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康熙字典》的校勘与注释
摘 要 《康熙字典》东传日本后对日本辞书界影响很大，产生了一系列校勘注释类的著作，可归纳为订误类、和训注音类、研究类三种。文章将就这些辞书的出版年代、体例、内容、编纂特点等做一个综合系统的介绍，试图从辞书编纂史的角度论述《康熙字典》东传对日本辞书编纂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康熙字典》 《字典琢屑》 《康熙字典考异正误》 《康熙字典等韵指示》 《康熙字典鳌头音释》
《康熙字典》（以下简称《字典》）自康熙五十五年（1716）刊行后，很快就流传到日本。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江户时代，汉学盛行，这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字书东传日本之后自然得到学界上下的重视。《字典》对日本辞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距字典出版不到六十年，1775年就有和刻本《字典》问世（李淑萍 2006：43），随后又产生了一系列日本学者所编著的与《字典》相关的辞书。纵观这些成果，总体可归为以下几种：
一、订误类著作
由于《字典》成书仓促，编纂人员内部变动频繁等种种原因，故错误繁多。然因这部官修字书的权威性，加之乾隆年间王锡侯《字贯》案阴云笼罩（刘卫群，邱进春 2010），国内学者无人敢对字典进行勘误增改，字典错误频出的状况一直未能改善，大大地影响了这部官修字书的权威性。日本国内由于没有政治文化方面的限制，自《字典》东传日本以后，日本学者就开始对《字典》进行大量的勘误、修改、增订工作。
1.都贺庭钟、都贺枝春：《字典琢屑》
1780年日本出版的《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又名和刻版《康熙字典》，风月庄左卫门编）将学者都贺庭钟、都贺枝春所著的字典校勘记《字典琢屑》附于其后，其中所考840余条，考证2580条，共3840余条。在该书序言中，都贺庭钟交代了作此书的目的：“字典舶来，蒙学取明于此。坊人早有翻刻之举，而苦无善本，请订于贱塾。大人云：‘夫环宝既入市仍欲贲之乎？其安不使玉人。陋室无群玉乃日赖邻光，仅得卒业。恐谪完璧拱瓦砾。切者者，固应揭于各部。’工云：‘有应刻缺，弃诸已乎’，小子云：‘不必然矣。舍所学而从彼，则何以辨形影哉？所以遂不能弃琢屑也。’”其中可见，《字典琢屑》所订正的不仅是原书的错误，还包括和刻本《康熙字典》中的错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书应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字典》勘误类著作，甚至早于王引之《字典考证》近五十年。此书序后附有部首检字，所订误的字头用方框标出，所订误的内容标有假名训点。该书的订误方法主要为对校法，其中部分订误的成果与王引之相重合，部分可互补缺漏。如“乘”，王引之《字典考证》并没有进行订误，而《字典琢屑》则指出：“扬子《方言》：‘飞鸟曰只，雁曰肌，此句衍‘只’字，《方言》俗本‘只’误作‘双’。”再如“佛”字，《字典考证》也无考证，《字典琢屑》：“《正字通》四十二旧误作二十四。”王引之的一些订误在《字典琢屑》里也不见：如“上”，《字典考证》：“《楚辞・九怀》：‘临渊兮汪洋，顾林兮忽荒。修予兮O衣，骑电兮忽―。’谨照原文改骑霓忽―改南―。”此条《字典琢屑》不载。从“一”部看《字典考证》共订误5字8条，而《字典琢屑》订误5字5条，二人重合考证仅有3字，考证相同的条目仅1条，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字典》各个版本中存在的错误的确很多，另一方面也说明二人订误成果确实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2.渡部温：《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标注订正康熙字典》
道光七年（1827）王引之奉命对《字典》勘误，共改正原书错误2258条。道光十一年（1831）订正本《字典》成，有殿版行世，传入日本，俗称 “广东本”。（李淑萍 2006：43）此本传入日本后，反响很大。此后日本学者的订误工作多围绕此本展开。日本明治学者渡部温于明治十八年（1885）在景田书店出版的《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与在明治二十年（1887）讲谈社出版的《标注订正康熙字典》二书都是在此版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其著作中所提“广东本”即为此本。《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标注订正康熙字典》出版之后，多次再版，并多次被日本再版的《字典》附入其中，可见其影响。之后，明治二十年（1887）公文书馆出版《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二卷，同年出版的《康熙字典十二集》将渡部温考订附录其后；昭和十三年（1938）景田书店再次出版《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昭和五十二年（1977）、昭和五十三年（1978）讲谈社再版了《标注订正康熙字典》（用明治二十年无尽藏书房渡部温铜版印本景印）；昭和五十三年（1978）日本讲谈社出版的《康熙字典十五卷》将渡部温的成果附录其后。由此可见渡部温此二著作在日本的影响不容小觑。
