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
东欧社会主义自始至终是在“民族道路”和“苏联模式”的选择与摩擦中前进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东欧共产党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相继出现了“南斯拉夫试验”、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和卡达尔的“匈牙利道路”等人民民主制度模式。东欧社会主义模式，有自己的特点，也有不少问题，因而，道路走得曲折坎坷，终于在1989―1990年相继崩溃。无论他们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值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认真总结和汲取。
【关键词】苏联模式；东欧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D18/K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1―0055―12
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西方世界和苏联模式的夹击下，东欧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曲折坎坷，终于1989―1990年终止和崩溃。这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国内对东欧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实践的历史关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本文拟对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作一初步梳理和探讨。
苏联模式与东欧道路的矛盾
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特瓦尔德、哥穆尔卡等，都立足本国国情提出了建立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模式，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斯大林的首肯和支持，并在原东欧各国普遍推广。1944―1947年，他们对人民民主模式的探索开创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不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无疑都是有益的。
在众多的对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解释中，人们普遍认为季米特洛夫关于人民民主的论述最丰富、最全面、最具代表性。季米特洛夫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是由四个最重要的特征决定的：
（1）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绝大多数人民的政权；
（2）人民民主国家是过渡时期的国家，其使命是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
（3）人民民主国家是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合作和友好中建立起来的；
（4）人民民主国家属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1]294季米特洛夫还认为，从人民民主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然有一个准备阶段或过渡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甚至是相当长的，当时估计一般需要10―15年的时间，这就是人民民主阶段。战后从莫斯科归国的匈牙利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心目中的“人民民主”概念是：它“意味着多党制，而不是那种一党独霸制度。要在党与党之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但是‘人民’这个词意味着共产党在‘牵头’的基础上――或者更甚于此――控制着军队”[2]95。
人民民主是一种新的、有别于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管理形式。这种政权形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权形式，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成立联合政府，允许反对派政党存在，坚持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同时，人民民主国家没有照搬苏联国有化、工业化和集体农庄化的经验。人民民主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又有别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种人民民主专政，而非无产阶级专政，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新的模式和新的经验。
东欧国家选择人民民主制度模式，既是人民的选择，又是符合实际的选择。二战后，东欧国家处在东西方大国的夹缝中，还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国内条件。有学者指出，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最终目标前提下，选择人民民主制度，是因为：首先，恢复国民经济的复杂任务不是某一个党所能做到的，要求各党派共同努力；其次，如果像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样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无疑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1）会动摇战后斯大林竭力坚持的反希特勒同盟的团结与合作；
（2）将给原德国的盟国制订和平条约、解决它们的国际地位和总体上解决战后欧洲问题带来困难；
（3）使用“专政”一词会在心理上使许多人远离共产党。[3]23
然而，正当东欧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时候，斯大林改变战后初期对人民民主制度的肯定态度，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作为唯一正确的模式强加给这些国家。1947年在斯大林的操纵下成立了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东欧国家面对苏联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共产党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苏联政治制度模式。随着1948年东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人民民主专政已被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已被“急速转变”代替。东欧国家没有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任何余地，必须学习苏联的榜样和经验，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否则，就会“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跟帝国主义抱团和仇视苏联”[4]234-235。于是，东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消沉，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新生政权的炽热情感不能充分表达，理想的火花和献身精神慢慢泯灭。
从1948年以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谈论最多的不再是人民民主，而是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学习苏联的“榜样”和“经验”。此时，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正式形成和运作。其主要特点是：第一，通过全民公决，取消君主制，或制订民主宪法，宣布建立人民共和国。第二，消灭反对派政党，实行共产党（或以共产党为首的）一党领导。第三，通过社会主义宪法保障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应该肯定，战后初期，苏联从道义上和经济上给了东欧国家巨大的支持。苏联的存在，对抵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共叫嚣和扩张，对保障东欧各国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僵化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理论又给东欧国家尔后40多年的历史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照搬苏联政治模式背离了东欧的实际，扭曲了东欧的社会发展，损害了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声誉，致使东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危机频发，乃至最后走向剧变。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东欧强制推行的状况，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有所松动和改变。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召开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笼后，斯大林主义遭到公开的谴责。这时东欧各党才得以恢复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才能得以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批评，并提出完善和改革社会主义社会的措施。
