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道风云三十年

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经过数次“战役”，“燕子帮”在当地站稳脚跟，人马逐渐壮大。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

1983年以来，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打黑”运动。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每每爆出大案，摄人眼球，但是依旧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

煤炭业黄金十年，使得山西黑金涌动。与之相关的产业链，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亦寄生着诸多吸榨“黑金”的黑道“豪强”，二者结伴而行、劫掠共生。

号称“太原地下组织部长”的张新明，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30年前，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渺如一粟；但此后，其转战军界、铁路、化工、矿业，在太原、山西乃至北京官场、商界呼风唤雨，财富增至百亿级之巨。

官场腐败，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做大的土壤。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不是黑帮电影里的故事，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混混”的早期岁月

山西大部，古属燕赵，民风彪悍，“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此种民风，曾在“文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后山西被军管，杨成效被逮捕、枪毙。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文革”后崛起的各路混混，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

“厂矿子弟多，待业青年多，打架斗殴多，小偷小摸多”，是彼时太原的特点。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当时的五一路、解放路，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小混混”。太原除了“傻大黑粗”，还有一个著名绰号：华北第一贼城。

1983年-1987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严打”，山西诸多“大哥”因此留下前科。

其中之一，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山西贼王”王彦青，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王的父母，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

因偷窃金额巨大，王彦青被判死缓。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进入汾阳监狱后，凭拳头当上“牢头”，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地道战”，以图越狱。

1988年冬，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随后两年，王多省流窜，先后杀死16人、杀伤13人，抢劫汽车、撬盗保险柜无数。

1989年王彦青潜回太原，躲在已释放的狱友武双喜家，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发现，王开枪杀刘，震惊警界。

1990年春，王彦青在湖南嫖娼时被查获，一番枪战后落网。被押回山西后，王和警方讨价还价，大吃大喝数日，才交代一处埋尸地点。最后，其被公审、枪决。

上世纪80年代，除了王彦青，太原的“道上名人”另有“三明一利”、米家兄弟、王洋、“钢头”，一时间群雄并起。

米家兄弟中的“拐三”米为民即是张新明未来的亲密盟友，其家族经营宾馆洗浴，黄赌一条龙，名震太原城。而张新明家乡古交工矿区，一颗“社会新星”亦在升起，但他不姓张，而是绰号“王保儿”的王建军。

1983年，王保儿因流氓、伤害罪，被古交工矿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85年改判为十年，1989年8月提前释放。“坐牢成了镀金”，出狱后王保儿变本加厉，在古交欺行霸市、殴打群众，还多次打伤干警，却无人敢管。

1996年公安部发起“打击团伙犯罪，扫除社会恶势力”运动，“颇有家庭背景”的王因流氓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被判死刑。

早期的山西“古惑仔”， “主业”多是好勇斗狠，偷窃为生的王彦青反是少数。

也有以“侵财”为主业的“领先者”，譬如王洋、“钢头”团伙。“钢头”真名曹志刚，系太原铁路局车辆段工人，和受过第一次“严打”的无业游民王洋是拜把子兄弟。

山西省高院的判决书显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曹王二人多次结伙，和梁海清、“小四毛”任爱军（此二人是未来的重要人物）等人，在太原持枪持械斗殴、抢劫，致死人命，侵财数额动辄数千元――上世纪80年代末，此乃天文数字。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黑恶势力，绝不止于太原一地。杀人越货近百起、制造了“百万元绑票大案”的大同王顺团伙，后来震惊全国的“运城狼帮”，此时均已崭露头角。

张新明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早期在家乡下煤窑、拉平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从中铁十二局手里买了一辆报废卡车，为古交水泥厂拉石头，这是其进入运输业的第一步。

上世纪80年代末，张借用中国煤炭博物馆劳动服务公司的手续，在太原北郊向阳店铁路专用线发煤。刚一出道，张新明就知道依附权力赚钱，远比只会打打杀杀的混混们高明。

张新明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不同于那些胸前臂上纹龙刺剑的街头霸王，这亦是官员愿意与其交往的一个因素。

“黑社会性质组织”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公安机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主旋律。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打黑”主战场，并不出在各大工矿区，而是在粮食产区晋南。

1994年5月，运城司马光祠堂被盗，盗贼将11尊泥塑雕像的头部锯下，走私到海外。新华社内参报道后，中央领导批示：“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的文物。”紧接着，晋北忻州一带的群体拐卖外地妇女事件，亦被媒体曝光。