渡部温的著作在中国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1973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校正康熙字典》的学者严一平就将渡部温的校勘成果运用到字典编纂中，使得渡部温的学术成果首次得到中国辞书界的借鉴，体现其学术价值；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引之校改本康熙字典》则将渡部温的《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作为附录附于书后，使渡部温的研究成果首次见于中国大陆。
近年来，渡部温的校勘成果逐渐被大陆学者熟识而认可，《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标注订正康熙字典》是后人在对《字典》勘误整理时，不得不提及的关键性文献，成为《字典》勘误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渡部温订误的主要特点是：在细致对校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将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引入全书，作为考据依据。全书考异1930余条，订误4700余条，而全书对于段注的引用高达849处。如“楗”字，《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温按，《说文》限门也。j门也。段氏作j各本作限。非。今依《南都赋注》所引正。”渡部温将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成果引入，一方面利用段氏对于其他文献的他校作为补充；另一方面又利用段氏的理校，使自己的校勘成果更为充分。
3.山田清风：《增订康熙字典》
明治二十年（1887）日本学者山田清风作《增订康熙字典》（和同馆），也对《字典》做出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其作与渡部温的出版年代很接近（略晚），因此渡部温的研究成果并未被其吸收。据其序言中所提，此作是山田清风将他本人的勘误成果与《字典琢屑》勘误相结合而成的：“《琢屑》所考八百四十条，《考证》所举二千五百八十条，通计三千八百四十条考证，虽不相同者亦不可谓鲜少矣。加之以余所增订则殆将万也。”若此说成立，那山田清风的成果要远超渡部温。然此本《增订康熙字典》影响力却远远不及渡部温之作，仅明治二十九年（1896）再版一次，此后再无再版，中国学界对此书也很少提及。 该书体例与渡部温的《标注订正康熙字典》相近，在字典的页眉处用小字标出所订误的内容，订误校勘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对校法。然此书与《标注订正康熙字典》不同之处在于，页眉订误内容不标注字头，仅用○提示，导致检索查阅十分不便，同时不注明订误依据。笔者推测这种体例上的欠缺，抑或是其影响力不及渡部温订误著作的原因。
笔者认为，这类由日本学者所作的《字典》订误类著作的出现很有意义：首先，这一系列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中国（清）由于政治原因导致的《字典》订误工作不足的状况，为后来《字典》的修订及以其为基础的大型辞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借鉴。其次，这类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学者对于《字典》这一集大成著作的肯定与重视，因此才能不辞辛苦对字典逐字逐条进行考证、勘误。最后，日本学者对《字典》的订误方法也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校的一般层面，像渡部温这样的学者已经有意识地选取中国学者段玉裁校勘成果（《说文解字注》）引入自身的著作，并作为一种理性的参照，渡部温的做法不能不看作是一种方法上的创新。
二、和训注音《字典》
明治时期出现了大批用日语标注《字典》的著作，这类字典不仅仅是添加了便于日本人使用的和训、假名注音，同时或多或少地对原有字典收字、排序、注音、释义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改造。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日本学者已经意识到《字典》不便于日本人使用的问题，如古川守卫在其书序言中对《字典》之详备进行褒扬后慨叹道，“然无邦训、又不分四声，故学者病焉”，《训蒙康熙字典元亨利贞》序说：“然而，或卷帙浩瀚，不便携带、灯下搜索，或偶有之辄，文字才少、音训不雅详？”这类字典在序言中都会提及《字典》使用对象为初学、童蒙者，具有学习型辞书的性质。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对《字典》的改造，开始对本国辞书的发展道路做出思考：南摩纲纪为