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在经受第一次重大考验后虽然很快站稳了脚跟，但“东欧道路”同苏联模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产生了哥穆尔卡的“波兰道路”和卡达尔的“匈牙利道路”。它们同“南斯拉夫试验”一起被人们认为是战后东欧改革的第一个高潮，也都为社会主义政治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
下边分别作一简要介绍：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斯拉夫联邦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下称南共联盟）的领导下，探索自己的“南斯拉夫道路”，并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斯拉夫的革命是独特的，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也是独特的。
在战后的头几年，南斯拉夫在工农业建设方面主要是照搬苏联的理论和实践。南斯拉夫在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情况下，被迫采用苏联的“模式”。 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情报局发生冲突。1949年，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从此，勇于创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党内掀起了学习和重新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动，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南共被情报局开除后，无形的精神枷锁取消了，解放了思想，排除了干扰，这就推动了南共按照自己的国情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于是，在南斯拉夫出现了一些新的口号和理论，像“非官僚化”、“非集中化”、“民主化”、“权力分散”、“工人自治”，等等。
在南斯拉夫，自治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解放区，工人们便自发地占领了工厂主离弃的工厂，自己进行管理和恢复生产；工人们成立的生产会议就是工人参加的一种民主管理生产的形式。正如南共领导人卡德尔所指出，在解放区，工人们已经在管理工厂，“各地人民群众自动地或在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下建立政府，坚持下去，这就是自治民主制度经验最早的雏形”[5]3。随后，他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就有关于工人自治思想的论述。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6]136这样，南共从本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决心应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独立自主地来解决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南斯拉夫关于成立工人委员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于1949年年底通过。这年12月，南斯拉夫联邦政府颁布了《关于在国营经济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及其活动的指示》。几天之后，在斯普利特水泥厂成立了南斯拉夫第一个由13名工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进行工人自治的试点工作。到1950年年中，南斯拉夫各地有529个企业成立了工人委员会。这些企业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2%。
1950年年中，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公布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即通常所说的《工人自治法》。该法对工人自治概念做了如下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商业、农业、林业、公用事业和其他国营经济企业，成为全民的财产，将由劳动集体代表社会，在国家经济计划的范围内，按照法律和其他法规确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管理。”① 1950年6月26日，铁托在议会通过工人自治基本法时强调指出：“今天，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用抄袭任何刻板公式，而是要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遵照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思想来走自己的道路。”[7]324《工人自治法》的诞生，标志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开始，又称“铁托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工人委员会实现非官僚主义化；管理、政治和文化非集中化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民主化。[8]238“三化”的基本思想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尽可能地参加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管理。
所以，实行工人自治的思想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又是在同共产党情报局冲突下的一种政治抉择，也是在新条件下对战时民主自治革命传统的继承。
随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继续发展，逐步扩展到其他企业和非经济领域，直至延伸到整个社会。1955年，工人自治制度已扩展到铁路运输、邮电、广播电视和银行等部门。工人自治在向社会自治过渡。1963年的南斯拉夫新宪法将实行自治制度作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确认工人自治已经从经济部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除党和军队机关外，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业单位都实行自治原则。南斯拉夫坚持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是南斯拉夫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基石。早期的工人自治迅速扩大到社会其他领域。在当时环境下，自治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步，体现了工人当家作主的思想。同时，自治又使企业摆脱了严格的计划经济，建立起较为宽松的管理制度。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一度受到普遍推崇，广泛实施。
