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谨慎性格成因探析
[摘 要]高力士过于谨慎的性格源自于自卑感，而自卑感的产生则来自家破人亡后家庭关爱的缺失，来自因遭阉割所致的身心痛苦，来自社会心理的鄙视，来自充满猜疑、嫉妒、尔虞我诈的宫廷环境的压力。
[关键词]高力士；谨慎；社会心理；成因；探析
引言
谨慎性格的成因分析
性格本无好坏之分，但谨慎过头，则异于常人，即便不是性格变态，至少也是性格不健康――可谓性格“发展故障”。按照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高力士的这种突出性格特征，应是童年时创伤性情境造成的。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指出，狡猾、谨小慎微等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现代心理学认为，婴儿从脱离母体那一刻起，便在这个现实社会中全身心地接受刺激，环境潜移默化地造就着他。一个人性格的某些特征，其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他的童年。的确，高力士童年的确遭遇了极大的创伤。
1.家庭遭遇巨大变故
高力士本姓冯，其祖先为北燕皇族，在北燕即将灭亡之时，其先祖冯业带三百人从海道逃到刘宋，后定居岭南，到冯业之后第三世，由于冯业之孙冯宝娶得俚人大族之女――冼氏――为妻，冯家“遂为强家”[5]59此后，冯家“代为诸侯，衣冠甚伟，弈业济美，有甲三属，有田千里”。[6]35到他曾祖冯盎时期，冯家已是“广、韶等十八州总管，赠荆州大都督。干特建，岭峤为雄。颐指万家，手据千里。”高力士就出身“家雄万石之荣，橐有千金之直”的“强家”[6]35。但是，在他十岁那年，因种种原因，其父冯君衡“以矫诬罪成，于乎，裂冠毁冕，藉没其家。”[6]35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被藉家之后，母子失散：“夙遭闵凶……覆巢之下，陟屺无从。”[5]59家庭的巨大变故对童年的高力士打击巨大，现代心理学认为：对于青少年来说，由于他们处于由依赖转向独立的起点，心理准备不足，承受能力差，使他们的挫折感比成年人更强。十岁左右的高力士，正是需要父母的呵护，家庭的关爱，但他却遭遇到藉家、父亡，母散的厄运。
家破人亡使得高力士所固有的依恋父母的情感得不到宣泄，小小年纪即备尝欺凌和侮辱，缺乏人世间极为宝贵的亲情和温情的滋润。此后，他又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阉割并送入宫中，当了人人所不齿的宦官，入宫后，他的宦官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则天……选内官而母之，命近侍以□之，赐之以嘉名，教之以美艺。”[6]35但他又因小过被鞭挞逐出宫外。此后，宦官高延福收其为义子，故冒高姓。高延福本出自武三思之家，高力士遂往来于武三思家。一年多后，由于武三思的周旋，高力士被武则天“复召入禁中”。[1]4757
如果说，这种“选内官而母之”的“拟家庭”关系，带给他短暂的慰藉，那么，后来高力士因小过被逐挞出宫，则带给他更多的是感情的背叛，入宫后，情感的缺失并未得到有效补偿，痛苦、失望、不安全感时时伴随着他，他轻易不允许欲望指导自己的行动，他的本我一直处于极度压抑中。可以说，青少年时期，这个世界没有满足他对未来生活的种种美好预期。
爱的缺失乃至背叛使得他表现出对爱的极大的不信任，当亲朋好友遇险时，他自保为上，不施援手，表现得冷酷与绝情：“力士……虽亲昵，至当覆败，不肯为救力。”[2]4752
这种明哲保身甚至寡情薄意的做法，实则是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使然。
马斯洛认为：“有一种缺失对有机体并不重要（可以很容易地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它，对人也不会造成严重影响），而另一种缺失会危及一个人的性格，他整个一生的目标，他的防御系统、他的自尊、他的自我实现，也就是说会危及他的基本需要……而只有会造成威胁的那一种缺失才会严重地、往往是有害地影响个人，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一般精神挫折。”[7]80可以说，高力士的这种“会危急一个人性格、他的防御系统”等的“缺失”很大一部分应是来自家庭关爱的缺失。“受到别人爱的人，尤其是在孩提时代受到爱的人，往往更容易健康地发展，而被剥夺了爱的人，则往往不能。”[7]69缺乏爱就会抑制成长及潜力的发展。[7]44心理学对婴儿的实验表明，生活早起失去慈爱和感情会导致严重的心理问题，患者早期生活中缺乏爱是许多严重精神病例的原因。[7]序言5
2.惨遭阉割之刑
首先，被阉割的宦官，身心特征异于常人。高力士家遭遇“覆巢”之后，他本人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抓获，并阉割送入宫中。有研究表明：“男子在青春期前阉割，阻止附性管、腺的分化，也阻止某些第二性征的出现，喉头仍是小的，声音是尖的，颜面及身躯上的毛都不出现。……性欲常处于抑制状态”。[8]“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似人情”，[9]变成非男非女的“怪物”。
生理学研究发现，内分泌系统组织的某种变化会影响到个体的生长方式，以及身体各器官功能的正常发挥，并进一步影响到个体总的行为表现。宦官失去睾丸也会使之身心发生很大变化，明显异于常人，“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心理变化与生理变化是同步运动的、心理活动与肉体生活的本质是同一的”。[10]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个体，其性格的发展，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生理特征息息相关，这些生理特征，虽然不能够昭示个性的发展方向，然而它却为个性的形成奠定了生物学上的基础，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个体性格的发展。
