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摘要〕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关键词〕 林志纯；日知文集；“中西古典学”；“古典学”

要了解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了解中国学者对古代世界的历史认识，林志纯（日知）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林先生并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一个狭义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者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从业者，也不仅仅是一个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对世界古代史领域内研究工作的认识超越了狭义的学科门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关怀。他以理论创新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古代世界的研究做出了新的定位，并且根据这种新的构想做出了系统的努力。这就是林先生自己命名的“中西古典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

一、 “中西古典学”的学术构想

《论中西古典学》一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曰“中西邦学与中西古典学”（卷四：459-460）。《说文》“邦”“国”互训，林先生以为即英文city-state所译之polis，表达“城”“邑”“国家”“公社”“公民集团”等含义。“邦由全权公民（邦人、国人）组成。邦人之于邦，是自由民，同时又依附于邦，古希腊人所谓‘邦之动物’，古中国人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皆表示邦人的本质”。“邦人国人在五伦中居最高地位，这是古典文明的普遍原则，中国西方都无例外”，此之谓“古典时代的民主”。“邦是文明出现时期，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转变为政治关系时产生的组织形式，古代世界各民族（至少是定居民族）都曾有过”。“荷马、赫西奥德的史诗，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政治学，西塞罗的辞令，在中国三经三礼，诸子百家，自黄帝至共和，自孔子至司马迁”，莫不“兴于邦学之日，以古典不朽传至今朝。”因为邦是古典时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所以“邦学”乃是古典学之始基，“其内容则邦人（国人）的民主政治也”。

中国古代没有黑暗时代，所以古典文化得以持续发展，但总的来说，其社会和科学技术成就与西方古典文化相当。这一点乃是“研究‘中西古典学’之基础，亦‘中西古典学’之必须提出的问题！”“可以说，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问题，中国古典时代与西方古典时代是基本不相上下的；中国古典时代的继续发展，比之欧洲黑暗时代，是高潮低潮问题，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比之西方黑暗时代是胜过的；中国科技的发展，到了近代现代，在欧洲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兴起之后，则被欧洲超过了”。

“中国古无‘黑暗时代’，亦无‘中世纪’”。和欧洲不同，“中国在古典时代之后接入古典帝国时代”。结合对《史记》前四表的解读，林先生在文章的第二节中将中国古典时代的时空范围和内容核心勾勒出来（卷四：477-487）。从时间和发展阶段上说，“共和之前，古典之五帝三代；共和之后，古典之春秋时代，前者属王政时代，后者属霸政时代，以及公卿执政时代，执政之公卿发展为当权在位之国君，乃至称‘王’，即战国之形势。然后由战国发展为帝国，汉帝国是矣。六国或战国，为向古帝国之过渡，皆属古典时代”（卷四：478）。就中国古代史上的这个时期，《太史公自序》曾总结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林先生对司马迁的说法做出进一步的发挥，认为这里提到的“汤武”“春秋”“陈涉”，“其历史地位、作用，一也。”而这里司马迁所谓的“道”指的是王道，所谓的“政”指的是“王政”，“皆古典时代之内容也”（卷四：478）。中国古典时代后是古典帝国，自秦汉至南北朝为第一古典帝国，自唐至清为第二古典帝国，之后直接进入近现代。

第四节专门谈“文艺复兴与中西古典学”。林先生再次强调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进入近代史的时期，包括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和古典中国的哲学思想，如孔子的哲学思想，在西方“都起到了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林先生重复《论中西古典学》一文所说，“同是古典时代，时代相近似，社会的成就亦相当。此研究‘中西古典学’之基础，亦‘中西古典学’之必须提出的问题！”（卷四：484-485）

二、“中西古典学”的主体内容

林先生在《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的“前言”说，这本书“只着重论述古代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史”，道出了“中西古典学”的主要内容。全书第一篇《绪论》分作七章，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划定古典文明史所关心的范围，然后以公卿执政制为关键概念，试图澄清东西方古典民主政治和东西方古典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研究问题。第二、三篇各章则大体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论述“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创始时期”和“中国古代民主政治全盛时代”。第四篇介绍西方古典民主政治时代的历史背景，内容是公元前二千年代末至公元前一千年代初的古代中东帝国。第五篇合论中西古典文明，回到“黑暗时代”问题解说中西古典发展道路的差异。

具体而言，“在东半球或旧大陆，古典文明或古代文明集中出现于亚欧非三洲相连接的地带，西起地中海周围，东至中国海沿岸”（卷三：7）。这片地方是人类史上最早产生文明和国家的地带，“此即古典文明世界，亦称古代文明世界”（卷三：7）。林先生认为，堪称古代文明世界或古典文明世界者，只有旧大陆的这个地带而已，在此之外的旧大陆其他地区，或者新大陆的美洲和澳洲，并不直接纳入古典文明世界或者古代文明世界的研究范围。这个“南北东西成片存在于旧大陆的古代文明世界，依其历史发展和地理分布，可以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中间部分是古代近东（北非、西亚）、南亚和中亚，其西方是古代欧洲，东方则是古代中国”（卷三：8）。近现代欧洲学者强调北非、西亚、南亚、中亚、伊朗部分同欧洲之间的关联，林先生据此说，“中间近东至中亚、南亚部分，同西方欧洲部分，构成了古代文明世界的西方古典文明系统”，这个西方系统“与中国古典文明系统形成中西两大古典文明并立的局面”（卷三：14-15）。

