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女性形象分析

[关键词]疯人院;女性形象;显性;隐性

电影《飞越疯人院》由著名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根据美国作家肯・克西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播出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并在1975年奥斯卡奖中获得五项大奖。许多评论家将这部小说与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一起，并称为“垮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1]其英文名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字面意义为“飞越布谷鸟巢”，其中cuckoo在俚语中有“傻子，疯疯癫癫的人”的意思，因此cuckoo在此处被引申为“疯人院”。

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某个疯人院为背景，描述了很多正常人在以“大护士”为代表的强权镇压下，每天过着机械、重复、没有人权的生活。男主角麦克墨菲假装成为精神病人进入疯人院，他原以为来到精神病院可以摆脱繁重的劳动，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然而始料不及的是，他发现大家完全生活在医生和护士的严格控制下，生活沉闷而压抑，毫无自由可言。麦克墨菲对于这种生活作出激烈的反抗和斗争，向大护士的种种不人道行为一再提出挑战。原本平静的疯人院在麦克墨菲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点燃了自由的火花，疯人院的其他病人开始有了追求自由和幸福生活的想法和行动。大护士发现麦克墨菲的各种行为对于强权政策是极大的威胁和挑战，因此对麦克墨菲实施了残忍的脑叶切除手术，使得麦克墨菲变成了一个毫无思想、毫无意识的“活死人”。麦克墨菲的悲惨结局标志着以大护士为代表的强权的胜利，然而酋长的成功逃离和其他病人的欢呼象征着麦克墨菲已经在精神病院里种下了自由思想的种子。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女性往往以温柔、柔弱、善解人意的形象出现，女性大多会被赋予“第二性”的次要位置，顺从于男性社会，女性在社会中的体现和自我意识的体现一般会被弱化，女性在社会上和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选择权。而在这部作品中，女性角色首次展现出了强势的一面，女性不再以一个第二性、男性背后的角色出现，而是以控制者、支配者的身份出现。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庭中，女性都对男性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男性被迫服从于女性的高压政策。在电影中我们会发现，精神病院中的病人和工作的保安都是男性角色，这些男人有些身材高大魁梧，有些身强力壮，外表看来都充满力量的象征，然而除了麦克墨菲是唯一的反抗者，其他的男性都处于一种受压迫、受控制的状态下。当大护士进入医院大门的时候，所有的男性保安都低头给她让路，虽然彼此寒暄打招呼，但是能看出保安在大护士的面前态度毕恭毕敬、完全服从。作者独具匠心的反差设计给读者和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对于以往的男女形象极大的颠覆。女性形象在这部作品中的展现，分别以显性和隐性的方式出现在电影和作品中。

一、电影与原著的差异

在小说改编为电影后，为了使观众更直观地了解和感受电影，故事的叙事视角发生了变化。原小说中以酋长作为叙述者，疯人院中每个人的外表、行为和思想，对人物的评价以及心理活动均通过叙述者酋长的角度，从多个层面依次展开。由于电影和小说讲述故事的表现方式不同，另外，与小说的多线索、多层次的叙事方式相比，电影更适合单线索的描述方式，同时也为了更加突出麦克墨菲的主角身份，电影的叙事视角将麦克墨菲置于一个绝对主角的位置，而酋长仅仅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整个故事中。另外，由于电影存在时间上的限制，不能把原著的所有故事情节都一一展现，因此在故事情节上做了相应的缩减，只选取代表性强、表现力强，能够突出表现人物性格的情节，以求给观众带来最好的视觉效果和感受。

二、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大护士”

