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枪打反舌鸟》一文中的替罪羊形象
摘 要：《枪打反舌鸟》是哈珀・李唯一的一部小说，小说从儿童的视角描述美国南方小镇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是一个有关善良遭到罪恶迫害的故事。本文将主要根据勒内・吉拉尔对替罪羊的解读对两位受害者进行分析，剖析善良的人如何成为替罪羊，并将指明哈珀・李赋予了替罪羊新的意义。
关键词：《枪打反舌鸟》；替罪羊；替罪羊范式
作者简介：赵楠楠，女（1988-），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哈珀・李的唯一小说《枪打反舌鸟》也为她赢得的了1961年普利策文学奖，在文学评论界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尽管评论褒贬不一，但自小说出版以来，从未停止过印刷，并且在1991年Book of the Month Club和国会图书馆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在“最常被引述”的图书榜上，《枪打反舌鸟》排名仅次于《圣经》，这有利地说明小说的影响力。小说运用象征手法揭示美国南方社会依然存在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以汤姆和布（阿瑟）两个主要的反舌鸟意象突出社会存在的不公和偏见。本文将从“替罪羊”范式角度分析汤姆和布两个无辜受害的人物形象，同时指出李对两个“替罪羊”作用进行了改写，以表明封闭落后的南方小镇正慢慢地发生变化。“替罪羊”的原型最早出现在《圣经・ 旧约》中，耶和华为考验亚伯拉罕的忠诚，让他用自己的儿子作为献祭，当亚伯拉罕举刀时，上帝派天使阻止他，并让他用公羊代替儿子进行献祭。之后，在犹太祭祀仪式上，一直用羊来代替人进行祭祀，以表对上帝的忠诚。随着社会的发展，替罪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成为吉拉尔所说的“一个受难者代替他人受罪”[1]。勒内・吉拉尔在他的著作《替罪羊》中归纳出四种对替罪羊的迫害范式：第一类范式，即一种社会和文化危机描写，一种普遍的混乱；第二类范式，即“混乱者”的罪行；第三类范式，是这些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是否有被选定的特殊标记；第四类范式，即暴力本身。[1]要说明的是这四种范式是不可分离的，但是在迫害文本中，一般都会有至少两个范式存在。
一、替罪羊的选择
替罪羊原型由最初的代人作为燔祭，以表示人类对上帝的忠诚，逐步变成一个人代替他人或集体赎罪，以消除社会危机，无论是物质危机还是精神道德危机。替罪羊就是“将无形的罪恶移走的有形媒介。”[2]首先，由于这种迫害常常打着正义之名，所选择的替罪羊必须犯有过错，不能是无辜的，从而使得迫害行为合情合理，也就是吉拉尔的第二类范式。根据小镇传言，阿瑟・“布”・拉德利十几岁的时候结交了一群“狐朋狗友”，虽然没有干什么坏事，却经常到赌博的地方参加跳舞，喝自制的威士忌烈酒，这些行为在因循守旧的小镇人民看来是忍无可忍，他们奉行原教旨主义，认为必须对阿瑟等人予以惩戒，因此便以“破坏秩序，扰乱治安，聚众斗殴，在女人面前或女人能听到的地方使用下流语言”[3]的罪名将他们关了起来。布・拉德利的父亲是古板的浸礼会教徒，对《圣经》教义逐字理解，“只有上帝的话才是他惟一的法则，”[3]他还笃信家族礼仪的重要意义，将布囚禁在家里，剥夺其自由，限制其言行，以这种方式维护家族尊严和他对上帝的崇敬。在布三十三岁时，据说他用剪刀朝父亲的大腿刺去，企图谋害全家人，之后拉德利一家对布的监管更加严格了，小镇的人们也恶意丑化布的形象，使其在孩子们心中成为恶魔的化身。在崇尚绅士风度和淑女情结的南方小镇，肆意酗酒，聚众闹事，伤害父母，就是破坏了宗教和家庭的权威，因而善良，懂礼貌的布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守旧的宗教和家族势力的替罪羊。与遭受宗教和家庭权威打压的布不同，汤姆・鲁滨逊则是种族歧视下的替罪羊。心地善良的汤姆同情生活在白人社会最底层的梅耶拉・尤厄尔，经常帮忙干零活，不计回报，梅耶拉心生爱慕，企图亲吻汤姆，正被父亲撞见，父女俩诬陷汤姆强奸了梅耶拉。在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梅科姆小镇，白人的污蔑显然比黑人据理力争显得真实，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庭审中陪审团依然一致认为汤姆有罪，因为在梅科姆，“所有的黑人都说谎，所有的黑人都道德败坏，所有的黑人在我们（白人）的女人面前都不规矩”[3]的假设由来已久。为了维护白人在梅科姆的权威地位，为了保全白人所谓的尊严，为了继续维持种族歧视的社会现状，即便是连小孩子都能理解汤姆没有犯罪，所有人依旧忽视事实，让情感支配他们的判断。也就是在这样的假设中，无意间跨越黑白界限，对白人表现同情的汤姆成了替罪羊，就像阿迪克斯说过的，汤姆唯一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同情一个白人女人的境遇而出手帮忙。
