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日军书信:为了承担的纪念
樊建川问来汇报的工作人员：“第一小分队到哪儿了？”
“已经到了没有路的地方。”工作人员展开一张手绘的地图。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建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从来没这么忙碌过。6月3日这一天，馆长樊建川要接待7波来访人员，但是他仍抽出时间来安排近期他最关心的事情――想办法从西藏阿里海拔4000米以上的山上，把美军飞虎队在二战时坠毁的飞机残骸背下来。听说飞机的一部分被美国人弄走，他禁不住骂了一句粗话。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飞机残骸散落在海拔4300米到4700米的一片大山上。在阿里，这样的海拔不算太高，问题是没有路能够到达那里。从营地出发，抄近路上去，至少要跨过3条河，需要修桥，才能通过；如果绕过这些河流，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翻山越岭，需要5天时间。才能到达。樊建川的焦虑，是必须在修3座桥和翻5天山之间，做出选择。他很干脆：修桥吧。
信件收集故事
和从阿里的高山上背回飞机残骸相比，搜集日军的书信，是一件相对轻松的事情。
但是，如果能坚持18年，搜集3000封日军书信，其难度并不亚于背飞机下山。这需要眼光，也需要坚持。
1996年樊建川到日本，在京都、奈良逛街时，发现当地的文物店铺里和地摊上竟有大量日本“二战”时期的杂志、画报等物，其中不少与中国有关。樊建川当即取消了到其他地方观光的行程，专门收集这批东西，“我见到就买，仅购买翻拍的图片就超过20万张。我是一次就把东西买了，装进集装箱给拉回来的，一次基本上就把市面上的东西全买了。”他戏称这是一种“文物反扫荡”，战利品包括：画报1000余本，如《历史写真》《支那事变写真》《国际情报写真》等；上千张日军的明信片，还有作战地图、信件、钢盔、望远镜、指挥刀、绑腿、指南针……
在日本，这些书信散落在各古玩商店。在古董商的眼中，这些书信和邮票一样，属于集邮类收藏。古董商看重的是，信封保存是否完好，邮戳是否清晰，而很少会想到抽出里面的书信看一看。事实上，正是在这样的收藏和转卖过程中，很多书信的正文都遗失了，只留下含有时间、地点、人物信息的信封。信中究竟说了什么，似乎并不重要。这是一种收藏，也是选择性遗忘。
樊建川感到心痛。他更感兴趣的是信的内容。这些不是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在中国战场从事侵略战争的士兵和家人的通信，信中记载的是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那场战争。他要抢救这些信件，对那些颇有“收藏价值”的空信封，他并没有太大兴趣。他想弄清楚的是，这些写信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家人，又会说些什么？
樊建川不懂日语，只能勉强辨认里面的汉字。他求教于一些懂日语的朋友，发现这些信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家书，是士兵最私人化的战争表达。当这些士兵放下枪、拿起笔的时候，他们对家乡妻儿的思念，流露出了普通人的真挚情感。但是，正如同樊建川所收藏的日本地图一样，在这些书信中也时时刻刻透露出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他们看到中国的大好河山，在欣赏之余，也都有一种占有心态。他们以为，占领的土地，就归日本所有。一位在南京的士兵，在信中称赞“占领南京后，南京发生的巨大变化”，而对于自己是否曾参与了正在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绝口不提。
和那些枪炮、刺刀等直接见证战争的文物相比，这些家书，显得温情脉脉。但是，樊建川却从这些书信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很多书信，都有被涂改过的痕迹，这些往往是具体的地名，或透露了部队的行踪和任务的信息。这说明，在侵华战争时，日军有非常严格的书信审查制度。书信审查，是保密制度的一部分，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日军有完备而成熟的管理体系。樊建川也收藏了抗战时期不少川军将士的家书，这些信壮怀激烈，至今读起来仍有强大的感染力，但是这些信对部队的行踪，甚至对长官的不满和牢骚，随处可见。“你说这样的信多危险？”樊建川感叹。
樊建川对日军书信的注意已经有18年的时间，最初一次可以买回很多，而现在，这样的书信不好找了，最近一次去日本，他只找到了5封。尽管如此，他收集的总数量也达到了惊人的3000余封。他的执著，为他赢得了不少日本朋友，包括一些曾参与过侵华战争的士兵，去年去日本，就有一位93岁的老人骑自行车出来接他。这些老人，有时候会为樊建川提供一些和战争有关的文物信息，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赎罪。另外，在日本开文物店的华侨和留学生也给予樊建川很大的帮助，尤其是留学生，不辞辛劳，开着车带着他到处寻找。
这3000封日军家书，毫无疑问，是战争的铁证。日本设计大师矶崎新来参观时看到这些书信，他说：“这些信写得非常仔细。如果把这些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战争就在里面了。”樊建川也有这样的想法，他希望把这些书信全部翻译过来，分原件和翻译件整理出版。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人对这些书信进行专门的研究，“毕竟，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
十年磨一馆：侵华日军罪行馆
在樊建川的收藏中，3000封日军家书，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这些年，他几乎倾尽所有，收集了两百余万件抗战文物，其中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上百件。