――强权的显性表现者大护士作为疯人院里绝对的控制者，她对病人甚至医院员工的控制力一直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护士这个角色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是温柔的白衣天使，然而从影片开始，大护士的一身黑衣、淡漠的表情、程式化的笑容，都给这个形象披上了一层冷酷的外衣。大护士与影片中麦克墨菲的女性朋友的着装形成强烈的对比。麦克墨菲的女性朋友出现时，画着浓妆，衣着艳丽，符合一般人对于女性的评价。而大护士在整部影片中没有选择可以代表女性特征的颜色和款式，而是几乎都身着白色的护士服，白色原本象征着纯洁与平和，但是在这部电影中却处处显示出冷酷无情的色彩。作为控制者，大护士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控制病人，即身体控制和精神控制。

（一）对病人的身体控制

精神病院对于病人的身体控制主要体现于一成不变的生活日程和强迫病人服药。精神病人不允许外出，每天的生活安排按照时间表严格进行，病人们精神不振，每天郁郁寡欢。另外，在大护士等人的监视下，病人每天都要排队按时服用不明药物。如果拒绝服药，医院就会用强制手段强迫病人服药，这种行为实际上是打着治疗病人的旗号在控制病人的身体。对于“不听话”的病人，医院还会采取电击疗法惩罚病人。

（二）对病人的精神控制

每天大护士都会开集体会议，美其名曰“心理治疗”。在会议上，大护士每天会选择一个病人，把病人的隐私显示在其他病人面前，然后让大家一一发表对此事的观点。这种治疗对于病人的病情不仅毫无益处，反而是对病人一次又一次的刺激。曾有病人提出“如果比利不愿意回答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逼他呢？”却被大护士简单粗暴地反驳回来。这种治疗方式使得每一个病人的弱点和隐私都被无限放大，使得病人没有勇气在社会上生存，只能龟缩在精神病院中寥寥度日。另外，在影片的末尾，麦克墨菲被切除了脑叶，毫无思想，毫无意识。这种脑叶切除手术是在大护士发现麦克墨菲对政权有极大的威胁后从而采取的极端手段，这种残忍的手段对于病人的精神控制达到了顶点。 三、比利口中的“母亲”――强权的隐性表现者

年轻的小伙子比利代表了美国社会中的年青一代，这个年龄的年轻人原本应该是朝气蓬勃的。然而比利却行事唯唯诺诺、说话结结巴巴。“母亲”在比利和大护士口中频频出现，然而却未出现在电影中。比利的母亲作为强权的女性形象以隐性的方式表现出来，从比利和大护士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她从未展现出温柔、和蔼、慈祥的形象，而是从小就对比利严格管理，始终想把比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一个年轻人，喜欢女孩、跟女孩求婚是比利的正常表现，然而在母亲看来，这却是比利希望摆脱她控制的表现。她不仅没有帮助比利正确地认识男女两性的关系，反而阻止他与异性接触，使比利在异性面前更加自卑。[2]在大护士组织的团体治疗活动中，比利提到由于向女孩求婚失败导致了第一次自杀。大护士一直不停地逼问比利：“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向你母亲提起过这件事？”比利的表情立刻变得局促不安，异常紧张。比利的第一次自杀可以看做是对母亲强权的反抗，但最终比利自愿来精神病院生活，可见在反抗失败后，比利已经失去了与母亲抗争的勇气，以母亲为代表的隐性政治势力占了上风。

比利的口吃现象带有极具表现力的象征意义，由于对母亲怀有恐惧之心，比利口吃严重。后来，在麦克墨菲的安排下，比利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共度一夜，口吃现象消失了，这代表比利在麦克墨菲的帮助下，已经消除了内心的恐惧和障碍，变成一个正常人。但是，当比利听到大护士说“你母亲会非常失望”，比利的口吃现象重又出现，这说明比利最终在与强权的抗争中仍然打了败仗。而由于抗争失败以及对于以母亲为代表的强权政策的极度恐惧，比利以极端的自杀方式谢幕。

四、哈丁的妻子――强权的隐性表现者

哈丁长相儒雅，知识渊博，代表了美国大批的中年男性。人到中年，按常理应该是活跃在社会中，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和家庭的支柱。然而，哈丁却胆小懦弱、行事迂腐，在精神病院中过着老学究一样的生活。哈丁的这种选择主要来源于妻子的压迫。

