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是生命的胎记

方方的《行为艺术》是篇颇为复杂的小说。嵌入式的叙事框架，对人性撕裂般的开掘，多维度多线索多层次的展示，以复杂文本演绎复杂人性。方方的叙事语言有时候如摇曳着的镜头，有时候又像浮雕，有着强烈的现场感，以及文字凸显出的凸凹效果。在好看的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处不在的荒诞、悖离、现实的芜杂和无法触碰的边界。抵触与冲突既在现实层面，也在精神和心灵层面。

《行为艺术》文本的复杂在于它有两条叙事线索：一个是“我”本想做艺术家，却阴错阳差做了警察，“我”所破获的案子解开了同事又是上级杨高的身世之谜。另一个是艺术家飘云，一直在创作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她的行为艺术以自杀为外壳，令人瞠目结舌，“我”正是营救她才与之相识。两条线索相互嵌入，彼此咬合，环环相扣。“我”的人生景况与理想本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在现实中却又能屡破奇案。这里面有巧合，有某种神秘的宿命。故事的走向如同叙事本身，作家最初的写作动机与结局往往南辕北辙。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是另一回事情。但飘云的出现，则在刚硬铁血的叙述中添加了飘逸和温婉。文本的内部空间因此变得结实，有了张力，并趋于平衡。

复杂的文本结构里面，人性的复杂更为诡异，更宽广。有论者认为，方方对终极意义上的人性抱持悲观绝望的态度。即使在她极有暖意的叙事下面，仍然潜藏着巨大的人生的虚无。在方方那里虚无是生命的胎记，与生俱来。于是我们看到，杨高的父亲表面上看似因公殉职，做卧底时为黑帮所杀。实际上并非如此，他其实死于一场疯狂的复仇，复仇者是马白驹和他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说杨高的父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好人，唯独面对他妻子和马白驹却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在马白驹即将和相爱的人儿结婚时横插一杠，多次强暴并得到了她。杨高的母亲嫁给他并生下杨高，可是她一生都不曾爱过他，她爱着马白驹。可是在丈夫死后，她因为害怕败露也不敢公然和马白驹在一起。马白驹温文尔雅，做人好，学问也好，在哪里都是好老师好男人，对杨高却是杀父仇人，对警察则是罪犯。惊天秘密隐匿于日常生活的夹层里，人人内心都有密室，密室里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爱情与法理、人伦及道德的纠葛，方方以极端的方式，祭出血淋淋的现实。爱也好德性也好法律也好，边界到底在哪里？一些枝蔓看似闲笔，却依附于主干，残忍干硬。母亲不待见“我”的原因，居然是“我”三岁时的一次失误，她坚持认为那是“我”对她的未遂谋杀。杨高因为父亲死亡的阴影，明知道女同事对他怀有深情，就是不接受！作品对亲情的怀疑和对爱而不可得的忧伤，令人唏嘘。

还有第三重复杂，即叙事的终结。作品终结于两条线索的合并归一，方方在整体上完成了一次建构的同时也在解构的叙事之旅。当飘云站在高处华丽地往下一跳，虚无与荒诞顿时弥漫开去。行为艺术成了某种托词，它的吊诡、非常态及不真实变得可以接受。人世间的一切都可能或者都不过是艺术，都是正在或者已经被创作出来的东西。所有人都在创作，或者所有人都被创作。这世界就是一个容器，它容纳了无所不在的行为艺术。我们的疑问是，方方所讲述的杨高的故事，以及“我”的故事是不是也应归于艺术？事实上小说的完成也正是一种创作，以艺术之名，那么――艺术和现实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或许是另一个古老而无解的问题。

试图解析方方的小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浅尝辄止地提到一些想法，就像冰山理论所说，实际上我更多的想法还在水底。它们在我阅读方方小说的时候还没有形成，或者即使形成了也不知所云，于是我借助冰山理论将它们置于水面之下。很多时候我相信有三种职业极为神似，我说的是医生、侦探和作家（艺术家）。他们的职业必须依赖于某种深藏不露的能力，那就是直觉。在混乱不堪看似毫无逻辑的世界里发现蛛丝马迹，寻找路径，建立联系。罪案疾病和写作，其实都与直觉有关。回到《行为艺术》，“我”、杨高和“我”的父亲依靠直觉破案。飘云在直觉的指引下创作行为艺术，没了直觉，如果无人“搭救”，她的“自杀”如何进行？文本得以完成，作为创作主体的方方似乎也是跟着直觉在走。直觉是统摄《行为艺术》最重要的元素，但是方方又有某种强烈的“反”的情结。她在塑造英雄的同时，又在反英雄。杨高、杨高的父亲莫不如是。建立秩序的同时，又在反秩序。创作艺术的同时反艺术。对飘云的刻画，就有很强的意义指向。前面也说过，她建构叙事的同时又解构叙事。正与反，崇高与卑微，虚无与真实，在方方那里永远扭缠在一起。它们既是惨不忍睹的当下现实，又是她让人着迷欲罢不能的文字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