变态心理学认为，内分泌功能的障碍或肌体组织的变异，一般都会使人的个性发展偏离正常轨道，进而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变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的五种需要中，生理需要是最基本的，这其中就包括性的需要，“基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些人总是更健康、更幸福、办事更有效；而基本需要受到挫折的人，都会出现心理变态症状。”[7]55 其次，阉割给肉体带来痛苦。阉割的过程极其痛苦，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死亡率极高。阉割可以说是人类最野蛮、最残忍的酷刑。由于古代尚无成熟的麻醉、止痛、止血、消毒、消炎等技术手段，受阉者几乎是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中被阉割的。
晚晴太监马德清曾说：（阉割）“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只要想起最伤心的事儿，心理就像挨针扎一样难受啊！”[11]149唐甄也认识到“原其所以自宫者，使我心悸。肾为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痛也，其害非常害也。”[9]460这种阉割而致的痛楚带来的恐惧会伴随他一身，“太监焦虑性神经官能症来源于阉割带来的弥漫性恐惧，这种恐怖性心理体验伴随着他们身心发展的固结在心灵深处，并且泛化到所以代表威慑力量的象征上去。”[11]133
3.身处矛盾复杂、争斗激烈的宫廷中
宦官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从其诞生起，制度规约就使其与宫廷紧密联系，身处权力金字塔塔尖。这个权力塔尖里居住着拥有绝对君权的君王及其家族，君王大家族表面上一派祥和，暗地里却因争权夺利而暗潮涌动，父子、兄弟、君臣、妃嫔之间尔虞我诈，机关算尽。故而，宫廷是一个充满权变机诈、刀光剑影、雨腥风的危险场所，稍有不慎有可能身首异处，“出入宫禁”[4]8594为君王及其家族服务的宦官自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卷入其中。
唐朝前期，皇位多非嫡长子继承，新旧皇位交接之际，政变频发，政局因此动荡不已。尤其是自武后末至玄宗初，动荡尤为激烈，自神龙元年至开元初短短八年时间，朝廷先后爆发五次政变，君位四易其手。如唐中宗之妻韦皇后、安乐公主等“窥大宝，已成祸梯。公（作者按：高力士）实勇进，提剑而起。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4]36辅助藩王李隆基平定韦后、安乐公主的叛乱。紧接着，太平公主意欲谋反夺权，玄宗知道后，“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内侍高力士……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执萧至忠……皆斩之。”[1]卷八玄宗本纪上169被裹挟其中的高力士既要英勇善战、机警聪颖，更要小心谨慎。
王寿南先生指出，唐朝宦官份内所掌之事有四：第一，侍奉皇帝、皇后、皇子、嫔妃；第二，皇宫之接待工作；第三，守护皇宫门户与管理宫人；第四，传达制命。[13]15其中最难做的事情当属侍奉皇帝：“事君之难，请言其状，尽礼者或以为谄，纳忠者时有不容，直必见非，谓之上，严又被惮，不得居中……”[5]59一方面君王有不受法律制约、对他人生杀予夺的大权，稍不如意，对不满意的人，轻则鞭挞，重则处死。而侍奉在君王身边的宦官更是君王的出气筒，只有处处小心，事事谨慎，才能保全性命。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我每逢发脾气，不高兴的时候，太监就要遭殃，如果我忽然高兴，想开心取乐的时候，太监也可能要倒霉。”[14]侍奉这些唯我独尊而又反复无常的君主，只有忍耐克制，避免制造麻烦，明哲保身。心理学家马斯洛说，处于和平安全和友爱环境中的孩子很容易发展，但处于不安全环境中的孩子却总是渴求稳定和安全，甚至一个健康的孩子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会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轻举妄动。[7]66
从宦官和皇权的关系看，他们本质上是皇室的家奴，对皇权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他们又是刑余之人，残疾的生理现状决定了他们不能脱离皇室而存在，只有紧紧依附皇权，才能有生存的空间。所以即便宫廷里刀光剑影，他们侍奉的是具有生杀予夺大权而又喜怒无常的君王，他们也唯有留下来，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小心为人做事，苟活其中。
4.社会心理影响
人既具有生物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只要不脱离社会，人就会生活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公众舆论等社会心理因素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每个个体，同样，影响高力士性格因素中，社会心理因素不容忽视。
