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与《容美纪游·注释》

走马乡，白果坪，一听就很偏远，远到了崇山峻岭中的鄂西南边陲。即使在畅通了高速公路的今天，从武汉驱车也要走整整九个小时。一个文化人，学者，怎么会呆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心的地方？怎么会呆在这样一个孤零零的“乡”“坪”琢磨一部古籍？一见面，刚刚坐下来，我就向高先生提问。

高先生当时感冒初愈，气弱，面色有点苍白，坐在白果坪那幢低矮的老木屋里，安安静静地微笑着听我发问，然后缓缓地回答说：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上初中，才十几岁，一看就忘不掉了。

在《容美纪游》中，无锡才子顾彩生动地描写了走马的一株古银杏树，树大得惊人，树洞就像个大起居室，居然能够容纳十来人打铺睡觉。高先生的家就在这株巨大的银杏树畔，相隔不出百米，时间却与顾彩相隔了二百多年。

高先生是1930年出生的，家境贫寒，一次，父亲跟着爷爷和乡人出去贩猪儿，在恩施一个叫红土溪的地方被团防抓住了。团防是防红军的，走马白果一带正是苏维埃政权掌控，也被称作红军的窝子，白色恐怖时，苏维埃干部都被乱刀分尸。父亲一行出门贩猪儿，也是避乱。不想还是没有避掉，在恩施被说成红军探子，一起六个人，都用刀砍了。有一个年纪小的看上去像个娃儿，侥幸被放生，报了信。母亲哭着要去敛尸，倾家荡产张罗乡人去了，又被当作红军的女探子，差一点也回不来。

六十年后，高润身出差恩施查找土司田氏史料，特意绕道红土溪。没表露父亲这层关系，只说探访民族历史遗址，找到老人慢慢往这件事上引。都说有此事，拖去杀时，几个人一路喊冤枉。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路过，看着像绅士，几人就拉住喊救命，央求他说情讨保。这人大概想到面子小，没有答应，挣脱衣裳走了。

刀砍后是就地坑埋的，这是据传。埋人的坑在哪里呢？都说不具体。高先生执意要找。一位退休老教师听说高先生也是教书的，就交谈得深入一些，说为首的叫黄俊卿，本不想杀，但六个人身上带有穿眼钱，这就是红军探子的标记。黄俊卿拿不定主意，就去问菩萨，结果根据神的意志，还是杀了。黄俊卿解放后被镇压，刀斧手姓金，移居他乡也故世了，乱石荒坡，草木森森，坑埋点谁也说不清楚了。老教师看出高先生的纠结，劝慰道：没有必要寻找了，如果后人发达，说明埋的地点好，也没有必要搬迁，存心就是了。一番话让高先生平静下来。

父亲遇害时，高润身才三岁，靠母亲做杂活上了小学。再往后就是抗日战争了，武汉沦陷，拖着庞大的机关辎重的湖北省政府逶迤西迁，来到了重山叠嶂的恩施。一个贫穷的国家，贫穷的省份，还要挤出钱来打仗，真是捉襟见肘。可是，外敌的欺侮更激发了滋培人力愿望，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陈诚在艰难中推行“计划教育”，提出“国家办教育实行公费，以弥补寒家子弟不能求学的缺憾”。就是这一政策，让大山里的苦孩子高润身受惠。读完初中后的高润身又考上了恩施高中，因成绩优异又获得了优等生的公费，第一次看到《容美纪游》，就是这个时期了。

高先生在自述中提到当时的艰苦，初夏还穿着棉袄，冬天就一条单裤，寒假回家要步行六天，大腿都皴了。这样一个乡下孩子，从哪里得到《容美纪游》的呢？想象战时的恩施，起伏的石板街上熙来攘往，满是操着全国各地口音的外乡人，恩施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大概也来自四面八方。寝室昏暗的灯光下学生们传看的是一些什么书？也迁到了恩施的湖北省通志馆藏有《容美纪游》，那是馆长李书城战前派两位总纂搜辑方志参考书，到北平图书馆抄回来的。仗打来了，就带着书跑。这是一部描写恩施的古籍，到了恩施的李书城一定很想把它刊印出来，尽管很困难，他还是准备筹资。书印了没有？印了多少？发行了没有？少年高润身看到的是这个版本吗？他没钱买书，怎么得到书的？