2007年7月，北京某拍卖公司准备了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交出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有113个驻华名称和番号等重要信息，是日军侵华铁的罪证。拍卖目录刚一寄出，听说就有买主从四面八方赶去，又听说有海外商人筹足资金准备“豪夺”，又有一名神秘买家放话：势在必得。樊建川担心自己的资金无法与海外的富豪相抗衡，希望找到卖主，私下沟通，出价让他撤拍。他到北京、天津寻访，发动大量“线人”查访，过程非常艰难，但终于还是在拍卖前一天成功找到了卖主。樊建川的诚意打动了卖主，他同意撤拍，而樊建川也以远高于起拍价的价格将这批文物拿下，“重要的是，把这批文物留在了中国。” 但是，这位“大馆奴”却并没有一般收藏家那种对文物的强烈占有欲，相反，他在收集文物的过程中抵达了内心的自由，也显示了仗义。他搞到了两个日军731部队使用的陶罐，那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关键证物，完全有可能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但他却把保存得更完好的那一只，捐给了哈尔滨731纪念馆。也许最好的收藏，就是让一件文物到它最适合待的地方。“川军牺牲60万条人命，一个文物我有什么舍不得的？”
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一年樊建川很拼，他一口气开了5个馆：共产党抗日纪念馆、国民党抗日纪念馆、川军抗战馆、援华美军馆和抗日战俘馆。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这10年，也许是樊建川最奔波的10年。而这10年的奔波，将在一座场馆和一场展览中得到最好的体现――侵华日军罪行馆，目前该馆正在加紧装修，必须确保在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开馆，迎接已经预订了门票的参观者。
如果有足够多的钱，也许在抗战胜利60周年时就可以推出日军侵华罪行馆。在2004年7月，日本设计师矶崎新就把侵华日军罪行馆的设计方案交给了樊建川，并到市场上考察了建筑材料，但是因为资金原因，这个馆直到2010年才竣工。同样因为资金原因，侵华日军罪行馆旁边，还沉睡着一座七十二行馆。文物齐备，展览方案出色，但没钱实施。
侵华日军罪行馆的展览方案，是樊建川本人一手敲定的。入口处，将用装置来表达日军大军压境的感觉，地面上，将有一千个日军头盔图案。而在出口处的墙壁上，受押的日军士兵贴在墙上，垂头丧气。从入口到出口，将有14个展厅，用证物来展示日军从1931到1945年长达14年的罪行。
为了日本侵华罪行馆的设计方案，世界知名的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曾五次来到成都。第一次到安仁镇，他要求住在刘文辉公馆。那时候，刘文辉公馆正是樊建川的办公室。“当时抬来一张床”，而“厕所是旱厕，要走很远”。樊建川说：“晚上，偌大个公馆，就矶崎新和保安住在里边。”
作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帮中国人设计侵华日军罪行馆，矶崎新在日本面临的压力和质疑可想而知。矶崎新在建川博物馆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人们需要正视，自己只是以自己的方式为这段历史做些事情：“这是回避不了的一段历史，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只是冷静、客观地把这段历史展示出来。”矶崎新称，自己的行为不带有任何政治立场，这个侵华日军罪行馆“没有要声讨战争的本质，而是要向世界展示这段真实的历史，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一个正视历史、呼吁永久和平的交流平台。”
矶崎新出生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日本战败那年他14岁，当时看到整个城市都是废墟，这样的印象定格在他的脑海里，这种废墟感甚至渗透到他此后的很多建筑设计当中。“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若要有好的未来，就必须从相互理解开始。理解来自沟通，而这个博物馆就是沉默的沟通使者。”
不过，和别的场馆一样，侵华日军罪行馆的设计，也融合了樊建川的主张。“原来设计的日军侵华馆是白色的，我说必须改成灰色。”因为，那段历史的分量，在樊建川心里从来没有减轻。
为了有效地解决资金问题，樊建川与时俱进，想到了一个时髦的“众酬”办法。从侵华日军罪行馆进行预展开始，博物馆将预售建川博物馆聚落纪念门票10万张，用于“众筹成馆”。首日售出的上千张门票中，就包含歌星王菲、演员陈坤等认购的门票。纪念门票，区别于普通门票，采用预售方式，实名登记购买，将发售10万张，价格与目前的通票无异，仍为 100元，可以通览已开放的场馆，但要等到2015年8月15日后才能正式使用。
事实上，通过预售纪念门票来筹措资金，实现“众筹成馆”的想法最先出现于樊建川去年11月30日发的一条微博：“侵华日军罪行馆，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设计，峻工了，未陈列。因自2003 年拍地建馆至今十年，疏于生意，资金枯竭，将办公楼、商场、加油站、停车场资产售尽，用于：开放24个场馆，抢购大量文物，补贴开馆八年等。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想自筹部分资金，再预售一部分纪念门票，‘众筹成馆’，亲 ，成吗？”
这就是老樊。他已经58岁，却仍在为收集和展览抗战文物而奔波，并不惜卖萌。
他曾说：“一个国家的光荣，可以让13亿人中的每一个人去分享，而国耻，同样需要每一个人去承担。”樊建川曾出版过一本书，叫《一个人的抗战》，里面记录了他搜罗抗日文物的全部辛苦。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有自己的“抗战”。这种“抗战”并不是要呼吁战争，恰恰相反，是为了和平而收藏和纪念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