是社会对效益和公平的最高价值诉求与体现，并且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转型等方面的合理配置，维护了中等职业院校及其学生的根本利益，成为国家、企业、中等职业院校、学生及其家庭等众多领域相关主体的同一诉求。同样，这一宗旨也是指引免费政策不断变迁并趋于完善的目标动力，最终表现为两大支持联盟愿意服从的深层核心信仰。

(二)政策核心信仰的分歧

从政策核心信仰层面上分析，两大联盟在中等职业教育的优化配置方面有着迥然不同甚至天壤之别的理念。支持政府主导的联盟认为中等职业教育是为国家服务的，而且认为国家培养的中等职业人才应被学校和企业所拥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在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用人单位选择等多方面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必须建立在学校和企业层面上才有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经历了从繁荣时期到调整期向稳定期的过渡，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实行计划管理模式，中等职业教育完全是在以国家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模式下办学。中等职业教育受国家的经济补贴与日俱增，中等职业教育被视为公共产品的观点将日益被社会接受，而其产品属性决定了中等职业教育必须也应当服从国家的意愿。且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提高国民道德素质，增强民族产业发展实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础性工程。中等职业教育理应担负起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任务和使命，而学校和企业也应照政府计划的思路培养出国家所需的中等职业人才，这一理念植根于该联盟成员的思想中。

支持社会主导的联盟则关注中等职业教育的私有产品属性，认为只有了解学生及家长的需求和期望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要通过社会的视角思考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职业教育举办者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政策指导取向转变为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办学来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政策，逐步在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就业、教学设施、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等方面逐渐减少政府的计划控制和支持。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重点帮扶对象是农村家庭经济困难以及涉农专业的学生两大类，因此，该政策被政府称为是继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之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该联盟认为，国家的免费政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使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享受到政策的切实优惠，也没有有效地刺激农村贫困初中生就读中等职业院校的意愿。因此，要充分听取社会意见，重视中等职业教育的私有产品属性，发挥学生诉求与选择的自主权。支持社会主导的联盟的信仰系统认为，应由学生及家长确定人力资源供求关系的平衡，并且社会系统本身完全具有实现这种供求自平衡的能力。

(三)外部信仰的变化

对于支持联盟框架的分析，外部因素通过影响子系统进而影响着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变迁。影响免费政策变迁的外部因素主要是由于国家的宏观教育政策或经济发展发生了战略性变化，而中等职业免费政策实际上只是众多外部因素的组成部分之一。从中等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而处于转型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型发展服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宗旨，这必将是大势所趋。我国的宏观教育发展理论上要求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与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相适应，例如，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劳动力的需求日益高涨，但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带来的大学生数量的急剧上升，导致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发展问题越来越严重，中等职业教育已不再是学生的最佳选择。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建立以社会为导向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势必成为明智的选择路径。从观念系统和信仰系统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人的地位开始凸显，教育哲学逐渐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变,这种教育观念的转变要求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适应学生个体的发展并满足其价值偏好，使个人能力和价值得到最大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效率和公平关系的失衡，造成虽然在中等职业免费政策制定初期是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但在政策实施至今，免费政策的公平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三、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取向学习与政策

变迁的分析

支持联盟框架的研究者认为，政策取向的学习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联盟内部之间的学习促进了政策微调;其二，联盟之间的学习和跨联盟学习则会对联盟不同的政策信仰产生重大影响。而当两个联盟之间出现中介层面普遍的观念冲突时，跨信仰系统的政策取向学习才最有可能发生。也即内部政策核心信仰的变化会导致支持联盟出现分化，两大支持联盟之间的影响、质疑和转变同样在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中表现出这一特征。比如企业、中等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及其家庭等相关利益主体会因其背景、地理位置、影响力、经济条件及社会地位等因素，随着免费政策不断的调整完善，经济发展和社会舆论的变化在政策核心信仰上也逐渐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所在的支持联盟。

(一)政策取向学习与政策变迁

支持联盟框架认为，不同联盟只有对同一个问题的理念认识及价值观的冲突演化得不可接受时，才可能会考虑对方联盟的理念系统中的合理因素，此时跨联盟的政策学习和交流将可能出现彼此之间彻底的妥协。