南斯拉夫多数学者把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1950年起的工人自治阶段、1963年起的社会自治阶段和1974年起的联合劳动阶段。有的学者则认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制定工人自治法起，持续到1971年宪法修正案或颁布1974年新宪法和《联合劳动法》为止；第二阶段始于1976年的社会计划法，以联合劳动作为全面社会自治的基础。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一向以改革著称。据他们自己统计，从1945年到1988年的40多年间，南联邦政府共进行了60次各种改革，其中宪法改革5次、经济体制改革13次、经济政策改革12次、教育改革5次，等等。这些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是促使南斯拉夫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转变联邦政府的职能，巩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30多年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南共联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特殊条件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本国国情的，它使南联邦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南斯拉夫因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避免了苏联模式或苏联化，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东欧其他国家像匈牙利、波兰等国也成立了工人委员会，学习铁托和南斯拉夫的榜样，迈出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步伐，主张走自己的“民族道路”。它们从思想上同情和支持南斯拉夫模式，但在行动上却一只脚踩在苏联的船上，另一只脚踩在自己的船上，在改革和观望中徘徊。这种尴尬处境决定了它们的政治模式难以最终形成，并对其他东欧国家产生影响。这样，受到东欧国家一致推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也是昙花一现。
到了 20世纪80年代末，南斯拉夫联邦的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激化，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和西方大国干预的国际背景下，南联邦的民族问题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政治化和国际化。联邦内部危机加剧，各共和国纷纷退出联邦，南联邦最终解体。南斯拉夫是原东欧地区改革开放的典范，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块乐土。如果说战后南斯拉夫的迅速发展和民族团结归功于三个主要因素，即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存在一个唯一的政党和一支统一的军队，那么在1989年至1990年的苏东剧变中上述三个稳定因素都已不复存在了。
近年来的最新解密材料披露，南联邦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欧美国家策划的阴谋，不是大家强调的民族主义，西方只是利用了民族主义打击南联邦。这些已经公开的证据说明：早在1976―1977年联邦德国就主张消灭南斯拉夫联邦。德国欲为“一战”雪耻、为“二战”报仇，率先支持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独立。1992年南联邦解体后，美国又一心要消灭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美国1999年侵略南联盟，2000年起又策划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结果2006年南斯拉夫联盟也寿终正寝，2008年科索沃独立，塞尔维亚也遭到肢解。②
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
在波兰，谈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哥穆尔卡。哥穆尔卡是土生土长的波兰“二战”后第一代领导人，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波兰实际相结合，“在战后东欧各国竞相采用苏联模式的潮流中，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独创性地提出了适合波兰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9]1。
哥穆尔卡认为，在战后不同的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已经超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在苏联帮助下建设新社会，但不应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即十月革命后所走过的道路，应当走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民民主道路”或“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简称“波兰道路”）。
所谓“波兰道路”，它的主要内容是：经济上不拘一格地建立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实行土地改革，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搞农业合作化，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工业化；政治上继续坚持战时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的多党联合政府。[9]147-148
早在1946年11月，哥穆尔卡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有些人经常重复地说，波兰工人党力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算沿着苏联走过的道路，在波兰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人这样说，不仅表现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会从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具体的历史形势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说，苏联和波兰有三个根本的区别：
（一）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而在波兰是和平实现的；
（二）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波兰可以避免这个阶段；
（三）苏联的政权是由代表会议，即苏维埃来行使，它把立法和执行职能联结起来，苏维埃是社会主义政府的一种形式，而波兰的立法和执行职能是分开的，国家政权建立在议会民主基础上。波兰的发展道路，被称为人民民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和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没必要，也无目的。波兰的民主，不同于苏维埃民主，正像波兰的制度不同于苏维埃制度一样。在解决了阶级对抗的苏联只有一个党――共产党，在波兰则有几个民主政党在公开活动。波兰的民主是通过多党议会制来行使政权，目前的形式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而以后将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波兰的民主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因素，也具有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因素。就如同波兰的经济制度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一样。[9]96，97
但是，正当哥穆尔卡领导波兰人民沿着“波兰道路”前进的时候，1948年夏天，哥穆尔卡被戴上“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帽子，1949年被开除出党。
随后，1956年6月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同年10月哥穆尔卡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他重返政坛后，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
（一）拨乱反正，恢复法制。首先决定实行大赦，为那些无辜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二）改革干部制度。凡坚持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不称职的干部均撤换。
（三）调整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在波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国90%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农村中多数党员是天主教徒。
（四）继续坚持“波兰道路”。他复出后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条道路。