三、 “中西古典学”的核心关怀

林先生将管仲、梭伦、赵盾、克里斯提尼、子产、太米斯托克利、范蠡、伯里克利、商鞅、德谟斯梯尼列为雅典和中国公卿执政制时代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卷三：63-64），将孔子、希罗多德、苏格拉底、墨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列为公卿执政制时代政治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卷三：68；同书77页另加上后来的西塞禄）。王失去政治之权，公卿以执政地位专国，以民众利益为依归，如郑之子产，可称“民主政治”。孔子称“忠”，但作为邦学或城邦学的《论语》需要在忠于邦人、国人的语境内解读，这样一来便能够看到，“在古中国，在古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思想，在政治学上都是主导的。”（卷三：69；另见同书：85-88、113-114）

但林先生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特别是古典帝国的传统，并非没有严重的问题。他试图对此给出解释。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近代国家，文艺复兴后因为能够珍惜古典、利用古典而得其利好，不曾发生黑暗时代，亦不知类似西欧之中世文化的中国，反而备受古典精神沦丧的伤害，其中原因便与古典帝国有关。先秦的古典政治制度和古典哲学思想，林先生说，“一变于统一专制帝国之秦汉时代，再变于分裂时日的魏晋南北朝及当时盛行的玄学（佛学）思想”，之后则进入佛道教盛行的隋唐盛世，古典中国儒学墨学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到宋明理学时期，古典学说“在专制统治下，不得不走入抽象的糊涂意识之中，古典真实精神破产矣”（卷四：468）。明清之际虽然也有“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思潮”出现，例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但经过剃发留辫的清代专制荼毒，“古典学破产，斯文扫地矣！”结果，恰恰由于没有中世纪，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古典帝国，不断改变古典政治文化以为己用，古典民主早已变成‘古典’专制”（卷四：486）。《大学》纲领原本在于“亲民”，宋儒改为“新民”。林先生说，“程氏乱改，朱注误用，多少学子误读！”（卷四：487）

基于这样的认识，固然“古典中国，由古典时代到古典帝国，历时长而且复杂，古典时代的政治、文化，到后来变而又变了”，要继承古典民主的传统，林先生说，“恐怕应走的道路，要达到民主，是‘革命’而不是‘文艺复兴’吧？”（卷四：487）这样的“革命”，是汤武陈王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延续，也是回归中国古典民主政治的手段。古典民主政治，在林先生这里既是回归的目的，也是回归的手段，虽然这样的回归并非“复古”，而是走向“近代”，走向未来。

四、“中西古典学”的基本方法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林先生受传统史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甚深。在史学概念的使用上，林先生非常注意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的概念，例如对“公卿执政制度”的创造性发挥（卷三：154），以及在历史分期上采用《史记》以“共和”为界，将“黄帝以来迄共和”和“自共和迄孔子”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认为其“符合历史实际”（卷三：305-308）。《太史公自序》云：“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林先生将汤武陈王革命这种“吊民伐罪”，“民欲天从”的革命传统当做中国古典精神的宝贵传统来对待，特别是儒家与陈王革命的历史关联，强调“孔甲为陈王博士”（卷三：93-99）。

在具体研究上，强调根据原始材料的实证研究之外，林先生较多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但需要说明的是，比较研究对于林先生，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指导性的方法论，不如说是一种研究方案和解决手段，是为他的整体框架服务的。只在后者的意义上，林先生对问题的处理可以看做历史学的比较研究。例如林先生在讲到中国和西欧中世纪的时候，固然 “有许多方面，许多问题，可以互相比较，互相补充，彼此启发的”，但紧接着他说，“无论是古典，还是中世，中国和西方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问题的。”（卷三：145）是“行国帝国”在中国和欧洲造成的不同结果，让欧洲和中国的中世纪有了颇为不同的形态。而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上来说，中世纪的差异只是历史的变形，而二者进入近代的时间相差并不很长（卷三：146）。

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和基本立场，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学科边界。《论中西古典学》和《再论中西古典学》是《中西古典学引论》的最后两篇，应该说也是林先生系统地阐述“中西古典学”最重要的理论作品，比较充分地展示出先生对“中西古典学”的认识方式。可以说，林先生对“中西古典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定位相当明确。对林先生来说，“中西古典学”固然首先是个研究规划，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学科规划，应该作为一种学科规划纳入后来者的视野加以探讨。

小结

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了解林先生“中西古典学”的理论和实践，成书于1981年的《世界上古史纲》以及初版于1989年由林先生主编的《世界城邦史研究》，是尤其不能忽略的两部作品。和这两部作品有关的史实和理论方面的具体问题留待来日讨论，这里只依据《日知文集》版《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和《中西古典学引论》，对林先生的“中西古典学”学术构想做了一些初步的整理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林先生的字里行间感受他学术上的勇猛精进和思想上的雄才大略。在“古典学”概念受到重视的今天，回顾林先生穷毕生之力提出的“中西古典学”构想，更有着特别的意义，尽管这样的回顾也带来必要的反思和批评。

更容易引起争议的仍然是林先生关于民主政治的表述。批评意见这里不必要一一陈述，而且林先生的看法初看起来确实有荒唐不经之处，需要仔细辨析明白方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林先生所说的“民主”作为“专制”的对立面来理解，也就是将重点放在“非专制”的特点上，其观点却显现出深刻的洞见。这样的谨慎理解应该是在对待林先生作品中瑕瑜互见之处时特别需要的。其余如城邦时代和帝国时代基本政治概念的差别，林先生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和有必要的。另如林先生对“公卿执政制”理论的发挥，值得深入思考。林先生对孔子的分析，特别是强调《论语》“是纯粹的邦学或城邦学”，也值得研究者深思（卷三：78-93）。此处相关的“天下”问题，可参见刘家和《先秦时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收入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