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研究综述

一、社会资本理论探讨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源起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在经济学方面，主要是洛瑞、波拉思以及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学方面，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关于强关系、弱关系在个人求职中的作用的探索性研究对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经济学方面的源起。“资本”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学研究领域，是经济学的核心术语，指以交换媒介为体现形式的价值载体，是一切能够带来收入或利润的资财，具有物质形式。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把“资本”理论的研究拓展到了非物质领域，资本也由此成为带来价值增殖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然而，这时的资本概念仅属于生产要素，仅限于经济资源。但不久，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范畴，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权力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资本理论。此后，经济学家波拉思提出了“F-连接”理论。他认为，由家庭（family）、朋友（friend）和公司（firm）组成的关系网络影响着经济交换的方式。而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充分注意到了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以新古典理论说明特殊经济制度产生的条件以及这些社会组织对系统活动的影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独立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修改理论假设，以使之更符合社会现实。洛瑞认为，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率先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以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才逐渐被社会学者所接受，以至于到20世纪末，社会资本研究成了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热门课题。

第二，社会学方面的源起。尽管有关社会资本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Durkheim）的“集体意识”、齐美尔（Simmel）的“互惠交换”、韦伯（Weber）的“强制性信任”，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直接理论来源是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林南（Lin Nan）等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研究。真正作为社会资本理论，是从布迪厄、帕森斯等人的研究开始的。是布迪厄最早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中。而科尔曼则被认为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布朗指出，“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达是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提出的”。在科尔曼之后，经由普特南、波特等人的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才成为具有重要的跨学科影响的思潮之一。

（二）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社会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目前对它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且未达到共识。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表述。

1.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1]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2]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被认为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3]

学界对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论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美国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正是持对科尔曼的批判态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4]“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1995）。在这里，波茨强调个人的能力，尤其是通过社会交往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从而使自己获利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也是一种社会资本。波茨侧重于从网络的功能意义上界定社会资本，并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群体内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波茨对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作了更为全面的表述。 美国社会学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总结科尔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5]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是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6]他使社会资本的概念真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展了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 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概念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 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可见，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社会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的可涉取性，行动的导向性。”[7]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视社会资本为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它体现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它只有建立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定的。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和保护，社会资本的作用就像胶合物，把四种资本结合在一起。[9]

2.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目前在国内，主要是从以下四种角度界定社会资本的。

第一，社会关系网络说。国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研究比较早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其仔博士（1997），他是国内首次真正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的第一人，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范畴，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关系网络，他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影响。张其仔（1999）通过研究一个村庄的案例发现，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在中国的农民支持网研究中仅有部分适用性，研究弱关系和强关系必须考虑相应制度和文化场景。卜长莉（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第二，社会结构说。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边燕杰和邱海雄（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们通过对广州188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也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社会资本有这样大的功效主要是因为企业通过各种联系可以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发现和聘用有用的人才，在交易双方之间减少怀疑、增加信任，提高办事成功率和经济效益。徐延辉（2002）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基于企业家和员工个人品行（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顾新等（2003）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是获取资源的能力，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组织通过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资源的能力。

第三，社会动员说。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是一种有助于目的性行动实现的工具或手段。李惠斌和杨雪冬（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的从数量和质量上影响社会中相互交往的组织机构、相互关系和信念，是社会机构、社会成员互动作用的，具有生产性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具有工具性效应。

第四，社会资源说。杨永福（2002）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通过促使行动者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蕴含于结构本身的结构资源。周建国（2002）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之中，以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多种形式存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人们通过自身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或改变其流动方向的一种资源。

（三）社会资本的构成及特征

社会资本的构成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同，其所包括的内容也是不同的。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有六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有意创建的组织；[3]（357-366）罗伯特・D・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三种形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把家庭结构、共享规范、先例习俗、规则体系等看作是社会资本的形式；亚力詹德罗・波茨和帕特里夏・兰多特把以反社会为目的的黑社会组织、卖淫和赌博集团以及青年帮派等社会网络也称为社会资本；张其仔把社会网络等同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首先应该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价值增殖性，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态，又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本的一系列特殊性。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的特征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而后来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也大都接受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特征的阐述。其一，社会资本具有再生产性。社会资本是非短缺的，可以通过不断使用和投入而得到增加。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让渡性。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的结果，个人只有进入某一个网络才能拥有社会资本，它不依赖于个人的存在而存在。具有共性，与拥有者共存，并且有其使用范围。其三，社会资本具有互惠性。互惠是社会资本的原动力，在使用上能够达到互惠的效果，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最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詹姆斯・科尔曼指出，“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3]（371）社会资本在使用过程中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 （四）社会资本的结构或层次[10]