哥穆尔卡后来又对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波兰道路不是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是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严格地讲，波兰道路不同于苏联通向社会主义所走的道路，因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是由每个国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他说，“各个民族这种不同的特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是有影响的，对每个民族来说，这些都是它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因素”。其实，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点的思想，列宁早就提出过。哥穆尔卡把新形势下的“波兰道路”概括为“三个方针”：第一是工人委员会，第二是扩大人民议会的权力，第三是发展各种不同的农民自治的经济形式。这构成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9]205
这条政治路线和方针以及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波兰摆脱了危机，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从1959年3月波党“三大”起，屈于内外压力，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从自己坚持的道路全面后退，最后完全放弃了他们提出的“波兰道路”，重新走上“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 苏联模式在波兰遭到广大人民和干部的反对，导致了1970年“十二月事件”，哥穆尔卡宣布辞去党的第一书记职务，从而结束了持续14年的哥穆尔卡时期（1956-1970年）。1970年12月波党五届七中全会选举盖莱克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他盲目地提出了所谓“高度发展战略”，即“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的三高政策。为此，他不惜向西方大举借债，所借的外债超过了波兰的承受能力和债务的安全界线。盖莱克的“高速发展战略”最后导致了1980年8月的“团结”工会事件。这是波兰战后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1981年10月，正当“团结”工会事件越演越烈之际，雅鲁泽尔斯基大将接任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党提出的积极协商路线，由于“团结”工会极端分子的抵制而宣告失败。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全波兰从即日起进入战时状态，直到1983年7月22日波兰全国取消战时状态。波兰战时状态的实施，并未改变“社会主义革新路线”的贯彻。雅鲁泽尔斯基继续在波兰推行经济政治改革。波党开始摒弃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寻找符合实际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从1982年开始，按照“三自”即“自治、自主、自负盈亏”的原则实行经济改革。
1988年波兰经济形势再度恶化，于是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浪潮，雅鲁泽尔斯基决定从“工会多元化”入手，使“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加速“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团结”工会则决定分两步夺权，第一步重新合法化，第二步通过议会大选，合法获得政权。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波党于1988年底和1989年初举行的十届十中全会是波兰政局变化的催化剂和转折点。在1989年6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完全失败，丧失了45年的执政地位，在东欧组建了第一个非共产党人任总理的政府。
匈牙利卡达尔的创新与求索精神
匈牙利前领导人拉科西等人长期丢掉民族旗帜，唯苏联马首是瞻，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实行全盘苏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问题。1956年10月终于引发了全民性的暴力抗争，导致拉科西集团垮台。
卡达尔・亚诺什（1912-1989年）临危受命复出执政。他力挽狂澜，另辟蹊径，在1956年12月5日创建新党。该党临时中央全会的决议指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本国的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来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地抄袭其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的特点，沿着匈牙利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卡达尔还在电台发表讲话说：“党现在和将来都要保卫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奴颜婢膝地抄袭外国的做法，而要采用符合我国经济和历史特点的方法和途径，依靠摆脱了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继承匈牙利历史和文化的革命和进步传统。”[10]135-136
卡达尔在谈到社会主义模式时说：“历史已经证明我们的伟大前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预见的正确性，他们断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除根本的共同点外，形式上将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会不断创造出新的形式。政权、国家、执政的形式，民主体制都可能有所不同。”[11]366-367
卡达尔上台伊始便组织了有200多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绘制了新政的路线图。他决心摒弃拉科西的“全盘苏化”，而以联盟政策取代当时已呈现的多党制；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革新取代高度集权的单一经济模式；致力于构建“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殚精竭虑让老百姓尽快富裕起来，以使人民得到实惠做为政治理念。毫无疑问，卡达尔的治国方略和前任大有区别，且高出一筹。
拉科西执政期间始终坚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并把它作为建党治国的纲领。卡达尔则彻底废除了这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做法，并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做出适合国情的决策。匈党新的领导集体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应该采取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和灵活应用。例如，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宗教是灵魂的鸦片，使教徒感到受到歧视。20世纪60年代起，匈牙利努力使信徒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其他无神论者一视同仁。卡达尔有句名言：“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同我们在一起。”1961年匈牙利国会选举时一位天主教神甫当上了副议长。
1962年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揭开了改革的序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大会决定实行以联盟政策为主旨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它包括：
（一）改变党组织干预一切、包办一切的领导方法。
（二）扩大爱国人民阵线的作用。
（三）重视团结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人员的工作。
（四）改善国家同宗教界的关系。
（五）为个人崇拜期间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六）取消按阶级出身录取学生的做法。
（七）提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
卡达尔执行稳步改革政策，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1966年5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12]。这是以后20年改革的重要指导性文献。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与贡献是：第一，改革要促进计划和市场的有机联系。第二，改革要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国营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国家对企业拥有支配权。但要增加企业具体经营的自主权、决定权、主动性和责任感，把企业经营的效果同企业和每个劳动者的实际利益挂钩，让企业经营单位自主地制定计划。