为此，山西警方展开了专项“严打”。在山西侯马市，“侯百万”、“郭千万”两个特大文物涉黑集团浮出水面，警方抓获了125名“盗墓贼”。

侯林山、郭秉霖两人，盗掘、走私春秋战国古墓，“富可敌市”，百万、千万绝非夸张，其经济实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彼时，两个犯罪团伙高薪养人，马仔均拥有汽车、摩托、大哥大、传呼机、“五连发”猎枪，硬件、火力远胜警方。后来，以其人其事为原型，还拍成了一部电视剧。

此案要害，在于这是山西首个暴露出“政界警界保护伞”的涉黑案件。山西省公安厅正科级侦查员范文龙，侯马市委副书记张洪生、政协主席李刚、政法委书记许进学，公安局副局长贾守德、路西刑警队副队长刘林、干警周志国，侯马市浍滨办事处副主任姚河平等人，因此纷纷落马。

四名案犯是白法义、徐成吉、芦裕山、徐存科。其中，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队中队长。抓捕徐存科时，徐的同事郭曾中弹牺牲。最后，愤怒的太原警察将躲在家中的徐存科当场击毙。其余三人，最后全部被判死刑。

2000年12月，最高法颁发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四个方面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特征，其中第三条是“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

从这些司法条文看，“狼帮”、“侯百万”、“郭千万”、徐存科团伙时期，正是黑恶势力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演进的关键节点。

太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七大犯罪团伙――“一丁二伟曹三胖，四毛五拐六和尚，满林为大”，无不带有鲜明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上述对联中描述的七个人，分别是指丁巍、林二伟、曹志生、任爱军、米新民、郭喜平和绰号“三马虎”的李满林。

上世纪末，在太原解放路，“拐五”米新民因捅死“道上”另一大哥“小鱼胖”，从此亡命天涯。2014年张新明落网后，“拐五”在其兄“拐三”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被擒。其余六人，均在本世纪初席卷全国的“打黑”中落网。

七人中最有名的，当属李满林。1986年，17岁的李满林和朋友去太原绿柳巷跳舞，一个叫王强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脚，李满林等人便手持菜刀，将王强砍死、王的同伴刘晋平砍伤。随后，李因流氓罪被判刑两年。

刑满释放后，李满林开始纠集昔日狱友、刑满释放分子、劳教和有劣迹的社会混混，通过设赌抽头、放高利贷聚敛钱财，势力逐渐壮大，成为称霸一方的“山西赌王”。

1993年，李满林手下、绰号“李向阳”的吴铁虎，到“小四毛”的势力范围太原华洲宾馆设赌。“小四毛”命人把吴绑到太原东山痛打，还敲诈了几千元；随后，李满林另一手下“赖黄毛”张海默，又被“小四毛”和任晓峰打伤。

为了报复，李满林率队持枪，在太原柳巷老字号“大观园澡堂”和“小四毛”团伙火拼，当场打死杜大忠，重伤任晓峰。从此，小四毛对其服软。

一位和李满林哥哥李茂林有过交往的太原人说，“三马虎上面有人，太原、省里和北京都有。”“大观园”火拼后，李满林很快被取保候审，成为黑道传奇。

李满林锋芒毕露，且“上面有人”，丁巍、林二伟、曹三胖等人纷纷避让，尊其为“大哥大”。

1994年开始，李满林的赌场遍布太原，宛若内陆澳门。山西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往往一场豪赌就倾家荡产。欠下李满林团伙的高利贷，必须及时偿还，否则必定断胳膊断腿。

设赌放贷让李满林财大气粗，其常到澳门葡京豪赌，输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已是常事。

2003年元月，被称为“山西涉黑第一大案”的“三马虎”黑社会组织团伙案宣判：李满林死刑，处罚金800万元；其余27名罪犯或死缓、或有期。

这一时期的山西黑道，除了明显的暴力敛财，“公司化运作”已开始出现。

当混混遭遇大佬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张新明，还不是新闻人物。

开始发运煤炭后，张新明的婚姻发生变化，其和乡下的发妻王艳离婚，迎娶了太原铁路局运输处主管的“千金”李艳清。

彼时运力短缺，掌握车皮的铁路货运部门炙手可热。显然，这门婚事使张的煤炭发运业务如虎添翼，这也是张迈向上层的关键一步。

上述事实，均被写进了山西省产权事务中心2000年对“山西华北黄金实业集团公司”做出的《产权界定意见书》中。

“傍”上军队，是张新明的关键一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张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长治路建设了金业公司新办公楼。1998年，国家禁止军队经商，张与军队脱钩，开始正规的公司化运作。

