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想自立门户吗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让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组建一支5000人的队伍。左宗棠凭借自己在湖南幕府打下的基础和建立的威望，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募练成军，并正式命名为“楚军”。
楚军是湘军的一个支系。左宗棠不用湘军之名而用楚军，后人多以为他独树一帜、自立门户的愿望十分强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
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湘军之名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并不是一成军就被统一称之为湘军。
在《湘阴县图志》卷十二当中，郭嵩焘确实说过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立水陆各十营，号曰湘军”这样的话。但这部志书始修于同治七年（1868年），完稿于光绪七年（1881年），不仅历时14年之久，而且成书时湘军之名已基本定型，郭在书中使用湘军名号，是一点不奇怪的。
其实，湘军初起时，并不叫湘军，而是称“湘勇”。曾国藩撰于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完稿于当年十二月的《湘乡昭忠祠记》，就是这样说的：
另外湘军各将领对自己统领的部队，一直叫得比较零乱，其中称楚军者为最多。如同治元年（1861年）二月十一日，刘长佑在奏折中，就称自己统领的部队为楚军，称蒋益澧统领的部队为湘军。（《刘长佑集・奏疏》）
明白这一点后，对于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建军时称自己的部队为楚军，就会知道除了地域意义外，并没有其他特殊含义。
左宗棠生性狂傲，自视甚高，历来瞧不起曾国藩，尤其对曾国藩在湘军集团中的领袖地位很不服气，不时向他发起挑战，这些确是事实。但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不可一概而论。
事实上正如王运所说的那样，左宗棠刚当上带兵将领时，“益谨事国藩。当补太常卿，有陈谢，犹不敢自上奏。凡有军谋，咨而后行，自比于列将。及授巡抚，竟因以起”。（《湘军志・浙江篇第七》）
此时的左宗棠，刚刚从湖广总督官文的参劾中摆脱出来，好不容易保住了脑袋，对恩人曾国藩唯恐谦虚不到位，哪敢滋生“自立门户”的想法和“独树一帜”的野心！
二
左宗棠没有独树一帜、自立门户之意，还有一件事可以印证。
就在左宗棠带着他招募的楚军，进驻长沙金盆岭加紧训练时，滇民蓝大顺率领他的起义军在四川闹得正欢。在贵州境内活动的石达开所部太平军，看到四川军政当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官军疲弱无力，就想入川浑水摸鱼，图谋发展。清廷于是打算调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率领刚组建的楚军入川作战。这段时间左宗棠因工作繁忙，刚好没有给曾国藩去信联系，曾国藩因此特别担心左宗棠会去四川就任“督办”高位而不能随他“襄办”军务，从而打乱原来的计划并势必削弱湘军对安庆乃至南京的围剿。
为什么说“督办”比“襄办”地位高呢？原来到了清朝后期，中央与地方当局都会设置一些临时机构办理某项特殊事务，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如果品级很高，就称督办或总办，副职称会办，资格次于会办者称帮办，帮办下面还有坐办，负责处理临时机构中的日常事务。很显然，督办或总办是钦差大臣性质人物，会办和帮办是督办或总办的副手，坐办则相当于这些临时机构的办公室主任。
至于左宗棠的襄办职位，从字面上理解，则是协助办理或帮助办理的意思，地位似乎又比帮办低，相当于督办助理。譬如左宗棠后来到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大营襄办军务，连续打了不少胜仗，经曾国藩奏请，清廷才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发布上谕，令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再过了半年，清廷又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之后又过了两个多月，清廷便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至于督办是钦差大臣性质人物，也有现成例子可做参照。因左宗棠不愿入川督办军务，清廷只好改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后来又任命他为四川总督。
左宗棠不愿入川独当一面情愿到曾国藩手下做助理，一是胡林翼知道曾国藩的担忧后，马上给左宗棠写信做工作：“公入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十六）意思是左宗棠如果入川，头上虽然戴着一顶督办的高帽子，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到头来很难与四川军政当局搞好关系，必成客军虚悬之局而受制于人，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二是左宗棠自己也觉得，“督办”的名分和地位虽比“襄办”高许多，其实都是有职无权的差事，都徒有虚名，入川后如果得不到上下左右支持，曾国藩昔日坐困江西的历史就将在自己身上重演，到时有能力和上升希望的人，因怕他抢了他们的位子而处处给他难堪;那些心术不正的奸佞小人，则因担心他会断了他们的财路，又少不得处处刁难、百端陷害。到曾国藩手下做襄办则不然，两人既相互了解，又高度信任，工作上肯定能百分之百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政治上也能得到他的关心和扶持，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看重那一字之轻重呢？所以他给胡林翼回信说： 涤公与公书，盖以在吴为“襄办”，而入蜀则有“督办”之名，疑鄙人之意，或将去此而就彼。不知“襄”与“督”，虽同有事而无权;而能办与不能办，实不争此一字之轻重。襄涤军事或能办者，以彼此相知有素，可稍行其志;督蜀军事必不能办者，以彼此不相习，君子不能无疑我之心，小人且将百端以陷我也。公幸为我致意涤公，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左宗棠全集・书信》）
左宗棠明确表明了“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的态度后，胡林翼和曾国藩便马上联合上奏，以江西和安徽军情紧急为由，请求留下左宗棠所部增援安徽。朝廷批准了他们的要求，改派抚湘十年并建立卓越功勋的骆秉章入川督办军务。骆秉章是一个具有崇高地位和名望的老臣，他进入四川后，当地军政当局官员谁敢给他脸色？工作因此很快打开局面，两年后便消灭了石达开带领的太平军，骆秉章也因此被提升为协办大学士，成了“宰相”级官员。
左宗棠到曾国藩大营襄办军务后，更是顺风顺水，否极泰来。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八日，左宗棠在金盆岭召开誓师大会，然后亲率楚军从长沙出发，经醴陵进入江西，于十月二十七日中午赶到安徽祁门，与曾国藩共商军事，受到曾国藩出城迎接。
此后，左宗棠率领他的楚军，从江西打到浙江，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
随后，已是闽浙总督加太子少保的左宗棠带兵进入福建、广东追击太平军残部，于同治四年（1865年）末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彻底消灭江南太平军，取得平定太平军的最终胜利。
至此，被清廷封为一等恪靖伯的左宗棠已经取得与曾国藩不相上下的地位，一同成为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
事实证明，左宗棠当初不自立门户而是紧紧依附曾国藩的选择和朝廷的决策，都是完全正确的。
错误的判断无一不是因脱离客观实际。在不占有足够的实际材料，不了解事物真实本质的情况下，乱做结论，妄下断言，确实要不得。对任何事物的肯定或否定都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言则已，言必有据，真正做到忠实、客观地反映情况，这才是正确、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