揣了一肚子的问题，来不及问，旁边有县、镇、村几级干部陪着，我在这儿谈话，人家在旁边转悠，还不时看表，这里就谈不下去了。

推想展读《容美纪游》的情景，少年高润身一定是很兴奋的，特别是读到走马白果一段。几百年前的一个读书人竟然到过自己的家乡，就睡在那株司空见惯的白果树树洞里。栩栩如生的文字描写，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高先生一定觉得非常有意思，抬眼再看自己的家乡，再看那棵白果树，就不一样了。

顾彩是康熙四十二年（高先生注释，应为四十三年）农历二月初四从枝江动身的。经松滋、五峰、石门、慈利进入鹤峰。哪怕大雨滂沱，打着伞就着篝火，他也要把当天的见闻记录下来，这就留下了一本奇书《容美纪游》。

如今大半日的车程，顾彩走了十四天，到白果坪是二月十八日傍晚。那时的白果还没有“坪”，只有“荒坡无店舍，惟古银杏树一株，大百围，腹空可容十许人”。顾彩一行“就根为墙，构薪作窝铺”，“就宿其中”，“夜半大雨如注，衣被尽湿，最为狼狈。”

高先生在注释里介绍，走马白果一带原本富饶，只因与湖南慈利接壤，这边是容美土司，那边是麻寮土司，两边老打仗，你一刀我一枪没完没了，老百姓都被吓跑了。顾彩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百姓避兵锋逃离后的荒凉。土司制度衰灭后，朝廷派的流官来了，乾隆年间走马设了“巡检所”和“前司外委把总署”，署址就在古白果树左右。还办了义学，老百姓纷纷回归，村镇得以复苏。

被称为“小汉口”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也是高先生在注释中介绍的。日本人已经打到宜昌，长江航运中断，鄂湘川之间的羊肠小道成了主干线。东南的棉纱布匹和百货，西南的食盐和山货，都靠这条干线交流。走马白果正在这条干线上，沿途农家为来往旅人提供食宿，都成了客栈。白果树下就是集散地，商贾旅人摩肩接踵，不歇昼夜，还开出了又平又直的山间少见的半公里长街道，这时，白果才成了“坪”。

古白果树也被人们尊崇和培护，这是从乾隆和嘉庆年间开始并延续下来的。旧时科考出来的官吏都有文化，每到一地，都很注重史志，肯定也读了顾彩的书，接连两任知州都捐廉为古银杏树砌了石墙，还勒石立碑，“实固保障后之人仰瞻乔木，其庶几有故国之思乎”。 古白果树成了当地的古志树。目标太大，连日本人都注意到了，在日军军用地图和湖北省地图上，都标明了“白果树”。

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述高先生的注释内容，实在是因为喜欢，阅读的时候感到新奇有趣，哦，原来是这样啊！抬眼再看看现在的走马白果，想到曾经活跃在这里的生命故事，感觉就不一样了。少年高润身一定也是这样地被《容美纪游》吸引了――不过他读的是古籍原文，那是很难读的。

高先生喜欢读这难读的书，在他家短暂的晤谈时，他就对我说，他喜欢历史，解放后当教师曾到武汉进修，可以选择其他专业，他却独挑了历史，毕业后回到鹤峰，在县一中就教历史。他是个好教师，不断受到学校和政府的奖励，这是一段很幸福的时光，在自述中他写道：“跟着共产党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了我的理想和目标。”

分明是“左派”，怎么突然成了“右派”呢？不测之祸一言难尽，不展开。只说当“右派”后，劳动改造了整整二十年。平反后回到学校，没教几天，却又不行了。

高先生在自述中说，这是为了孩子。为了让已经成年的孩子有个领薪水的地方，他提前退了休，让孩子顶了职。回到白果坪时，他才五十一岁。

终于熬到1987年，受聘到县民族宗教委员会整理民族史料和民族成份档案，这就要与暌隔三十几年的《容美纪游》重逢了。

县民宗委腾了间小屋让他住着，办公室里也放了一张桌子，每天要坐坐班，“辞海未翻先扫地，电话铃响忙停笔，来客访问毋怠慢，会议通知转达急”，这是他自况的小诗。

晚上回到小屋，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在灯下伏案了，这一“伏”就是九年。

阅读注释，感到书中提到的地方，高先生似乎都亲自做过实地查访。比如原文中提到“百顺桥”，注释中就写了，这个桥在何处，是何形制，建于何年，建桥的原委，命名的典故，旧址在哪儿，现在在哪里，现状怎么样，遗存了多少，不是实地察看，很难写得那么具体，那么精细。