卡达尔在1977年的一篇演讲中指出：“现在，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党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同时并在同样程度上一方面注意民族特点、我国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注意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际上共同的主要的规律。”[11]357他还强调说，“接受经验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抄袭和损害独立自主。因此是否注意别人的经验，如何运用它们，都应该由每个党自己来抉择。我们党非常注意以最适合于我们的历史、政治、经济和其他条件的方式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有效的学说。”[11]358 匈社工党根据实践的检验，摒弃了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并吸取了当时实行改革的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某些经验，根据本国国情另辟蹊径。匈牙利的改革经历了繁荣（1968-1973年）、回潮（1973-1978年）、重振旗鼓（1978-1985年）和危机（1985-1988年）的曲折过程。一般认为，1964-1974年是匈社工党最辉煌的年代，也是卡达尔执政的鼎盛时期。
进入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改革的侧重点放在对“一大二公”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上。
（一）解散20多个工业垄断机构托拉斯，把原归属大企业的分厂改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中小企业，面向市场自由竞争。
（二）大力发展“第二经济”，兴办各种形式的私营个体小手工业、零售商店等服务性行业。
（三）鼓励居民从事第二职业活动。
（四）卡达尔坚持并扩大了向西方开放的步伐，同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卡达尔的改革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匈牙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尝试。匈牙利共产党人对经济改革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也是持分析批判的态度。例如，在马克思的意识中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相联系的，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也在于强化市场机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涅尔什・雷热指出：“如果片面地从具体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角度把捍卫传统视作我们的任务，那么，我们几乎不能称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捍卫社会主义，但同时要坚持批评，因为，我们希望整个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13]确实，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没有商品生产的。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需要商品生产的，但这是资本主义的残余，是一种必要的坏东西，这种商品生产将逐渐s小。匈牙利共产党人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商品生产就不能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很好地同全民利益协调起来。换言之，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生产就不能进行合理和有效的经营，不能充分利用社会的经济潜力，也无法满足人民的生产需要。[14]50
匈牙利的改革始终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改革步履维艰。到80年代中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在1%上下浮动。政府每年用占当年国民收入32%-35%的财政补贴来维持居民的高消费生活水平，不惜制造虚假繁荣。1989年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改革由此也走进了死胡同。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发展
早在195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提出过进行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但并未认真贯彻执行。相反，在苏联的影响下，同年6月召开的捷共“十一大”却提出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
20世纪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也实行企业自治和工人委员会，是为了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创立新的经济体制。1964年，捷共提出了新经济管理体制方案，被迫进行某些改革，但由于党内分歧，这一措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到了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遇到困难，工农业总产值连年下降，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不满情绪增长。在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挑动下，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社会矛盾的激化加剧了党内斗争。党内外要求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下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选举杜布切克为党中央第一书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一些西方人士称这场改革运动为“布拉格之春”。
所谓“布拉格之春”，实际上是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杜布切克时期的改革理论和纲领，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是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全面和最彻底的，提出了一套“彻底从捷克斯洛伐克条件出发的”“适应进入科技革命时代的需要”的新模式。[15]这一新模式的构想，集中体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和其他一些文件包括杜布切克等人的讲话中。据称，这种“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将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民族问题上公正的社会主义”，“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和“拥有现代文明基础和具有发达文化的社会主义”。杜布切克等人还认为，建设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和义务，也将是捷共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
这一改革方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容怀疑，更不能动摇。但是党的目标并不是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万能的管理者，而是民主地集中人民的意志，科学地反映社会的需要，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指明方向和道路，提出正确的政策，并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政策而奋斗。因此，不应当以党代政，否则将会削弱各个机构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损害党的威信。
（二） 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杜布切克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既有根本利益的一致，也存在着局部的、非对抗性的利益的不一致，因而要在保证全社会共同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不同利益，并允许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和维护自己的不同利益。民族阵线是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政治体现者。在整个国家机器中，不要使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一环节、某一机构和某个人手中，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监督，以防止独断专行。
