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辩证思考

摘要：中共十八大发出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未来探索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本土性与普适性、借鉴性与超越性、和平性与扩张性、整合性与反思性四个维度的辩证关系，实现本土关怀与全球视野的统

一、借鉴资本主义与超越资本主义的统

一、坚持和平发展与提升世界影响的统

一、推进社会整合与保持反思维度的统一，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国模式”；借鉴性；超越性；辩证关系

自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论文发表之后，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争就在国内外广泛展开。关于其涵义，有“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治专制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吸取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父母长处的”的“混血儿”等观点的热烈交锋；关于其前景，则交织着希望与怀疑、乐观与悲观等复杂心态。为回应国内外对“未来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高度关切，中共十八大从“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位一体的视角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与本质，发出了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正在发展的“未竟的事业”，在其未来探索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其本土性与普适性、借鉴性与超越性、和平性与扩张性、整合性与反思性的辩证关系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土性与普适性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既要有全球视野，又要有本土关怀，既反对那种脱离普遍性的特殊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限定为特殊的、地方性经验，孤立地看待和讨论“中国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也要防止陷入抽象的普遍主义的泥沼，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经历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之时，将“中国模式”奉为普遍适用的发展模式，过分高估“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影响力。具体而言，需要正确理解其形成过程中立足中国国情与把握时代特征相结合、逻辑起点上借鉴西方经验和反思过去教训相结合、发展原则上坚持独立自主和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影响评估上注重民族意义和世界意义相统一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

事实上，“任何一种具有活力、具有生命力、具有生长空间的发展道路，都一方面包含着特定地域特定国度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环境、资源、人口等国情条件所形成的特质和特色；另一方面包含着在应对发展难题、应答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问题、解决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等方面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3]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国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对“西方中心论”主张的单一发展模式的有力挑战，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认可。譬如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在《没有人再嘲笑亚洲人》中说：“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要想发展本国经济，只能靠自己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有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推动世界发展多样化的价值：“在西方规则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并取得成功，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胜利，能将西方发达的经验融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之中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4]

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强调差异性、自主性、独特性、非西方性本身是否成为一种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会不会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替代并形成一种所谓“差异性、自主性”的普适性？从其本质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本土性、自主性的关怀和强调，是对一个国家发展自主权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对“西方中心论”所主张的“中心与边缘”、“单一和多元”、“主宰与依附”二元对立逻辑形成挑战。但这种“差异、特色、自主”的普适性与“同化、统

一、依附”的普适性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主张一种平等的、多元的、差异的、自主的价值观，它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标榜并强制推广，而是将发展的选择权留给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最终将推动世界各国发展的平等性和全面性，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性与超越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与西方资本主义共存、共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在对资本主义的借鉴与学习、竞争与合作以及批判与超越中不断完善自身，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论证的必然要求。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注重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要注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共十八大提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生动诠释。同时，十八大报告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之一，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确立了主体维度，并坚持通过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超越了资本主义造成人的“异化”、导致“商品拜物教”的局限。马克思曾经预言与资本主义共存的俄罗斯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那么，与当代资本主义共存、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未来发展中也有可能在借鉴、学习的基础上超越当代资本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性与“扩张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高举“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大旗，在国际关系中积极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倡导“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积极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然而，世界范围内“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强硬论”、“中国不确定论”（uncertain China）等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和平性与“扩张性”问题在当代成为一项重大课题。其中有几个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怎样在揭穿西方国家“民主、平等、自由”等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之后，凝练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平等性、和平性、人本性、包容性”等“异质性”的价值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世界秩序，挑战了他们竭力倡导的“西方中心”、“民主优先”、“国强必霸”等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威胁论”兴起的重要根源。显然，这种社会性质的根本区别不能通过向西方国家“同化”、“归顺”的方式来消除，而只能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更具有“正当性”、“道义性”和“责任心”的价值体系来增强其影响，譬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这些新的价值观应当拒斥资本的扩张和奴役，主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当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张合作共赢的和谐相处；应当反对同质单一，主张自主多元。这将是其和平性的最好诠释和最大保障。