人脉和财富的增长，使得张新明家庭出现新一轮“内乱”。1998年，妻子李艳清怀疑张新明和公司女出纳倪燕萍有染，于是花钱买凶，希望教训一下倪。

事发第三天，李艳清被抓获。张文革、史晋慧则逃往四川，不久后落网。

上世纪80年代的首轮“严打”，张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窃，被拘役和劳教过；而史晋慧也因盗窃罪被判八年。张文革和“三马虎”等人亦有交情，自认为在太原杏花岭区大小算个人物，并不畏惧警方和张新明。

李艳清雇凶一案，经过太原中院、山西省高院两级审理，最后史晋慧被判死刑，张文革和李艳清被判无期。判决书显示，量刑较重的原因，是杏花岭公安分局鉴定倪燕萍“构成重伤”，省高院司法鉴定认为“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损害达到伤残五级”。但是，倪后来成功怀孕产女。

三人均不服判决，家属全部开始上访，控告张新明、杏花岭区公安局长邵建伟以及法官，但张始终屹立不倒。

对张新明而言，社会混混不足为惧，与手握铁路货运大权的妻子家族反目为仇，却异常凶险。但张最后摆平此事――不仅迎娶了倪燕萍，“李艳清也很快出了监狱”。

“古典混混”和“现代大佬”的偶尔交锋，前者惨败收场。

外籍黑帮崛起

本世纪初，随着大规模“打黑除恶”，太原以及全山西省一批著名“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土崩瓦解。

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吸引了以东北和新疆为代表的外地黑帮向山西渗透。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干警称，“在本地混混的压制下，这群人以往比较老实，不成气候。本世纪初，集中打击本地黑势力后，这群人突然崛起，人丁兴旺，至今困扰省城治安。”

警方事后查明，2005年以来，新疆莎车籍人员和墨玉籍人员在太原争抢地盘，时有冲突。莎车籍团伙为把墨玉籍团伙赶出太原，从2005年10月份开始，精心策划了这场殴斗。

这种有组织的依靠新疆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繁华商业地段大规模盗窃、抢劫，已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特征。“但没有好的办法”，“抓了放、放了抓，撵走又回来、春风吹又生”，当地一些干警极为苦恼。

经查，这些东北籍疑犯的“主业”，是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从事“看场子”，控制娱乐场所“小姐”，并常在一些老板、城中村村官的雇佣下，聚集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进行“摆场子”、打砸等暴力犯罪。

除此，东北籍黑帮还多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设局赌博、敲诈勒索、吸毒贩毒、护送黑车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

“外地籍人群涉黑犯罪问题，困扰着整个山西，至今没有彻底解决。”山西省公安厅一位退休干部坦言。

彼时，张新明麾下的金业集团，也被卷入这一问题。

2004年元旦深夜，金业集团的保安队长曹连尉、保安曹连胜两兄弟，率领其余六人，在山西省委大楼斜对面的人行道上，将东北人付士玲当街枪杀。

付士玲，辽宁抚顺无业人员，人送绰号“付老大”；曹连尉，吉林安图县人士，绰号“曹老大”。

按照警方的说法，曹氏兄弟在给金业集团担任保安的同时，还在太原从事“护场子”，向一些歌厅强行收取“保护费”，和“东北同行”付士玲因为抢地盘发生冲突。

警方资料显示，曹氏兄弟作案后，找到时任太原小店看守所所长的陈贵峰，请其将作案枪支藏匿。陈贵峰随后将两支制式连发猎枪抛于小店区一水渠内。在法庭上，陈贵峰称与曹氏兄弟是多年的朋友。

曹连尉至今在逃，故枪支来源不得而知。但有金业集团原职工实名举报称，起因是张新明本人在唐都酒店消费时，和“看场子”的“付老大”发生冲突，而非曹氏兄弟。“曹氏兄弟只是保安，陈贵峰自称和他们相交已久，有点奇怪，自降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中国各地开始海选村官。在土地较为稀缺的城中村，竞争非常激烈。太原不少两劳释放分子，开始利用贿赂和暴力聚拢选票，强买强卖强揽工程，为东北帮“摆场子”带来巨大“订单”。 向政法界渗透