（三） 彻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杜布切克等人指出，要振兴经济和使经济过渡到集约化发展，用传统的办法和局部完善指令性管理和计划体制是不可能的，必须彻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要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必须抛弃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教条主义，实行多层次的社会所有制。要更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逐步向世界市场开放。
（四） 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杜布切克等人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应当根据国际力量的实际状况来确定自己对世界基本政治问题的立场。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关系，要“积极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实行更积极的欧洲政策”。 从上述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杜布切克等当时的捷共领导是想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情，努力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由于担心杜布切克的改革可能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损害，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采取了武力干预的行动。所谓的“布拉格之春”以失败告终。
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捷克共产党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自决和主权权利失败，但同时也使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难以在东欧推广。“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以失败画上了句号，这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探索都是困难的，要想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就更困难了。这是一场“被中断了的改革”，是一场“输掉了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大背景的影响下，与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经历了剧变。
保加利亚的改革缓慢但稳妥
在人们的印象中，保加利亚是东欧最紧跟苏联的国家，曾被讥讽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其实，保加利亚也跟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为寻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努力探索。
从1963年起，保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是年5月，保共中央全会作出了《关于改组国民经济计划与领导体制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和方法。
1964年4月，保在全国50家企业中进行新体制试点，在经过两年实践后，于1966年4月最终形成了《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总则》，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概括起来，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实行计划工作新体制，加强经济核算和提高财政信贷体制的作用，劳动报酬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挂钩，建立生产联系和合同联系新组织，发挥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对生产更加积极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实行部门领导――建立国营经济联合公司，等等。[16]
1968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提出要严格划分党、政、企的职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党政干部选拔要逐步实行招聘制和选举制，要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杠杆作用。
1971年4月，保共“十大”在苏联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下，通过了建设“发达（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纲。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发达或成熟阶段的标准，党纲是这样概括的：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丰富精神文明，提高人民的福利待遇，逐步克服社会体制发展的不平衡，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年通过的新宪法，正式宣布保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4月，保共“十一大”具体规定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期限，指出到1990年，保将基本上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开始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
保加利亚学者将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和规章条例统称为“新经济方法”。它的主要原则可以归纳如下：经济组织始终实行经济核算和完全的自负盈亏；灵活地运用价格、利润、信贷、税收、合同、外汇等经济杠杆；加强计划工作中的民主原则，把集中和民主更好地结合起来；根据劳动数量和质量领取个人的收入，等等。
1981年10月，保领导人指出，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正在接近和融合，并提出了国家是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而在经济组织中使用和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则是社会主义财产的经营者。为了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管理机制。所以，这年年底，保将19项单项经济法加以综合，制订为统一的经济管理法规，称为《经济机制章程》[17]。
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从1956年到1985年，保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倍，国民经济的固定资产增长了9倍，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4倍。1985年，保人均粮食已经超过1吨，实现了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给有余。这时，保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球第30位左右。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保在逐步改变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开始做出新的解释，认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比原先预见的时间要长，开始放弃这种提法。保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夫科夫在1987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的开幕词中大胆提出了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是进步的社会制度，而这个制度实际上却处于殿后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遭到失败；为什么尽管我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能保证人民达到高水平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没有创造出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为什么出现了腐败现象；为什么出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为什么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其中包括对我的个人崇拜，等等。[18]262，261