《康熙字典：四音训译韵字平仄音训》作序时，提及西方学者卫三畏等人依据本国实际编写字典之事，认为也应该给《字典》标注和训，使之更好地被本国人利用。《袖珍康熙字典》序言中曾将字书喻作兵簿，认为：“我不善运用如彼，则彼反役使我。簿册虽便，捡案虽勤，终亦为败军之将而已。”表明此时的日本学者已逐渐开始具有文化反思的意识，开启了对理想汉和辞书的探索之路。
1.古川守卫：《康熙字典：四音训译韵字平仄音训》
明治十五年（1882）古川守卫编著的《康熙字典：四音训译韵字平仄音训》（京都：玉宝堂）出版。该书编排基本以《字典》为序，在字头旁用片假名拼音，同时在所选字头下标注韵部，并用标注声调，然后再用日语假名标汉、吴二音，同时还将“和训本邦的古言”“今字加国字解其义”标注在所选音下作为释义，后再将《字典》原文抄录，并用日本训点符号标注。此书只是对字典做出了语音、和训增订，并未进行删改。古川守卫如此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字典》不便于日本人检索的现状，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字典原有的繁琐体式，达到“使览者一目了然矣”的目的。
2.远藤进正：《掌中康熙字典》
明治十七年（1884）远藤进正编著的《掌中康熙字典》（东京：和田笃太郎）出版。在此书序言中，作者强调字典的应用性，认为当前日本使用字典者过于拘泥于字义训诂而不知字与字之间的联系和用法。他在序言中曾慨叹：“用字典者，徒拘泥训释不知变化妙用者，比比皆然。如此则虽知字亿兆复何益有焉？”可见编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学者可以“知其文字之起因，而识其变化妙用”，成为“真正的学者”。
因而，此书对《字典》改动很大：首先，在选字方面，此书对《字典》中的部分字形进行删改，如“一”部中，《字典》包括异体字、增字在内共选取各类字形57个，而《掌中康熙字典》在省略了部分异体字、古俗字形的同时，还将补遗部分字形归入，仅选取29字。其次，在注音方面，在所选取的汉字右边标注所选汉字的假名注音，在汉字右侧标注所属韵部，并在汉字下用○●表示平仄，不具体标注声调，同时对部分生僻字也标注了直音，对于一字多音的用平上去入标出。最后，释义体系完全简化，省略了原书引证、汉语释义，仅用假名标注字义。如：丞：有四条释义：1.タスク 2.ツク 3.ソク 4.ゥクル，分别对应《字典》中的佐也；继也；副二也；承也。而在字序排列上，基本按照《字典》214部顺序排列，仅个别字的归并与《字典》不符。
3.桥爪贯一：《袖珍康熙字典揽要》《袖珍康熙字典》《训蒙康熙字典》
桥爪贯一于明治十四年（1881）、明治二十五年（1892）分别出版《袖珍康熙字典揽要》（以下简称《揽要》）（东京：青山连吉）与《袖珍康熙字典》（东京：伊吕波辞典发行部）二书。此二书在字序排列上依然按照《字典》排列方法，选字方面放弃了《字典》部分俗、古字形。标音释义方面略有不同：《揽要》仅包括汉字的假名标音、所属韵部四角标调、直音等方法，释义方面仅选取常用字释义，释义仅零星几个字，类似中国古代韵书。《袖珍康熙字典》在字头两侧标有该字的假名注音，并注有该字所属韵部，用标注声调，并标注出该音下的国训释义（日语释义）。明治十三年（1880）桥爪贯一还出版了《训蒙康熙字典》元亨利贞卷（东京：须原铁二出版），此书前言、体例、选字与《袖珍康熙字典》相同，笔者认为后者应是前者更名后的再版。此外明治十七年（1884）长谷川政忠也编著出版了《训蒙康熙字典》，日文序言中说明此书是桥爪贯一《训蒙康熙字典》的订正增补版。可见桥爪贯一的著作在当时的影响。
4.石川鸿斋：《康熙字典鳌头音释》
明治十六年（1883）石川鸿斋的《康熙字典鳌头音释》（东京：博文馆）出版。此书序言中指出《字典》谬误频出的情况。同时也说明，此版字典是在中州三岛校正版本基础上编写的，古篆部分参考《说文》、顾蔼吉、王锡侯之书，日本和训（训读）部分则依《万叶集》《古言梯》订正，因此作者认为比原本《字典》更优。此书的特点在于，作者在全书的页眉上标注了部分汉字，在字头左右标有该字日语中的汉字音，并且标注该字所属韵部，用四角标调法标注声调，部分字注有直音，同时用片假名标注出对应的意思。这样的编排既方便了日本读者进行快速便捷查阅、识字读音的需要，同时也为之提供进一步查阅原始文献的可能。 5.近藤南州：《国训寸珍康熙字典》
明治三十七年（1904），东京青木嵩山堂出版了近藤南州编纂的《国训寸珍康熙字典》。此书体例与《掌中康熙字典》类似，然此书编写较前书更为详尽，收字方面将《字典》所列的俗字、古字、异体字字形统统收录。此书注音系统也更为细致，字头左右标注汉字音，未抛弃《字典》反切释音的方法，如“下”字，选取了“胡雅切”（《广韵》）与“亥驾切”（《集韵》《韵会》）二音，但未标注所选取的韵书，只是按照韵部选取反切，并用四角标调法标出声调。在释义上与《掌中康熙字典》类似，用国训（训读）标注释义，然音与义的对应关系未能很好体现。