托马斯・福特・布朗从系统主义的角度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以个人间的关系模式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即体系的要素、结构与环境。对社会资本这个体系来说，其构成要素是个体自我，他们构成社会网络，其结构是个体自我之间的关系模式，其环境则是体系嵌入其中的更大的社会生态，与社会资本体系包括的三个要素相对应，把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以一种关系的形式存在，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等构成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的观点，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模式和特征，像罗纳德・伯特的结构空档理论、迈克尔・武考克的镶嵌和自主的观点，都对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等形式存在。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结构的观点，它所论及的是社会资本在其中运作的网络和组织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规范体系中去的。于是宏观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等便构成了宏观社会资本的内容。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一个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对其进行了测量和分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基本上包括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测量。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

1.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

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存在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一种是以博特为代表的提名生成法，即关系网络结构观；另外一种是以林南为代表的位置生成法，即地位结构观。

采用提名生成法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是从博特的讨论网开始的。1984年博特（Ronald Burt）在美国“一般社会调查”问卷（general social survery；Burt，1985）上设计了这样的题目：“有时，许多人与其他人讨论重要的私人事件。回顾过去六个月（可回顾到去年八月）哪些人曾与您讨论过个人私事”，[11]即采用提名生成法让被调查人就此问题一一列举所有可能的人。进而，在此基础上问卷采用提名诠释法，针对提名生成法中列出的关系人进一步探询他们与受访者间的关系，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问关系强弱问题，具体包括互动频率、认识的久远、亲密程度和互惠内容四方面；一部分是问社会背景（包括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收入、文化程度）相似性问题。博特的讨论网提名生成法简单易行，虽然在全面反映个体社会网情况上有所限制，但在当时却是一大创举，并对后来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后，费舍尔和范德普尔等人又通过提名生成法测量了个体社会支持网，费舍尔[12]在北加利福尼亚社区的调查中设计了10个问题来考察个体核心网（由与被调查者经常互动的他人组成的网络），这十个问题既包括讨论网又包括情感网和资金借贷网。在提名生成法列出的关系人基础上最多抽取五个人回答与调查者关系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将问题分为关系强弱和社会背景两部分。在关系强弱这一部分，费舍尔保留了博特互动频率和认识久远这两个具体问题，并增加了是如何认识的这一问题。而在社会背景这一部分与博特的问题十分接近。范德普尔[13]在费舍尔问卷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案，其问卷大部分以一种假设的方式提问，划分了10个问题、三个维度：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Van der Poel，1993），使其测量更加系统和完善。每个问题最多提出5人，仍然回答与调查者的关系问题和个人特征。

国内采用提名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成果主要有：1990年阮丹青[14]在《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分析》一文中采用了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提名生成法完全相同的测量方法研究了天津城市居民的“重要问题讨论网”。 最早对农村居民社会网进行研究的是张文宏、阮丹青和潘允康，[15]通过讨论网提名法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农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的讨论网沿用了城市居民讨论网。贺寨平[16]在《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研究》一文中在考虑农村老年人情况的基础上将社会支持网分为情感支持网、实际支持网、社交支持网和赡养支持网四部分。同样对农村居民生活进行有针对性研究的是刘军，[17]他在《法村社会支持网络―― 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一文中将社会支持网分为情感支持网、劳动力支持网、小宗物资支持网和资金支持网四个维度。刘军对于农村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是从整体角度，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张文宏、阮丹青、贺寨平等学者主要是从个体角度研究，涉及关系构成、亲密程度、互动频率、互动距离等关系问题和诸如职业异质性、婚姻异质性、教育程度异质性等社会背景问题。

林南采用位置生成法着眼点在于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假定社会资源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会之中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地位。具体方法是使用一个或几个包含有若干标志社会地位的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等的量表。在调查中，首先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然后用这些指标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对于位置生成法测量社会资本本土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边燕杰，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国内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致力于关系社会学的发展。在边燕杰等[18]著的《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一书中，社会网络分析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拜年网、讨论网、餐饮网和求职网等，这些社会网络分析多采用位置生成法来测量。在边燕杰等人提出的各种社会网中既有对国外研究的本土化的探讨，更有从中国本土发展出的分析网络，如拜年网和餐饮网就是极具代表性的发展，这也是国内社会网络分析日趋成熟的表现之一。在这些网络的分析中大都涉及网络的社会人口特征差异、网络的结构性差异、网络的地区差异，这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结构对社会网络影响的发展。这些本土化社会网络的发展对于“关系本位”的中国来说，无疑开辟了探讨社会关系的新天地，并将可能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个桥梁。胡荣[19]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一文中采用位置生成法从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两个方面探究了社会地位对关系资源的影响，表明单位所有制与单位主管部门对网络资源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不统一，各个学者针对自己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各种测量方法。从个体层次来看，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多是采用提名法和位置生成法来测量各种不同的社会网络，以发现嵌入在其中的社会资本。从研究成果来看，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取得了巨大收获和进步。但由于其社会资本概念的复杂性和社会成员社会生活、社会行动的多元性，对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第一，研究领域的失衡。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的研究领域多集中在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涉及很少。而在我国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缺少对于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对于新农村建设是极其不利的，不能真实、多样地反映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现状和问题就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整体生活水平。另外，对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比较性研究尚集中在城乡对比，或者几个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对比，对于地区差异的研究涉及甚少。统筹区域发展是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一大方向，没有对地区差异的研究很难对平衡区域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措施。

