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写日记

日记是反映时代和人生的一种特有形式。对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来说，如果缺少了日记这一特有的文献式样，就难感性触摸到时代历史的鲜活脉动，难以透彻窥见并透视出该时代人的微观心灵世界。

以往，我总以为，没有日记，怕记日记，是我们一代人的憾事，一整代人的悲哀。最近，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钱钟书为何要拆“金玉良缘”？》一文，才悟到远远不是如此。

实际上，数十年来被扼制、被湮灭的远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日记。我辈一代，多有同感，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写日记的恐惧症，生怕自己“整自己的材料”，亲笔留下日后挨整的记录，因此，许多人都中断了曾经持续多年的日记；但是，讵不知在我辈之前，上代人也有不敢保存和收藏前辈人日记的问题！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在中学读书之时，老师和学校还是提倡写日记的。写日记的好处人人知之，既可养成严谨的生活学习习惯，“吾日三省吾身”，日日上进，又能经常磨砺思维，提高表达能力，练习文笔。当时，班上不少同学都有记日记的爱好和习惯。笔者当时也是其中之一。那时，无论功课如何沉重，事情如何繁多，就寝前记上一笔当天的日记，是必做的功课，否则，生活就像欠缺了些什么。实在贻误了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是定然要补上去的，不然就仿佛欠了一笔生命的账。生活中的点滴体验，读书时的丝丝心得，思想感情世界的微微萌动，都是日记的题材和内容。那时，在城镇中学读书，都是住校，大家白天上课，晚上在大教室自习，在大寝室通铺住宿，从早到晚，每人的一切活动，一举一动，全都在众目之下，被看在大家眼里。班上有哪几个同学记日记，老师同学都明明白白。最初，写日记也没有什么顾忌，因为是听从教导，得到鼓励的，自然也是光明正大的。但到后来，不知道是从何时起，班主任老师把思想工作“深入”到某些同学的日记中来了。不知道是班主任的点子，还是个别团干部的主动“请缨”，待教室里没人时，他们竟私下翻开人家的日记，探查起“活”思想来了。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弄得班上疑神疑鬼，气氛紧张，师生之间、团群之间，关系恶化，甚至出现严重对立情绪。

人在十六七岁的年纪，正是青春萌动期，情感、思想是十分敏感脆弱的。一般对自己深密的所思所想，是不愿外人触动、知晓的，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而只能一个人暗自在日记中吐露的话语，一旦被别人――老师同学，了解了去，那种惶恐甚至羞怒是难以形容的。以粗暴方式闯入这块禁地，对他们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这种偷窥日记的事情一发生，同学们都警觉了起来，一个个把日记抱得更紧了，生怕被人发现给偷看了去。渐渐地，写日记在同学中间甚至变成一种“秘密”，一种“地下工作”：谁也不敢在教室里，在人们眼皮底下打开日记，变成了躲在寝室偷偷写，或者干脆跑到野外去写。

事情还远不止此。1957年底至1958年春，在中学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中学生中间替代“反右”而进行的一场所谓“和风细雨”的“教育”。随着运动的开展，所谓“黄色日记”、“反动日记”事件，被一桩桩揭发了出来。在全校大会上，一当“黄色”、“反动”这两个从未听说过的可怕字眼，给叫得漫天响，被宣布出来，凡有日记者，个个心里打颤，人人心神不安。什么是“黄色日记”，什么是“反动日记”，大家似是而非，谁也分不清界限，生怕自己的日记也沾上了边儿，个个神经紧绷，被吓得魂飞魄散。

日记案件一被揭露，被看作是学校运动局面的一大突破。紧接着，运动深入到“交心”上来，号召“上缴日记”，全部彻底、毫无保留地“向党交心”。凡有日记者，像吾辈，都在高压气团之下，把日记缴了上去。当时弄得人心惶惶。有人怕被从日记中“挖”出问题来，甚至借故跑回家去，连夜用不同墨色，誊录出一个新本子来，以应对上缴。