他还去过北京。因为注释先要确定原本，现存的版本多是散片和选刻，有残缺，要补齐，还要找相关的资料。1990年4月，他和同事一起去北京。

出行首先想到的是省钱，卧铺票价高，听说也容易被盗贼盯上，他们就买了硬座。晚上二十点四十五分上了车，硬座，就是硬生生地坐着。坐着倒也不打紧，麻烦的是人多，拥挤，味杂，空气不流通，不多时，同事覃先生就感到呼吸困难，苦熬了几个小时竟至休克 ，吓得高先生赶紧在郑州下车，把覃先生送进医院抢救。活过来后也不敢再走了，北京之行就此告终。再次北上时，高先生就事先查了黄历，选了个吉日动的身。

果然顺风顺水，一路来到了北京，进了国家图书馆。二次同行的是县民宗委副主任熊先群，也是高先生的文友。

皇谕奏疏，善本古籍，每周只对外开放一天，这就是周二。早上八点钟进去，下午关门才出来，中午在里面吃盒饭。查找到了，不准带出，只能一字字抄录。高、熊两人分工，你一页我一页，不许用手接触，翻页用夹子。

鹤峰史料记载，容美土司有给康熙皇帝贡品，高、熊也想查一查，看看《康熙起居注》里有没有记载。可只一见那偌大的房子，天上地下满满腾腾的古籍文牍，从哪里下手？不敢再想。

一周只有一天能抄书，空闲时间就很多，两人就出去玩儿，这就玩出了一个小插曲。

那是由天安门广场沿着长安大街西行的时候，一中年妇女突然拦住他们，拿着一件羊毛衫央求高先生帮忙试一试，说是高先生与她丈夫个头相仿。武汉人听到这里就要发笑了，这骗子也太缺乏创造力了，居然用这样陈旧的段子。可在当时，两个书生刚从民风淳朴的大山区出来，单纯得像头一次听到爱情表白的少女，做梦都不会想到骗局。高先生就帮忙试穿，女人一边帮他拉扯，一边说羊毛衫是减价的，又便宜又好，说得高先生也动了心，58元一件，买了两件。而后走进西单，却发现到处都是，款式一模一样，标牌上写着：晴纶衫，18元。

小插曲还没完，紧跟着，熊先生去恩施驻京办事处，在朝阳区公共汽车上又遭遇小偷，被扒850元。不甘心，看见彩棚摸彩，想撞大运捞回损失，却连火柴盒都没有摸到，幸亏只投了两元。

只得紧缩开支，在图书馆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是地下室，厕所间就在头顶上，隐隐渗漏。夜深人静，上面拉屎撒尿和冲水声声声入耳清晰可辨。

吃饭也省了，只是每晚在魏公村街边流动餐车上吃一顿简餐。不料又遇一少妇，中等姿色，戴博士伦隐形眼镜，热情，大方，同车进餐五天，混得老相识似的熟络。引得高先生也买了博士伦隐形眼镜，花了两百元钱，一天也没戴。

要说注释《容美纪游》不容易呢，也包括这样的小插曲，题内题外都有曲折，前进的道路永远不可能一马平川。事后，熊先生写了《北京尴尬客》，高先生写了《北京行》两首，自嘲。

印数两千册，装帧也低廉，定价2.40元。薄薄的很不起眼，双行夹注是六号小字，半个芝麻粒儿大，密密麻麻，硬是考验读者的视力。知道的，当它是民族古籍整理的成果;不知道的，就当是普通的地方资料。后续的效应是出版者想都没有想到的。

高先生也没有想到，带着一张民委颁发的奖状就离开了那间小屋，返回了他的白果坪。待到容美土司遗址进入国家重点文物名录，国家和省里两级文物局的考古专家一批批来到鹤峰山中时，高先生已经八十二岁了。

考古发掘是重大项目，研讨会级别很高，与会专家都具有权威性，大家都会提到《容美纪游》，拿在手中的就是高先生的注释本。一位考古专家说，以往考古，都是未知的，一切都要挖出来看。这回可好，一卷在手，按图索骥，你就挖吧。