在中等职业教育繁荣阶段，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两大支持联盟均站在不同立场上反省以往政策的欠妥之处。对于支持政府主导的联盟，在政策制定时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通过政策的出台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在招生方案设计、结构调整、资源配置等方面达到平衡。事实上，即使出台了免费政策，中等职业院校的招生存在困难，且学生的辍学率仍令人担忧等事实本身就说明了社会对这项政策的评价并不是如期望那么高，现在看来，这项政策并没有给公众带来切实的好处。而支持社会主导的联盟也对此状况给予批评，认为由于目前大学生存在着城市人的梦想，并且部分院校将国家资助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当作完成或扩大招生的主要工具。因此，作为学生主体的需求与学校以及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价值的冲突。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两大支持联盟均有着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愿望，最终形成了以社会为导向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在以社会为导向阶段，两大支持联盟之间的政策学习与交流始于对中等职业院校招生困难、师资队伍质量以及教育结构不均衡等认识的达成。在前期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后，政策的本意是通过价格效应，即通过实施免费教育和生活补助的相关优惠政策降低学生的入学成本，刺激学生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扩大中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比例，以完成政府对于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建设和完善中等教育结构的目标。但结果却表明，中等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令人堪忧。当学生和家长等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同感很低时，仅仅依靠政府降低入学门槛并不能真正起到刺激大众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这导致阻碍中等职业院校发展的根源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支持社会主导的联盟认为，这种政策在实行前后的应然与实然的反差是由于政府在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制定过程的评估中，没有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以致在实然的结果中，民众对于国家大量财力支持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领情。利益的正确表达成为政府反思的关键，真正在政策制定中代替获利主体进行利益诉求是对前期政策实施评估的出路。支持社会主导的联盟也同样发现，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初衷是尽最大努力实现农村中等职业学生的公平诉求，但是站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时，前期的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仍出现了很多问题，仅对取得数字表面的成就的突出将会影响对现象的深刻解读，对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是否能够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公平需要进一步的考究。

(二)政策变迁的理性分析

政府作为主导政策的制定者在对教育结构的合理调整做出决定时，其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制定交由社会主导存在疑虑，虽然大众中要求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舆论逐渐增加，但要使政府真正放权却不是一蹴而就的。支持联盟框架认为，政策经纪人将会在联盟之间的冲突和妥协中发挥作用，此时的政策核心信仰将发生变化。两大联盟间的相互学习和质疑的结果必须兼顾我国教育发展的具体国情，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持续增强。

第一，政策出台的力度与强度。由于教育政策的制定都必然面对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利益和原则的协调、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诸多矛盾。因此，决策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就存在着元价值、显价值和隐价值之间的冲突。改革开放38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多次召开或批准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于19912005年间先后3次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重大决定，于2014年作出全面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特别是2000年至今，国务院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基础力量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在宏观教育结构和布局中，必须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职业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不容置疑和改变。微观上，职业教育则应建立在地方的发展目标上，突出地方特点，满足地方需求。

从文件的上级来源和力度可见，国家逐渐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地位，中等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策的出台与经费的投入体现了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政策实施后的社会回应度，表明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未如制定时的预期。政府对中等职业院校监管的退位和缺位现象致使中等职业院校在学校管理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行为失范，影响了自身对于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这是政策失灵的主要原因。有效地贯彻落实宏观调控政策是毋庸置疑的，但对政策执行过程及时跟进评估机制更是必要的，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不是出台何种惠及中等职业教育的新政策，而是适时对已有政策进行梳理，明白政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发现新问题的路径。

第二，政策的回应度。政策的回应度是指政策在实施后满足相关利益主体需求的程度以及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程度。自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改革政策实施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由于市场的调节也会出现失灵现象，导致中等职业教育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常有，此时社会力量也很难解决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以弥补社会力量的缺陷，切合实际需要。但是，由于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设计、制定迅速，政策的回应度显示，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考究、方案拟定、调研、评估、试行、修正的循环探究过程常被忽视，在此背景下的最终政策也只是唯一，而不具有比较、选择性，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则受自身价值取向的判断惯性影响，认为最终免费政策达到实际效果与制定的预期目标是相符的。