其二，如何回应民族主义兴起带来的影响？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中国威胁”的重要根源。譬如余英时认为：“中国领导人利用经济发展来推动民族主义的复兴，从而会对世界构成威胁。”[8]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和罗斯・默罗（Ross Murrow） 也说：“由于民族主义情绪、消除历史屈辱的渴望和寻求国际大国的单纯欲望，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亚洲的大国。”[9]这种偏见源于对中国民族主义缺乏深刻的认识，也误解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与目标，是冷战对立思维和你强我弱替代逻辑的延续。正如郑永年等对中国文化有透彻了解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要理性看待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传统中国民族的认同建立在文化之上而不是民族国家之上，其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没有侵略性的、包容的文化认同，而如果说当前中国有民族主义的兴起，那也不是经济力量的反应，而是对外来压力和国内问题的一种反应。[2]30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是意味着现代化的实现、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时意味着“以和为贵”的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提升，这恰恰是一种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其三，如何抵制西方国家妖魔化“社会主义”的趋势，戳穿西方民主的谎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所谓的“民主和平论”的逻辑：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成是民主国家，把社会主义国家划归非民主国家，并认为民主国家不具有侵略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论从民主意识形态还是从冷战经验，都自然而然认同那些和美国一样摆脱专制和享有自由的国家，而冷战的体验又使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国家就像斯大林式的苏联和法西斯德国那样具有侵略性，因此，他们相信中国‘制度决定论’的侵略性。”[10]抵制这一趋势有赖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性的阐述及对西方国家民主虚伪性的揭露，同时也应当指出这种逻辑的荒谬和虚伪，因为恰恰是号称为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一场场战争。 最后，如何回应“中国的‘和平发展’只是一种话语宣传策略，而骨子里依然信奉实力决定命运的现实主义原则”的质疑？譬如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认为：“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决定了各国发展间的不平衡性，从而影响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一国是否会对另外构成威胁。”[11]对这种源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的对中国未来发展不确信的回应，除了要揭示其源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偏见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信任，倡导一种新的“和平、平等、发展、和谐”新世界观，同时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形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合性与反思性

所谓整合性，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将不同主体、多元利益、多种价值、各种思潮、各种选择统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使之成为主导性的政策方针、发展路径和价值观念，包括思想认识整合、价值文化整合、制度规范整合、利益关系整合、理念路径整合等丰富内容和多样形式。具体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从党的政治路线沉淀为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对内整合不同的发展理念和主张，对外吸收不同发展道路的有益经验，最终是否需要上升到“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者之间如何实现深层整合？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子系统的整合向度，譬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个文明之间如何整合，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整合？所谓反思性，指为了避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同一性、僵化性、封闭性，而保留适当程度的弹性、灵活性、开放性，给建设性、批评性、多样性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反思性与对立性、否定性有本质区别，它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发展而保持的一种必要的距离。“任何一种发展道路或模式要获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必须形成一种自我反省、自我调适、自我更新的内生机制。”[12]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未竟性、探索性和发展性，还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抑或是当今世界环境的全球性、风险性和开放性，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出了反思性的要求。

整合性与反思性之间存在着张力，是矛盾的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需要协调好二者关系。一方面，整合性是主导，是坚定自信、激发动力、凝聚共识的主要依托，是避免走老路、邪路、下坡路的重要保障。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党的路线转化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列宁早就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13]“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14]在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通畅的“政治路线――利益协调――政治认同――价值共识――共同理想”的机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突出课题。另一方面，反思性是重要保障。反思性要求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偏差，要求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否有必要以及通过何种方式上升到“中国模式”的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从客观方面决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性和不可跨越性的话，那么，近年来有学者已经关注到的主观探索方面的失误尤其值得警惕，譬如一部分官员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所有人最终都会受益，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15]也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大量社会问题沉积并全面暴露出来，也反映了“中国没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效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及时将社会政策放到一个应有的位置，因而未能有效地避免一些本来可以避免付出的成本”。[16]

总的来说，整合性是掌握大方向，反思性是微调，整合性为反思性提供前提、把握方向，反思性为整合性提供弹性，增加灵活。整合性如果没有反思性的补充，就有走向僵化封闭的同一性的风险；而反思性没有整合性作为前提，则会蜕变成彻底的否定性，最终走向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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