接着，保共中央通过了《保加利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简称“七月构想”。这个文件对保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倡导实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模式。“新的模式应该引导使社会变为自治的社会机体，引导取消党的垄断，引导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引导多元化等等”。“七月构想”试图寻找保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还政于民和“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开始了较为认真的政治经济改革。“七月构想”还强调，党中央各部门也要进行改组，保共中央的一些部门被精简或撤消，甚至还提出了党政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不得由同一人兼任的问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的倡议。
可以说，这种政治改革设想和步骤已超出了当时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预计。所以，那时戈尔巴乔夫批评保加利亚想搞“大跃进”和“民主化”。日夫科夫申辩说，他是要“重振”党和社会主义，以“改变”和“拯救”它们。
严格地讲，到1989年，日夫科夫本人已经意识到，保加利亚经济已经出现了“危机”。政治反对派正在形成，开始向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发难，风云变幻在即。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被推翻下台。1990年春日夫科夫在法庭受审判时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早就明确无误地说过，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后资本主义，而不是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国人民已经丰衣足食。当时就是那个时代。我们把苏联理想化了，把它视为我们的榜样……显然，保共中央和它的总书记在（苏联）影响下完全幻想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有保障的。”[19]这里，日夫科夫想把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责任推到苏联身上。 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20世纪60年代，改革的春风已吹遍东欧大地，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艰辛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1965年8月，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强调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时，罗党和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旨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策和措施，建立了一些新的民主设施和机构。
20世纪60年代初，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要出现一些困难，犯一些错误，作一些纠正。罗马尼亚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的发展，特点是根据每一个阶段的要求和实际情况不断地探讨和寻求解决办法，使自己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突飞猛进。”[20]373 1974年罗共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并认为“纲领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罗马尼亚的体现”[20]380，建设社会主义，是在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民族和社会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发生的。要在特定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实践普遍行之有效的真理。
1969年8月，罗共“十大”认为，罗已进入建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罗共认为，要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做到：
（1）实现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建立一种先进的经济，一种现代的工业和农业，它能够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
（2）要实现科学、教育和文化这些进步和文明的要素的持续发展；
（3）建立旨在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物质和精神福利的条件，实现按照社会主义的公正精神对社会产品的分配；
（4）不断完善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建立使每一个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组织机构。[21]75
1974年11月，罗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现“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纲领。新的党纲把“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并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阶段的目标和主要内容。
罗学者认为，罗政治制度变化和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的原因，在于迟迟未进行改革以及改革不成功。他们指出，1965年至1975年，罗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赢得了发展机遇。但是，1975年以后，齐奥塞斯库不思改革，骄傲自大，脱离人民和国情，夸大工作中的成绩，掩饰错误，大搞个人崇拜，以致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饥饿和民怨。他对内严密控制，不允许党内和国内改革派别的存在，使人民敢怒不敢言，导致发生了1989年12月的暴力流血事件。
长期以来，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先后与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彻底破裂后，阿劳动党和霍查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是争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20世纪60年代初起，霍查强调党和国家面临着蜕化变质的危险，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为消灭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旧社会的残余而斗争。他还进一步提出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要在各个领域，在人民内部和党内不断开展阶级斗争，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权阶层。他甚至把官僚主义作风，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等都列为阶级斗争中的“斗争对象”。
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霍查亲自发动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革命”。围绕“思想文化革命”这个主题，接连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运动”，其中主要有：
（1）《闪电报》运动。让群众用简短的文字形式，公开批评自己和别人，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
（2）“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
（3）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运动。
（4）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
（5）学校革命化运动。