第三，政策执行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政策的执行只是政策系统中的一个环节，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可控和社会环境的复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就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而在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执行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问题：首先，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在制定初期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免费效应增强中等职业院校的吸引力，从而解决其招生问题，以保持高中阶段教育普职比大体相当。但通过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反思发现，这一目标并未达成，并掺杂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部门单纯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招生指标而弄虚作假的现象。虚报招生数字、违规套取中等职业教育助学资金、有偿招生等使得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巨大投入被不同利益群体所瓜分。其次，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是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出台后受社会各界称赞的关键所在。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是国家政策对公共教育资源的合理再分配，通过对农村家庭贫困学生、涉农专业学生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教育补偿，达到扶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努力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以促进教育公平的目的。但多位学者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得到免费政策资助机会的学生并不完全都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非家庭贫困学生也获得了免费政策的资助，这就使得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扶贫初衷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使政策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当初本政策制定的关于通过免费措施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初衷受到了质疑，这需要跟进政策的进一步评估。

四、结语与建议

(一)结语

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在不断的变化中体现了不同联盟的价值选择，根本原因是对不同信仰系统的支持与质疑间的博弈，在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涉及的效益、效率、公平及政策回应度间的关系上的分歧。综上，支持政府主导的联盟首先考虑的是公平优先原则，而支持社会主导的联盟则是按照效率至上的原则。中等职业教育的合理配置应以人力资本的供求主体的信息对称为前提，以社会为主导的联盟认为，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共享与对接是实现中等职业平衡发展和高效配置的前提;以政府为主导的联盟则认为，政府力量的介入是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弱势群体公平教育机会与竞争的有力保障。两大联盟在初期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是由于没有透彻理解彼此的价值取向与相关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从而对彼此的信仰系统的适用范围认识模糊，导致彼此在中等职业免费政策的认识和定位出现混乱，而两大联盟在政策中地位的变动导致了我国中等职业免费政策在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格局变动。

在两大联盟进行博弈的过程中，政府在逐步地向社会释放其权利空间。虽然这一过程显得很艰难并略带犹豫，但是总体上看，社会主导的趋势将日益凸显，双方有达成共识的倾向。但两大联盟对政策的贡献并没有排他性，政府力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仍会占领主导地位，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独权，之中必将包含有社会的强烈诉求。因此，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变迁历程在两大联盟博弈的过程中实现了兼顾政府宏观调控的基础上以社会需求为主线的政策模式。

(二)对策建议

第一，由于制度本身的因素及中等职业教育的溢出效应，导致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本身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执行的主体间的多元价值诉求不同，此时的社会联盟由于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完善，很难进行各方主体的协调。因此，政府应当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构建各方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努力达成共赢的共识局面，最大化地获取政策执行的效度。由于我国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由社会掌控而政府不加干涉，重视政府有效的干预有其必然的作用。中等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的基本内容，对实现教育公平、平衡教育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政府应在原有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治理体系，建立起既表达社会合理的价值诉求，又尊重政府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的能力机制。举例来说，对于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执行，各地的溢出效应很严重，政府单纯地把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作为固定任务，这种现象削弱了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的意义与影响。此时，可以考虑把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转变成以社会力量为方法，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把政策在初步试行时缩小范围，根据社会影响与公众舆论辐射至大范围，通过社会力量切实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体现了政府间接调控手段的作用，助力实现教育公平的目的，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目标。

第二，在支持政府主导的联盟中相关政策制定的部门有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地方相应部门有省教育厅、财政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在政府主导的联盟中他们是政策的共同体，在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中都有各自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并且他们在本部门又会有各自要完成的任务。不同的行政机构在同一个联盟中具有使他们成为某个特定联盟中的一部分的使命，但这个使命通常被一个法定的命令所搁置。此外，大多数部门又拥有各自要完成的不同的传统任务，并且这些部门需要找到一些方法，运用一定的手段以坚持他们的传统任务。地方政府的生存逻辑是以完成上级政府的任务为基础的，他们虽然同在一个联盟内，拥有共同的政策核心信仰，但由于有意或无意的工具理性而使内部价值取向出现分歧，这种多元的价值诉求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政策制定的初衷。例如，上级政府把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指标分配到各地院校后，对招生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层级下达，但对于地方政府该如何有效地监管，如何合适地投入资金与人力支持、学校又如何积极地配合政策目标的完成却没有明确，地方政策单纯地将招生作为任务，从而不择手段的达标成为影响政策效果的重要原因。针对此种现象，需要政府各级部门对自身职责任务进行明晰，加强工作间的衔接与及时沟通，避免各家自扫门前雪的脱轨现象，导致政策的执行效率低下、社会回应度不高等问题出现。强化联盟内部政策价值取向的学习，不但能促进不同部门间的沟通与学习，稳固联盟组织，而且能够提升政策的效益、效率、回应度，有助于联盟内部政策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