和比利的母亲一样，哈丁的妻子未在电影中现身，但是对哈丁的影响却无处不在。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大护士曾提到哈丁“由于妻子经常看街上的男人，会觉得不舒服”，并且怀疑妻子不止一次出轨，哈丁也点头承认了这些事。然而，哈丁没有制止妻子的做法，甚至哈丁根本不敢跟妻子正面较量。哈丁明知道妻子红杏出墙，却不知道该如何质问她，这恰恰从侧面体现了哈丁的妻子在家里处于强权地位，女性代表的强权势力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影片中还提到，哈丁来到精神病院并非受人强迫，而是出于自愿。这种所谓的“自愿”其实是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做出的无奈之举。正常情况下，家庭生活应该是温暖的，而精神病院的生活无聊而乏味，但是哈丁宁肯生活在这种乏味状态下，也不愿意回归家庭，可见哈丁在家庭中受到妻子的压迫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哈丁的妻子是强权政策的一个隐性代表。由此说明当时的美国社会，民众所受的束缚和控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公共场合，而是延伸到了家庭内部，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社会对民众的压迫程度之深。

五、酋长的母亲――强权的隐性表现者

酋长的母亲同样是以隐性表现者的身份存在于电影中。电影一开始，酋长是以一个又聋又哑的大块头形象出现的，然而实际上酋长却是所有病人中最清醒的一个。结合小说中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酋长同时遭受两方面的迫害，一方面，作为印第安人，酋长代表了遭受美国政府压迫的印第安民族。把一个在精神病房拖地的病人称作酋长，本身就是对其酋长身份的贬低及其所做事情的讽刺。[3]在肯・克西的同名小说中指出，布罗登的童年时期正处于以美国为首的白人文化想要同化消灭印第安文化的时期，而布罗登的母亲是一个白人，布罗登生活在一个混血家庭里。布罗登的母亲代表了强势的美国政权，母亲强迫布罗登放弃属于父亲的印第安文化而接受白人主流文化。但是当布罗登试图进入到主流文化时，其具有明显印第安特征的高大身材以及褐色的皮肤却又受到他人的嘲讽。以酋长为代表的印第安人在文化斗争中失败了，酋长不得不逃到精神病院，将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另一方面，在肯・克西的同名小说中指出，酋长和父亲一直采用布罗登母亲的姓氏。[4]布罗登和父亲都被迫放弃了自己尊贵的姓氏，这说明布罗登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极高，控制力极强。影片中根据布罗登的描述，原本父亲像大山一样强壮，随心所欲，但是后来因为酗酒，由原本的高大形象逐渐萎缩，甚至后来连狗也不认识他，最后因为酗酒而死。布罗登父亲由强到弱的转变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到以其母亲为代表的强权政策的压迫，是弱势群体对于强势群体的示弱与妥协。

六、结语

电影《飞越疯人院》将美国制度化社会缩小成一个精神病院，将社会中各个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缩小成一个个独立的病人，通过隐性和显性两种表达手法，展现出美国普通民众受到的压制和迫害。影片首次将女性作为第一性的形象出现，女性角色的翻转使得影片的讽刺意味更强，同时影片中使用大量的象征性描写来批判机械化社会已经使人丧失最基本的人性而沦为机器的本质。电影最后虽然麦克墨菲死亡，但是酋长模仿麦克墨菲的行动，将洗手台拔下来砸破窗户而成功逃离。这预示着以酋长为代表的有自由意识萌芽的人们开始反对制度化社会的压制，使人性回归。

[参考文献]

[2] 靳瑜.《飞越疯人院》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颠覆[J].东南传播，2013（05）.

[3] 陈艳龙.从《飞越疯人院》看美国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认同[J].作家，2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