当时，批判的锋芒横扫一切：有考“北大清华”打算的，是想“成名成家”，个人主义；爱读巴金《家》、《春》、《秋》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对党员班主任有意见的，是“反党行为”；几个同学要好，对团干部工作不满，一块有所议论的，是“落后小集团”，甚至“反动小集团”，不一而足。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一切的所思所想，都几乎成了批判的对象；都必须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以笔者当时的情况，日记中虽无当时标准的那些“黄”和“反”，但所谓“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之类，是免不了的；至于对班主任（党员）工作和团干部“窥日记”、“小报告”之类，在日记中时而发些牢骚或不满，也是有过的。所以，日记上缴之后，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生怕把日记弄到什么“黄”“反”之类的“纲线”上去。 当时以日记文字定罪，在各地学校是普遍发生的现象。就我们河南宜阳二中而言，上届有个王姓同学，就被定成了“反动学生”。那场“和风细雨”的“教育运动”，是我们经历的第一场运动，真是惊心动魄：班上有几个同学要好，平常来往多一些，课余曾上街吃过饭，假期也一块聚玩过，不知怎么到最后，被学校突然宣布为“反革命小集团”。据说最要害问题是“反对”党员班主任金某，还要派一个年龄最小的去美国留学，成员共5个人，其中3个毕业前被逮捕法办，关进县城监狱；其他两个按“反动边缘”学生处理。我们高二这个班，总共40多个人，仅牵入这个集团的就达5人，还不包括涉及其他问题政审不合格，不予毕业、不准升学的。

但过了二三年，经复查，都作了平反和甄别。被称所谓“黄色日记”的，其实不过是写了对某某女生的好感或暗恋；最“大逆不道”之处，也无非是写了青春初萌或者初恋时的一些情况；所谓“反动日记”，也只是表达了对党员班主任或团干部的某些不满；最最“尖端的”，也无非是涉到了1954年统购统销后农村的市场萧条和粮食紧张。以日记内容定性的那些所谓“反动学生”，以及我们班那个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在三年“大饥荒时期”都一一得到了平反。这些迟到的平反，虽然把他们从狱中“救”了出来，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帽子，但“劳改释放”四个字，在不明就里的农村人眼里，仍然是沉甸甸的，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年轻轻的学子，因被牵入“日记案件”，或被定成“反革命小集团”，就被葬送了一生。

那年月，类乎这样的“日记案件”，其实是在全国范围发生的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现象。最近与来自东北的一位朋友闲聊，我提到了中学时代的这些情况。他惊异道：“哎呀，何其相似啊！我们那里发生的，与你们中学的情况一模一样！”接着，他讲述了他哥哥因日记中的一句话被打成“反动学生”的事；而他本人，就是因哥哥的教训而从来不敢写日记的。也同早年的这些经历有关，他虽在高校教书，在学术界厮混这些年，对同政治意识形态接近的一些问题，是从来不敢涉入，更不敢发表什么文章。

五十年代后半期以后，少有的几个坚持日记的我辈之中，几乎没有不给自己的日记当“检查官”的。说明这一点的证据，就是我辈日记之中，总有“跟”社论，喊口号的痕迹，或者就是对重大敏感问题避而不谈，干脆自我“封笔”或下“封口令”的。

这些见闻，每想起来就心生颤栗。我想翻检一下自己的日记，看看对那次回乡是怎样记述的。我翻箱倒柜，终于翻查到了1960年的日记。8月，我是记了日记的；回乡情况是：8月6日动身，在郑州访友一天，经过洛阳，艰难搭乘汽车，顺访了中学母校，经过四五天的旅程，10日晚上天黑，回到了家乡。第二天，即8月1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阔别一年后又回到家乡，我带着无比惊喜的目光，仔细观察着家乡的每一细微变化。从看到家乡的第一眼，我就用贪婪的注视，眺望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繁茂的田野。

事实上，我的担忧和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年月，稍有不慎，留下文字记录就会招来漫天横祸。近日同事聚会，在闲聊中提到的两件事就是一个佐证：一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59级一个裴姓同学，在日记中就因为记述了困难时期回乡所见的饥荒境况，被一个同班同学窥见了，并报告了上去，该同学因此被打成“反动学生”，发配某地近20年，直到胡耀邦当政时代才给予平反。另一件是，当年留苏预备部曾有一位老兄，也因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某些现象的不满，后来受到教育而感悟，自动检查并交待了在日记中留下的记述，这样，这位老兄就从留苏名单中给一笔勾消了。

我们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连在自己个人完全私密的日记中也是像孙猴子一样，是戴着“紧箍咒”生存的：不仅别人给戴，本人也给自己再加戴了一重。

时代铸造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辈是难有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日记的。时至今日，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受过高等教育的这几代人中，尚未发掘出有价值的、能一以贯之的，反映其相应时代的日记。今天尚未发见，看来日后也未必能有大的发现。因为时代就是如此，时局不允许用日记来记述并展现历史。我们只能寄望于后来者，盼望他们在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在宽松平和的时代气氛中，进一步打破思想禁锢，敞开心扉，拥抱时代，能给后世人们展现一部部心灵的历史，让后代获得丰富的日记类文献，将日记这一特有的散文形式发扬光大，以绵延中华文化的文脉，让文坛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绚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