这一切高先生浑然不知，他呆在白果坪家中，伏在那张小方桌前写自己的文章，自得其乐。 我去容美土司遗址，包包里也带着《容美纪游・注释》，一路走一路对照着看。

比如平山爵府，高先生在注释中仔仔细细地告诉我，这个“平山”就在“今鹤峰县城郊区新庄乡坪山村，位于县城东北12.5公里处”。海拔多少，地势如何，周围峭壁溪流怎样，山上土司爵府的设置、大小街道、学馆、戏楼、寺庙等等，都写到了。原文“平山爵府”四字，高先生注释了将近四百字。

有注释就好懂了，拿着书去找，由爵府东行，半里，有高二十仞、宛如笔架的小山包，果然一点不差，硬是有个小山包。书上又说了，土司田九峰在上面盖了个藏书楼，书橱罗列，曲廊蜿蜒。好吧，爬上去看看。真是一块平地，虽然树和灌木长满了，但稍微扒一扒地上的泥土和腐植层，就可以看到残砖碎瓦。

土司来小山包上读书，怎么上下呢？得有一条楼梯！

书中也写了，有一条在天然石罅中凿出来的台阶。

几百年的土层壅埋，根藤杂缠，什么也看不见了。考古人员不急，就按照书中描写的地方仔细发掘，很快，石阶显露了出来。

我去时，遗址已经布控定线，挖出的石阶被保护膜仔细地覆盖着，主人掀开盖膜让我观看，正是顾彩描写的，天然的巨石上有一条裂隙，由下而上地曲折着，阶梯就是在裂隙中加工打凿，成了一级一级的石阶。

顾彩说“磴道甚窄”，“肥者”必须“扁身半伏”“作蟹行”才能爬上去。

我去攀爬，真的要手足并用，不“蟹行”就上不去。边爬边好笑，顾彩大概是爬了一番的，有体会，描写得那么传神。

感谢顾彩，也感谢高先生。他的注释化雅为俗，化难为易，化故为新，让我读懂了。

能够和高先生见面，还得要感谢张良皋先生。张先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为写作《土家吊脚楼》和《武陵土家》，在恩施各县乡深入考察，到过鹤峰走马镇。张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记述走马镇白果坪，这样写道：“在此得见心仪已久的学者高润身先生，他注释《容美纪游》，张扬顾彩，我们一见如故，大慰平生。”

阅读张先生的文章时记住了这段话，一到走马镇，我就问乡干部，可否拜望高先生。

主人打电话联系，说高先生很欢迎，但是这两天他感冒了，不方便出门。

我说不要客气，是我去看望他的。

乡干部就领我去高家，边走边说，张良皋教授也来看望过高先生。

我说我知道，张教授很尊敬高先生。

乡干部笑道，张教授八十多岁了，还像个小孩子，拉住高先生的手不放，说他看了《容美纪游》，是高先生的粉丝，是高粉！

我说我也是高粉呀！没有高先生注释，《容美纪游》我肯定是读不进去的。

容美两字就费解。是地名还是人名？是地名辖域在哪里？是人名人物又是谁？劈头“容美宣慰司”五个字，就让人撞墙，什么意思呀？往下读，历史漫长，时空交织，人物复杂，事件错综，每一词甚至每一字都是疑问。不转身去查找资料就弄不懂，资料展开了又没个边，收不回来，终是糊里糊涂。古人不知道标点，也不分段落，竖排的繁体字尚可克服着看看，生僻字就非查不可，碰到密集的生僻字簇，恨不得一字一查，阅读的流畅性都被打断，一点快感都没有了。

一个好老师，就是要为学生扫清障碍，激发学生的兴趣。

高先生就是一个好老师，给学生讲解时很耐烦，有教无类，不嫌学生水平低，一律用平易明白的语言，让大家一听就懂。比如介绍容美，他说容美也称容米，元史记载，在某某年，有容米洞官田墨，纠合蛮酋干什么什么。好了，到这儿我就明白了，容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地方，这地方有官，姓田，名墨，等等。宣慰司又是怎么回事呢？高先生接着讲解，这是元代的设置，多在少数民族地区，明、清沿袭，为土官最高职衔，是中央认可的少数民族首领。

认真地听高先生讲解，一步步跟着他走，就能栩栩如生地看见那个清代文人顾彩，布衣麻履，骑在一头大白骡子上，带着装了行李的竹编大筐，还有做饭的家什，一路叮叮哐哐的，悬崖千仞，乱石嵯峨，骡蹄一趑一滑，步步心惊。