笔者认为此类字典的出现说明：日本学者已经开始探索《字典》的实际功用，省略了繁琐的引证，简化了注音，将字典改造成更易为日本学者学习、查阅的工具而非单纯训诂汉籍的总目。然日本学者的这类改造与探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反切选择历史层次的问题，一些简化字典不标注韵书直接选取反切，造成一些语音矛盾混乱的现象；又如一些字典字头下标注汉字音，但不标明吴音、汉音，不利于研究；再如一些字典释义与标音分离，割裂了音义之间本有的联系。此类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三、《字典》研究类书籍
此类书籍并不多见，笔者只发现附于《康熙字典四十二卷》（1780年版，浪速：浅野弥兵）中都贺枝春撰的《初学索引》与明治二十年饭岛道宝所著的《康熙字典等韵指示》（1887年，东京：森江佐七）二书。
1.都贺枝春：《初学索引》
《初学索引》不仅仅是针对《字典》日本读者所作的工具书，更是一部围绕《字典》的综合研究著作。此书的内容包括用日语解释《字典》凡例，对原书结构说明阐述，结合字典内容探讨古文、今文、小篆、籀文之间的关系，汉日对音规律，还包括对《字典琢屑》体例的解释等，可以说所涉的内容辐射到字典的方方面面。不同内容之间，用○隔开，全书共探讨了四十余个问题。在对凡例的扩展补充方面，该书不仅翻译了原有的凡例条目，同时还结合具体例子进行解释，阐述了《字典》注音、释义、引证体系，较原《字典》凡例更细致：作者不仅将字典中出现的凡例术语如“本作”“同”“或作”“未详”等一一解释，同时对字典中涉及的概念如“俗字”“正字”“俗语”等进行分别阐述；该书还补充说明了《字典》对一些人名、避讳等问题的处理情况。在对字典内容的阐述方面，该书参考《字典》原凡例分别叙述了检字、辨似、备考等章节并补充了检字方法、相似字形产生原因、备考收字原则等内容。该书结合《字典》所引韵书、字书对日本汉字音来源、体系做了深刻的探讨，超越了对体例现象的描写，已初步具有研究性质，对当今日语汉字音的研究也具有借鉴作用。
2.饭岛道宝：《康熙字典等韵指示》
《康熙字典等韵指示》是一部旨在教授日本人学习《字典》所附《字母切韵要法》的著作。此书作者饭岛道宝虽在序言中称自己是为《字母切韵要法》做注解，但实际上此书可看作是对《字母切韵要法》进行解释研究的著作。他在序中提及作此书的目的是因为《字母切韵要法》缺少注解，这使对音韵没有过多研究的日本读者不易理解，且日本当时并没有相关著作出现，这部书正好填补了当时学界的空白，可谓意义非凡。从内容来看，《康熙字典等韵指示》首先是一部用日语解释《字母切韵要法》的著作，作者抄录原书“证乡谈法”“九分音法”“分十二韵首法”“寄韵法”等部分，并用训点对这些原文进行标记。对于概念的解释方面，该书对行文涉及的名词进行解释，如“七音”“等韵”“十二摄”“三十六声母”等，同时也将与之相关的“五音”“十六摄”“清浊”等概念引入介绍。该书还清楚地交待了《字母切韵要法》中韵图系统创立的历史来源，如用表格阐述了十二摄与十六摄的关系、指明五音与七音的关系、不同韵书的韵部归类等，以便让读者明晰不同韵图系统之间的关系。对于韵图的解释，该书细致地解释了韵图的结构，对韵图进行标注使之易读，同时抄录了部分韵图并以之为例进行分析，在这种分析中解释此韵图门法。对于音韵理论的解释方面，此书多处将日语假名引入来辅助说明一些概念。如在对“切字样法”中反切进行解释的时候，该书创造性地选择用更易被日本读者所接受的假名进行模拟举例，如“和会切会如假名カキ反キ，又キカ反カ”。在对一些理论进行探讨后，该书还从日汉对音入手，说明其中的音韵规律。如在介绍“分四声法”之后，作者专门对日语汉字音吴音、汉音产生的历史概况、四声清浊层次等进行探讨并附上日语词汇例证。最后，该书在写作时，多次征引《韵镜》、文雄《磨光韵镜》与《字典》所附《明显四声等韵图》《内含四声等韵图》相互参正、对比，将和刻本《字典》中《字母切韵要法》中出现的错误标注出来，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勘误和刻本《字母切韵要法》之作。
《字典》东传日本后，其影响不仅局限在日本学者对其进行的一系列校勘注释方面，其对日本汉和辞书编纂的影响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明治后期开始的汉和辞书的编纂工作或多或少地都借鉴了《字典》辞书编纂体系，可见其影响之深广。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这部集大成之作所起到的沟通纽带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然而，当前学界对这部字典东传后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的情况还没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很多文献材料还不为国内学者所知，缺乏相关的研究，希望此文能补此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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