（6）文艺工作革命化运动。“思想文化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动，带有非常突出的“极左”色彩，引起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的反感，也打击、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并对国家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这是应该记取的严重教训。
1985年，霍查病逝，阿党和国家44年来第一次出现主要领导人更迭，阿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阿利雅当选为第一书记，虽然他曾多次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走霍查的道路，但多年来，阿国内经济状况不佳，资金、外汇短缺，生产技术落后现象日趋严重，市场供应紧张，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促使阿在经济方面逐步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1985―1989年期间，阿国内政局的特点是，在坚持霍查路线和原有体制的同时，又在寻求局部灵活的松绑政策。国际大环境深刻影响着阿尔巴尼亚的变化走向。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它的西边是种族和语言相同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联邦德国），那里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较高。民主德国始终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之中。到20世纪60年代初，民主德国基本上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所以，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63年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1968年的新宪法强调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国家，“一切权力为人民的福利服务，一切权力保障人民的和平生活”。
德国统一社会党一直强调，力戒机械地“搬运别国经验”，研究如何实现普遍规律的具体形式。各国应该依据自己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和文化条件以及原有的基础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成熟程度与经验、革命开始时的生产力与国民经济物质技术基础的水平，国内各种经济形式与阶级力量的状况以及国际力量的对比情况等各种因素。[22]94，95
民主德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反复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德国统一社会党早在1971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执行“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相统一”的方针，指出要“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决议》。198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十大”提出了“80年代经济战略”，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简化管理体制，认为建立联合企业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到80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属于中央领导的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事业的联合企业共有170多个。[23]649 198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提出要使民主和中央管理相适应，以提高企业的自主权，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同年，宣布实行大赦和废除死刑。民主德国同其他东欧国家相比，它的优势在于工业比较发达，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职工的素质都比较高。其劣势在于原料、能源紧缺和劳动力缺乏。在民主德国，经过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个人都享受医疗保障和教育培训，这使国家稳定和平衡发展，令世界羡慕。[24]16民主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有助于抗衡比它富裕很多的联邦德国，或者成为与联邦德国平起平坐的竞争者。 1988年民主德国通过进一步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规定和《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出国旅行规定》，民主德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但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并不同意在民主德国实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在1986年就断言，接受苏联的改革，“将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彻底完蛋”。
民主德国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两个德国统一的问题。民主德国左翼学者认为，在欧洲和美国的精心策划和强大压力下，在苏联的默认和让步下，发生了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事件。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国实现统一，民主德国消亡。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探索和曲折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东欧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国实际的结合上，下过很大的工夫，在向苏联社会主义学习而又抗拒苏联模式上作过很大努力，在寻找本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作过艰苦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战后东欧各国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国家面貌发生了较大改变，社会相对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也犯了不少错误，出现过不少问题。在1989年底的暴风雨中，东欧各党已处于十分困难的逆境之中。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已经受到冲击。多党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东欧出现了多党竞争的复杂局面。1989年11至12月份，东欧各国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纷纷放弃一党制，建立多党制。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宣告结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挫折。
苏东执政党下台并不意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结束，苏联模式和东欧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命运的终结。东欧各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无论成绩与失误，都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只要善于总结经验，认真汲取教训，都能为自己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工人自治法”原文见《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报》（Slubeni list SFRJ），1950年第43期。
②有关材料详见南联盟前外交部长日瓦丁・约万诺维奇：“美国和北约对巴尔干和欧洲的政策”，贝尔格莱德“人人平等”论坛编《外交政策的现实问题》，丛书第20册，2007年；又见贝尔格莱德“人人平等”论坛编《北约侵略10年之后――塞尔维亚人民的教训 1999―2009》（NATO Aggression―10 years after message to the Serbian people），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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