顾彩是无锡人，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又是文人，哪吃过这个苦呀？即使闲居陋室，也可以调素琴，阅金经，何苦来这草昧艰险之区，心惊肉跳，小命都要弄丢了。干吗？

高先生又为我们解惑了，他说到了著名的戏曲作家孔尚任。

原来，顾彩也是个优秀的戏曲作家，跟孔尚任合作过一部《小忽雷传奇》，关系很好。孔尚任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演出后轰动京华，也引起康熙帝不满，半年后就因一桩遗案被罢了官。返回山东曲阜后，遇到了恰巧在衍圣公府中访学的顾彩。晤谈中，孔尚任提到了容美土司。

怎么会提到容美土司呢？又有前因。

前因就是容美土司田氏喜好诗文，喜欢结交汉族文人，代代相传成为家风。康熙十四年袭职的田舜年，不仅自己曾求学荆州，后来把孩子也送到荆州和京城学习。《桃花扇》轰动京城时，田舜年的使者正在京城，与孔尚任有过交往。谈了些什么不知道，但《桃花扇》被禁演后不久，就在遥远的武陵容美土司府中重新搬演，却是有案可查的事实。

顾彩是带着孔尚任的信去的容美，第一站是枝江。

为什么要到枝江呢？高先生继续讲解，顾彩之所以先到枝江，原因有二：其一，枝江是容美去荆州府和省城的必经之路，也是容美的茶叶、药材等土特产的一个主销点。去容美，必然要经过枝江;其二，枝江县令孔振兹，与孔尚任同宗，又与容美土司熟稔，顾彩在这里停一下，把孔尚任的信交给孔县令，孔县令又把顾彩去容美的消息，传递给容美土司，搭了一座桥。

就在枝江，顾彩看到了土司派来迎客的人，牵着准备给顾彩当坐骑的大白骡子以及一应俱全的途中用物。

不料，顾彩却不想去了。

为什么？ 他病了。

大病小病？

小病。

小病静养一下不是就好了吗？

不行，顾彩还是不愿意去。原来他不是住在枝江县署里吗？恰巧县署有一个家丁，去过容美，伺候顾彩的时候就聊天，说容美又远又险，有蛇有虎，他进去时曾经丢失了向导，迷路整整一个月，差点丢了性命。顾彩一听就害怕了，不想去，又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拒绝。怎么办呢？文人戏墨，就写了一首诗，用小诗来婉转辞谢。

辞谢诗交到前来迎客的土人手中，土人吓坏了。说土司的律法很严酷，慢客者割耳，窃物者断指，生杀予夺，顾先生您要是不去，主人会说我待客不诚，回去要治重罪的。

顾彩只有硬着头皮上路了。

读到这里，感到高先生又像一个说书人。说书讲究的是铺平垫稳，这一笔那一划不紧不慢，都是些什么人物，相互是什么关系，各人心里是怎样想的，都要一一交待清楚，一点点地把故事线索捋顺了，入情入理了，观众自自然然就听进去了。

约好去见高先生的时候我有点小激动，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七月下旬，武汉热得正苦，走马白果却无需空调，很凉爽。高先生站在老木屋的中门内，微笑地看着我。很清瘦，穿了件夹层外套，握手时还是感到他的凉。

他并没有侃侃而谈，回答总是缓缓的，感觉到一些虚弱。在村干部的催促下，我要去银杏树下看村民表演花鼓灯和打溜子。担心高先生的身体，我请他留步。

他说不妨事，接过妻子递来的草帽，一起出了门。

缓缓地走着，便走便聊。我说到张良皋教授的文章，张教授说他看白果树时也是高先生陪同，教授写道：“这树，毫无疑问是顾彩、高润身和我的共同朋友。”

高先生听了很高兴，说张良皋教授当时确实很激动。他也说张教授像小孩子，说张教授围着银杏树转了几圈，左一张右一张地拍照，边照边说，这是顾彩睡过的地方呀！我跟顾彩在一起了！