2003年至2004年，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燕子帮”黑社会组织大案。绰号“燕子”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替别人打架、讨债。经过数次“战役”，“燕子帮”在当地站稳脚跟，人马逐渐壮大。

为寻求长久发展，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共有15名“燕子帮”成员考取了警校，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工作。这帮“内鬼”，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助其成员逃脱。

2004年，冯小春、郝兵锁等67名“燕子帮”成员被抓获，缴获各类枪支47支，其中半自动军用**1支，子弹1400余发。郝兵锁被判死刑，冯小春被判16年。

为“燕子帮”提供保护的中阳公安局长刘植生、纪检书记李保全，亦被移送检察机关。

更轰动的“警黑一家亲”案例，当属2005年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当年5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李忠义到太原旅游，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和太原尖草坪区刑警大队刑警刘立民发生争执。

刘立民的“小弟”――当地混混张吉、安胜利等人，在省委大楼对面，用大棒、钢管把李忠义殴打致死。该案庭审时，张吉等人当场承认，他们主要依靠偷窃为生，偷来的钱一多半要分给刘立民，法庭一片哗然。

警匪勾结，甚至警匪合流，成为彼时及未来诸多大案的共同特点。

2009年，申公元明知李克伟隐瞒矿难正被通缉，仍将其藏匿于儿子在京的房中达三个月之久。2010年李克伟自首后，申公元随即落马。

2010年的另一桩大案，是阳泉以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为首的涉黑组织被破获。“黑老大”关建军，公开身份是阳泉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长。

关氏兄弟的一大财源，是垄断了阳泉的“地下赌场”。

从1997年开始，关氏兄弟就开始在阳泉火车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设赌抽头，随后在阳泉市区开设地下赌场多达十余家，其规模浩大，甚至吸引来了石家庄和北京的赌客上门。

2005年上半年，公安部在全国发起“禁赌风暴”，严厉打击境内外赌博、赌场。而同一时刻，关氏兄弟大肆扩张，在阳泉市南庄百坊仓库等地开设了啤酒机、蛋蛋机赌场，由专人管理，专人放哨、专人专车接送赌徒。

如此无畏，完全仰仗关建军的巡警大队长身份。

而在太原，这场“严打”，让张新明的“战友”武全旺被迫跑路。不久，“三马虎”、“小四毛”时代的老大、马仔们纷纷出狱。这些人一个共同选择，多是奔赴澳门赌场，加入从内地吸引客人到澳赌博的“洗码仔”队伍。

曾在澳门打拼过的一个太原籍洗码仔介绍，山西籍洗码仔群体，在澳门势力庞大，所吸引来的山西客人，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齐名。一些洗码仔，早已不单纯靠洗码为生，而是开设了大户室，成为部分大型赌场的合伙人。

这些洗码仔中的佼佼者，有梁海清、绰号“兔兔”的刘明礼、绰号“六毛”的刘庆元、原“三马虎”团队成员“臭鸡蛋”、大同谢江、古交武全旺、榆次侯连会、晋中赵幸福等人。甚至到了后期，张新明和其大哥张新跃，也积极加入了这门生意。

2009年，山西晋城公安局在局长李亚力的安排下，一举端掉了赵五庆、崔晋霞和毋红梅三个跨境赌博中介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在对三个案件的梳理中，发现了赌博代理人的一些“秘诀”。

首先是寻找当地有钱人，类似于营销学里的“顾客精准定位”。在山西，豪赌逐渐成为煤炭行业暴发户的病态生活方式。赵五庆的客人中，大多是身价上亿的煤老板，也有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企经理，甚至国家干部。

晋城智博煤业公司的老板赵武智，从2007年起，多次在赵五庆的安排下飞到澳门赌博，先后输掉近亿元。“要么跳楼，要么还钱！”在赵五庆威逼下，赵武智煤矿被抢走；陵川县夺火乡夺火村支部书记王志保，承包煤矿发家，最后被赵武智带到澳门，一夜返贫。