第二，测量指标的混用。如前所说，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相应地其研究经验和测量指标就更为成熟。很多学者在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时依然采用了测量城市居民的指标，由于城乡差异，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这种混用也降低了研究的效度和准确性。

第三，各种社会网的片面性。目前，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社会网主要有重要问题讨论网（咨询网）、拜年网、求职网、餐饮网、情感支持网等。首先，讨论网和情感支持网仅是农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反映生活全貌。其次，根据笔者农村社会生活经验，讨论网或者情感支持网并不是农村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因此这两种社会网不具有代表性。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春节拜年并不是农户社会交往的主要表现，在农村，农户的社会交往是极其频繁的，况且本研究还涉及少数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春节未必是最重要的节日。求职网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更为适用，对于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村居民来说，求职网可能更适用于农民工，而这仅是农民群体中的一部分。显而易见的是在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并不以请客吃饭为载体，因此餐饮网不适用于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

我们认为，农村社会生活的特征是“有事情时，如何动员获取社会资本”。因此，从微观层次上，我们将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定义为农户个体嵌入或融入到不同社会网中，通过各种关系，诸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邻居关系等所获得的诸如咨询支持、情感慰藉、帮工、社会信任和借贷支持等社会资源。研究的测量方法是采用提名法和位置生成法相结合的方法，具体通过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5种社会网络来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

（二）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20]

社会资本的强大解释力使它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中都被广泛地运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社会资本的定义及其测量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混乱（赵延东，2006）。因此，学者们从各自的经验研究出发对如何测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普特南（2001）指出应该从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规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澳大利亚学者布伦（Paul Bullen）和奥妮克丝（Jenny Onyx）（1997）认为可以测量和界定社会资本的要素包括：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他们实际上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但是他们对社会资本测量理论研究的开创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林南（2001）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这是社会资本测量和量化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Kawachi等（2004）通过回顾33篇文献发现，经常被这些文献提到的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至少有8个，即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社会支持、自愿活动/志愿主义、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Desilva（2006）综合分析了28篇文章后，建议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包括8个主要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纳拉扬和普里切特（2005）从村庄层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亚农村的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之间的联系，提出衡量农村社会资本的7个指标，具体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和睦相处、日常社交、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Harpham（2007）则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五大维度，即网络、社会支持、信任、互惠和非正式社会控制。

我国台湾学者罗家德和张绅震（2002）认为人际互动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承载着信任以形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测量需从信任来源及传递的研究开始，社会信任来源于人际信任，人际信任产生于个体的道德，是个体心理的计算或是对于彼此的了解所进行的行为预测、信任的结果，要透过个人或在群体社会所凝聚的规范、制定的规则以及形成的文化加以展现。信任的传递要考虑社会连带和网络结构，社会资本总量是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并进行测量的结果。近年来，大陆学者在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也开始探索社会资本测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杨瑞龙和朱春燕（2002）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基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隋广军和盖翊（2002）提出了测量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模型，即Si=ai+b1Ci+b2Xi+b3i+b4Ji+b5Gi+b6Zi+b7Qi+Ui，开启了国内学者研究测量社会资本模型的新纪元。王积超（2004）提出以社会资本总存量和子项存量的分解项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测量，认为社会资本的存量模型应为：Q=Σ（a1Wi+a2Gi+a3Xi+h1i）+Σ（b1E1i+b2S1i+b3T1i+h2i）+ Σ（c1E2i+c2S2i+c3C2i+c4T2i+h3i）+H.进而认为社会资本的总量是由个体内部、环境社会资本、个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信任是社会网络与规则相互作用的产物。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赵延东（2006）则创造性地将测量个体（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的相关指标和测量集体（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指标纳入到同一个研究框架中，建立了测量城乡居民社会资本的信任维度和公共参与维度，其中信任维度包括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和熟人信任，公共参与维度包括一般公共参与和特殊公共参与。桂勇、黄荣贵（2008）确立了8个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对8个维度测量指标进行了检验，最终提取了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7个因子、29个项目。姜南（2009）提出了从信任与团结、团体、网络、社区凝聚、社区参与、信息交流、社区安全、政治参与8个方面对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且对城市单位型社区与非单位型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分析。贾先文（2010）提出应该从信任、网络、志愿主义、社区归宿感和社区凝聚力5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裴志军（2010）认为应该从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了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牛喜霞等（2013）通过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宿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个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村民的行为受到价值取向的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以集体为取向，将会更多地将自己置于社区人的层面从他者的角度参与社区活动，即“一般社区参与”。反之，如果行动主体的行为以个体为取向，则将会更多地从个体利益角度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区人的合法资源，即“特殊社区参与”。为此，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同时，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从而使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因此，中国人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与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对于体制内人员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据这一原则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从而提出了从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普遍信任9个维度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20] 三、文献简评