社会心理是社会中一般人的心理，是社会中互相感应、互相类似的心理，在传统社会中，又集中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儒家观念中，它作为一种心理定势时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社会心理对宦官的鄙视观念是十分明显的。而这种恶劣的社会心理环境又会激化自卑心理。阿德勒说：“生理自卑…这些儿童都是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时刻都担心着遭受外界的打击，因为在他们所成长起来的环境中，他们并没有学到独立性。”[11]150
首先，社会心理歧视宦官没有生殖能力 伦理型儒家生殖文化推崇“孝道”，而阉割行为“上辱祖先，中伤自体，下绝后嗣”，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等道德信条相悖，统治者甚至把“孝道”抬高为封建伦理观念的核心，又通过法律加以强化，如“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无论是自宫还是他人将其阉割，宦官一旦以此种方式失去生殖能力，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就会被世人所不齿，世人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说他们是“刑余之人”，“非鬼蜮之妖，其人妖乎？！……若人为妖，人不知其妖，其害大。”[9]460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宦官一旦被阉，便成为不男不女之人。而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思维观念中，社会是由男人、女人构成的，很显然，非男非女的宦官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受到社会心理的唾弃，是不容于社会的：“四不似，人见之无不憎者。”[9]460宦官一旦入宫，便没有了回头路。
其次，社会心理认为宦官乱政、惑君而对其排斥
关于宦官乱政、惑君、误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文字论及：如人们认为，“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宦者之害，非一端也。”他们因此“不可列于士庶”[15]唐甄说，“凡阉人，小患七，大患三，小患乱国，大患灭国。……道君以酒色，道君以荒游，道君以侈御，道君以恶见证人。权臣因之，上隐无不闻，下巧无不达，国之大柄下移矣。……甚至儿蓄公卿，奴使百司，狗奔将帅，天子孤矣；豕屠忠良，草刈善类，朝廷空矣；囚禁天子，羊驱天子，干戈起矣。……斩灭宗社而后已。……凡左右之阉人，皆奴也。”[9]456-457“此曹（指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16]他们因此“并齿于天地之间”，“奄人不革，则小人必逞，君子必灾，家必内败，天下必亡”，[9]463所以，“必易之乃快”[9]460
这些认识当然有失偏颇，宦官队伍有不同层次，为非作歹也仅是上层中的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大多数下层宦官是被欺凌奴役的对象，不会有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机会和可能。即使身处上层宦官，也不能一概贬斥，其中不乏在各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君王的昏暗、统治者的腐败才是导致国家覆亡的根本原因，宦官却成了替罪羊。
一方面皇帝可能利用宦官来打压官僚士大夫，这使得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宦官和士大夫属于对立的双方，官僚士大夫对宦官自然没有好感；另一方面，制度内的规约要求宦官从事的是类似于奴仆的工作，这种职业被官僚士大夫所鄙视，而社会心理导向又是受儒家文化濡染的官僚士大夫所影响。李约瑟指出：“（中国）历史大都是宦官的对头们写的，结果很多替国家工作得很好的宦官，都没有被载入史册。我们也应对于史官们所记述的有关宦官活动的阴暗面，采取保留的态度。”[19]
当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社会心理在一定条件下与难以言说的心理痛苦交织在一起时，自然会对高力士心理产生强烈刺激，这种强烈刺激重创他的自尊、自信、自爱，严重影响他个性正常发展，从而导致性格异常和人格畸形。所幸，高力士并未走向极端，但是，这些身心刺激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他能做到的最大调适就是谨慎为人，小心处事。
结语
高力士原本生活在豪族之家，但是幸福生活在他十岁左右戛然而止，家破人亡使他失去来自父母的爱的呵护，生活一夜间由由天堂坠入地狱，使他深感无助；继而，遭遇阉割之刑，使他倍感耻辱，肉体的残缺带来心灵的震撼，使他痛感生不如死；身处权力塔尖的宫廷，却从事他人不齿的低贱工作，还有可能卷入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中，使他不得不竖起谨小慎微的保护壳来保护自己；而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社会心理又拒斥、排挤失去生育能力和服务于皇帝身边的宦官。所有这一切都使高力士心灵和生命的成长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心理和人格成长的关键期，都处于不安全感中，这些阴霾和不安全感使得高力士深感自卑与不安，于是，他唯有竖起保护壳来自保，他变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甚至薄情寡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