其次是“优质服务”。为了诱惑“财神爷”去澳门，赵五庆们的服务可谓五星级。从代办理澳门通行证到乘机、住店，兑换筹码、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赌。赵五庆在澳门太子星厅租设了赌场，由专门人员联络赌徒，为参与赌博的人兑换筹码；还在珠海开办了珠海兆庆贸易有限公司，负责资金流转，通过该公司将赌资“洗白”。

赌客一旦输光了钱，借下高利贷，赵五庆会立即翻脸不认人，打手不断上门讨债。晋城警方称，赵五庆等人的涉案额，已经达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山西大规模的跨境赌博、洗钱，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地政经生态，导致资金外流，有的地区经济凋敝。

染指煤炭业

2003年开始，中国煤炭价格节节攀升，从而造就了晋陕蒙地区前所未见的暴富人群。

黑恶势力一直寄生于利润最高的黄赌毒。当煤炭利润堪比黄赌毒时，自然引来了各种势力的争夺。

在孙中山题字“以平定煤铸太行铁”的阳泉，“黑老大”兼巡警大队长的关建军，把矿业抢夺战搅得高潮迭起。

2003年煤炭市场好转后，关建军黑社会团伙先后霸占了平定西锁簧煤矿、平定胡家庄煤矿、平定卓正煤矿、宁艾煤矿、北庄煤矿、昔阳北坪煤业等众多煤矿的经营权；其组织成员还在阳泉市郊区、平定、盂县大开“黑口子”，公开盗窃国家资源。 阳泉附近的昔阳县北坪煤矿，前身是北南沟村办煤矿。在多次资源整合后，法人代表吴岳林已无力继续投资。关氏弟兄突然介入，表示愿意贷给吴岳林350万元，条件是承包该矿十年。

关氏弟兄随后引入了福建宏达土石方公司，垫资承包北坪煤业的土石方工程。2009年，早就设计好了的关氏弟兄准备将该煤矿以5亿元价格出售，但又不想支付宏达公司已垫付的工程款。2009年4月，关氏弟兄组织200余名“混混”，持械闯入宏达公司驻地大肆打砸，造成多人受伤，对方只得撤离矿区。

法人代表吴岳林不签字，煤矿无法过户，而吴坚决不卖该矿。但在喝了关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后，吴岳林被关建军抓到阳泉戒毒所“强制戒毒两年”。

同病相怜的宏达公司老板积极帮助吴岳林行政复议，将其救出戒毒所。但紧接着吴岳林又被关建军抓回阳泉，关进戒毒所，反复数次。最后，吴岳林远走广西避祸。

吴岳林被抓期间，北坪煤业以5亿元被非法出售，更名为“安顺北坪”煤业，开采者亦变更为华通路桥公司。

关建军落马后，因煤矿手续变更中的诸多瑕疵，北坪煤业所在村委会和华通路桥公司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去年7月，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突然被中纪委带走。有观察者分析，已落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和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或涉王国瑞一案。

有当地人称，华通路桥公司因采用露天开采，和当地居民经常发生摩擦。而出动“护矿队”站场子，是这些老板的基本方法。

和阳泉人一样，争矿引发的矿区大规模殴斗，在山西各大矿区居民眼中，已成家常便饭。

针对煤商群体的黑社会性质侵财案件，亦开始在山西高发。

2008年4月，临汾“混混”师泽峰等四人，闯入乡宁煤老板刘某家中，将其捆绑蒙面，敲诈了1000万元撤离；

为了帮助白培中隐瞒财产来源，时任太原公安局长的苏浩操纵干警办假案，最后引发山西官场“连环溃败”，至今余音不绝。苏浩的继任者李亚力、柳遂记亦连续倒台。本是黑帮天敌的公安局长连续三任涉贪涉腐，令人嘘唏。

对张新明而言，自2003年开始，对一系列煤矿的争夺，一直伴其前行，屡屡成为新闻明星。

表面看，张“吃相文雅”，并不使用暴力夺矿，但据笔者在古交的调查，这一切均是表象。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张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规模私挖滥采，并频频通过操纵司法，设局对其他矿主进行“趁火打劫”。

山西黑道风云30年，其做大做强的轨迹，正和山西官场沉沦同步。在山西官场因腐败而到达崩溃临界点时，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级换代，从单纯的暴力团伙，转型为公司化运作、并向政界警界深度渗透的社会毒瘤。

不过，清算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