就社会资本而言，通过上述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疏理，可以看出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领域之宽泛、研究的程度之深入，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近几年的新兴理论，对它的研究还远未完善，在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和认识，这无论是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完善还是对有志于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具体来说，社会资本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存在明显不同。观点分歧之处主要表现在界定角度、概念主体、范围等几个方面。在界定角度上，边燕杰和邱海雄（2000）、徐延辉（2002）等侧重于社会结构资源，张其仔（1997）、卜长莉（2001）侧重于社会关系；在概念主体上，亚历山德罗・波茨（1995）等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个人，罗家德（2005）等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还包括企业、社团、社区等行动主体；在范围上，罗伯特・D・普特南（2001）等认为社会资本的范围很广，包括规范、组织、关系等在内的众多社会结构资源，詹姆斯・科尔曼（1999）等认为社会资本只是社会关系网络。正是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这些分歧，造成了在社会资本的具体研究中，对同一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无法相互验证的局限。或许正因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力过于巨大，以致无法确定它的精确含义，在很多情况下，社会资源主要指个人所拥有的人际关系资源。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又包括其他方面，如个人声望、地位、文化规范、信任等。在极端情况下，社会资本甚至包括除经济资源之外的一切东西。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呢？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在这一问题上，作为从新经济学中演化出来的一种分析工具，社会资本概念却遭受了许多批评。关键的一点在于，无法有效区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所包容的诸多不同含义。如，林南（2001）对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中的严谨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当社会资本研究迅速发展，其文献扩展到无数研究及应用领域时，这个术语成为包罗万象、能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危险性亦随之增加。布朗（1998）批评说，虽然这个术语很快成了社会科学和决策圈内的常用词，但明确的含义却并不多见。使用这个概念的那些人，很少有人详尽地阐述过社会资本的理论细节。学者们开始批评这个概念的理论层次过低和用法过分简单化，但大多数人通过自己提供的关于社会资本的不同解释来对这个问题说三道四。

2.从国内外已有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更多的是从功能论的角度（或从社会网络功利性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求职就业、地位获得、农民工流动、人力资本提升及政治上的善治等等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即目前学界在研究社会资本理论时，把重点放在了对社会资本所造成的结果的关注上，并且这种关注多放在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上，而对社会资本的社会发展功能、社会稳定功能和社会支持功能关注不多。另外，也很少有人关注社会资本的具体运作过程，即在达到人们所追求的结果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是如何运作的，在社会资本运作过程中流动的资源都有哪些，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它的运作环境是怎样的，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等等问题。

3.在国内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并没有克服社会资本概念不明确和研究范围过于宽泛的通病，也没有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给出本土化的界定，更没有从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出发建立城市社会资本框架和农村社会资本框架来具体研究。并且，从目前国内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来看，更多地集中在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上，而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4.社会资本研究视角上的不一致，以科尔曼和波茨为代表的从微观层次进行研究的嵌入性个体视角，考虑的是个体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调配资源的潜在能力，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结果。而以伯特为代表的从中观层次进行研究的结构视角，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结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模式，关注作为特定的结构性后果和资源通过网络的流动。所以，结构视角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的结构化及其配置后果，而不是个人。还有从宏观层次进行研究的不太成熟的嵌入结构视角，它所考虑的是，社会资本在其中运作的网络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规范体系中去的。这时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影响谁与谁建立关系，影响这些关系如何运作，影响资源在网络内及网络之间的分配。总之，这种视角所关心的是宏观社会运作各种社会资本网络的逻辑。从嵌入结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发展。

5.在研究方法上，对社会资本的定量研究较多，而定性研究很少。在研究手段上，社会资本理论仍然没有摆脱理性选择理论的窠臼，“理性人”假设仍然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假设。这突出表现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行动者之所以在关系网络中投资是以将来得到回报和收益为预期的。与此相伴随的是在研究中过于注重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视社会资本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忽视了对社会资本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功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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