暑期，小小的校园里很安静，明丽的阳光下不高不矮的教学楼白墙红瓦很鲜亮。那棵古老的银杏树就在操场边上，紧挨着院墙。

树很大，树洞也大，但没有顾彩写的那么大。我围着树干转，疑惑它能不能容下十许人，只怕两三个人就躺满了。我说顾彩是文学夸张。

高先生平静地听我质疑，笑着解释，顾彩文辞优美，但风格写实，书中描写了许多景物，将文字与实景实物一一比对，都比较准确，夸张的并不多。树洞看着小，是因为修操场的时候垫高了地面，把下面都掩埋了。

我又转了一圈，设想被掩埋了的下面的洞有多大，还是将信将疑。

高先生只是笑笑，表述自己的观点，并不争辩，是老文人的涵养。

翻开封面，只见扉页靠书脊处，有圆珠笔竖写的“向端生自学之用 恕不外借”。

我接书的手犹豫了，向端生是作家，鹤峰县文联主席，也是文史专家。第一版只印了两千册，物以稀为贵，故“恕不外借”。现在返回到高先生手中，不论是什么情况下回来的，都说明高先生也想珍藏。一时不知该不该收。

看出我的心思，高先生笑笑，不解释，只说，没事，给你吧。

我自然求之不得，马上请高先生题字。

转眼到年底，我的一本小书出来了，想到高先生，却不知道走马镇白果村的邮编，怕寄丢失，就寄给了鹤峰文体局向红燕局长，请她转交。向局长很快就回电话，说，高先生已经归山了。

一时怅然。

隔年又去白果坪，就去看望高先生的妻子龚氏。

龚氏也不简单，其父是行医的乡儒，把女儿也送进学校念书，龚氏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乡村少有的女中学生。解放后也做过教师，为照顾家庭离开教席，与高先生相守一生，感情笃厚。

我问高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龚氏回答得干脆：老实，聪明。

我告诉龚氏，上次来看白果树时，还看到了花鼓灯和打溜子，高先生说他年轻时都会。是吗？

龚氏说：他呀，爱玩儿，玩得好得很！

您看他玩过？我问。

看过。年年看。花鼓灯，打溜子，扯胡琴，唱民歌行酒令，样样在行。年轻，人长得也漂亮，打街上过，都看他。龚氏不笑，把我和同去的人都逗笑了。

高先生的《也是诗文集》中，提到白果坪精彩纷呈的民间玩意儿，其中有狮子灯。那是一个春节，村里成立了领导小组，培训成员，排练演习，集资制作狮子皮，高先生年轻时亲历亲为玩过的，担任了艺术顾问，一一指点，保证传统技艺原汁原味。

年三十排练制作停当，初二入夜在白果树下出灯，纵跳扑卧，绕树三匝。初八敲锣打鼓进了县城，初九在容美广场献艺。

玩狮子灯要炫技，四张桌子的高台，独立，倒立，横空，坐莲，翻云天，动作惊险度高，才能吸引眼球引人喝彩。最后狮子口吐的长联从天而降，花鼓丑旦上场演唱，唱词儿都是高先生新编的。一时人头攒动鞭炮不断，兴犹未尽，便又巡游，银行、交通、公安、法院，一个个单位地演。

到不同单位巡演要根据不同单位的情况唱新词儿，高先生出口成章即兴挥洒，众人惊其急智，赞叹不已。

这些都记录在《也是诗文集・狮子灯复兴记》中，高先生和顾彩一样，也是有闻必录。

龚氏与我坐在小木桌边交谈，她抬抬下巴示意桌子对面空空的那一方，说，他总是趴在那儿写，从早到晚，一趴多少年，写了一辈子。

山里冬天要烤火，火盆就搁在桌子底下，桌边要围上棉桌裙，两腿放进去暖和极了，高先生坐在那儿写作，两脚是不会冷，坐得住，可以坐很久。高先生就坐在这桌边写呀写呀，写老了，写到了归山。

按照白果坪乡俗，归山是不上山的，就在宅边，挨着家人。高先生也安卧在老屋后面。

高家儿媳带我去屋后，是一小片丛冢，有高家的，也有旁姓的。前面是一大块菜地，霜后的白菜油菜叶子肥绿绿的，丛冢也是青青的草色。

儿媳说，办事的时候打了围鼓，给老人开路，打了四天。

我问，打四天是很隆重的吧？

儿媳说是的。不过这也是请人掐算了的，打几天不可以随便定的。

墓碑上，龚氏的名讳也刻好了，位置也预留停当。与丈夫并肩，和生前一样，安安详详地坐在一起，就这样一往情深地注视着走马白果，天长地久，永无竭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