其次，对替罪羊的迫害通常是社会集体行为，为的是消除社会危机，大多替罪羊的种种罪名是被迫害者强加的，为了使替罪羊不那么无辜，其罪行都外化为种种异常，正如吉拉尔说道的“极端富裕和极端贫穷，而且是极端成功和极端失败，极端漂亮和极端丑陋，极端恶习和极端德行，极能诱惑人和极令人讨厌，女人、儿童和老人等弱者的弱小和强者的强大同样成为众矢之的。”[1]这便是第三类范式，即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是否有被选定的特殊标记。因而，不难得知弱小者，异乡人和异族人更容易成为替罪羊。布・拉德利和汤姆・鲁滨逊在很多方面都有被选为替罪羊的标志。在种姓制度森严的梅科姆，布・拉德利和“坎宁安家族”混在一起，超越阶级和地位限制，在小镇上成了特立独行的孩子，而正是这种特立独行使布在小镇中异常，并且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布处于弱势，不得不屈服与家族和宗教势力。即便是成年之后，整日足不出户的布生活在外界的猜测之中，在这个人人彼此熟悉的小镇中，显得异常。相比之下，汤姆的标志更为明显。在对替罪羊的迫害选择中，起首要作用的不是罪状，而是属于易受迫害种族的受害者。汤姆是地地道道的黑人，黑人与白人在肤色、头发和眼睛颜色的不同，使其异化。并且在奴隶制社会中，黑人的“黑”一度被认为是丑陋的，而黑人也因为被认为是有极端恶行的人。在许多美国作品中，黑人都充当着替罪羊的角色。此外，汤姆是个残疾人，他没有健全的左手，在他企图越狱时，如果肢体健全，汤姆是完全有可能逃脱的。替罪羊机制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迫害者封闭在迫害表述的‘逻辑’中，他们再也无法越狱……社会集体限制受害者的自由，使他们无法替自己辩护”。[1]因此，阿瑟和汤姆一旦被选定，就很难逃离替罪羊的命运。 二、替罪羊的作用被改写
根据吉拉尔的理论，对于替罪羊的迫害暂时缓解集体中的焦虑和不安，缓解人际关系，因而替罪羊身上承载的是赎罪作用，为择选者赎罪。《枪打反舌鸟》中，阿瑟违反了种姓制度，挑战宗教和家族权威，给尘封落后、高高在上的南方小镇带来造成恐慌，因此被囚禁起来，剥夺了自由。无独有偶，汤姆对白人梅耶拉小姐的怜悯同样违反了种姓制度，颠覆了美国南方盛行的种族歧视，引起社会恐慌，白人们担心黑人要造反，因此这种行为这是为社会不允许的，诚恳善良的汤姆成为替罪羊用来消除人们（白人）心中的忧虑，最后导致汤姆在绝望中企图逃狱中却被射杀，失去生命。由此可见，被剥夺自由的布要永远困在自己家中和含冤定罪的汤姆在无望挣扎中被射杀，都是一种集体迫害，都是一种献祭。对替罪羊进行迫害后，梅科姆镇的人们似乎得到了内心的和平，似乎一场危机被暂时平息。但是要注意的是，虽然李在行文中表现出替罪羊机制，布和汤姆这两个替罪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上的焦虑和不安，但李的替罪羊与其说有赎罪作用还不如说有警示教育意义，因为正好相反，社会危机没有消除，而是通过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对比，扩大阿瑟和汤姆的悲剧命运，并作用于有良知的小镇居民身上，唤醒人们对宗教、家庭和种族歧视的思考，推动这个南方小镇审视这些问题并朝着包容、公平的方向发展。
尽管尤厄尔诬陷汤姆的案子赢了，但他并有赢得大家的尊重，因为所有人心里都明白，汤姆强奸梅耶拉的事情纯是他们父女俩的诬陷，因而人们更加唾弃整日酗酒，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尤厄尔。有些人开始同情汤姆的命运，甚至出手帮助他的遗孀，保护她不受尤厄尔的骚扰。同时小镇的人们也从汤姆的案件中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黑人都撒谎，都对白人女性心怀不轨，也不是所有的白人都句句真话，高高在上，而这就是一种进步，正如莫迪小姐总结道：“在这么个案件中，他（阿迪克斯，汤姆的辩护律师）却是这里唯一能使陪审团在外面踌躇那么久的人。我暗自想，好，我们进了一步，尽管像幼儿的步子一样小，但总算进步。”[3]在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的根基深厚，但是尽管汤姆还是被定罪，但是我们已经能从人们的变化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和平等的未来已经慢慢朝这个小镇走来。而一直被异化的阿瑟却在司各特和吉姆受到尤厄尔伤害时，出手解救了孩子们，误杀了道德败坏、好吃懒做的尤厄尔。同时，以前的所有碎片开始拼接起来，原来那个在树洞给孩子们藏好吃的人，那个用蹩脚的活计给吉姆缝好裤子的人，那个在寒冷的夜里给司各特盖上毯子的人都是阿瑟。替罪羊布的善良和勇敢被直接表现出来，小说也首次对布进行了正面描写，受社会、宗教、家庭势力迫害的布，布的“面部除了突出的下巴上那团阴影之外，跟他的手一样苍白。他的面颊瘦的深下去，嘴巴很宽，太阳穴处，有两个浅浅的依稀可见的凹坑，一双灰白的眼睛毫无光彩……他的头发极其稀薄，头顶上只有几根细细的软毛。”[3]而这个常常暗中保护孩子们并偷偷送礼物的布一直遭受这样的迫害，却依然保持着内心的纯洁善良，不禁令人怜惜。李精心设计的结局是最后塔特先生为保护阿瑟不受外界打扰，让他过自己安安静静的生活，对外声称是尤厄尔自己倒在刀上死亡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李的替罪羊们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对这个封闭落后，持有偏见的南方小镇人民，并且整个小镇已经在行为上开始有所改变。
结语
本文从替罪羊范式的角度分析《枪打反舌鸟》是一次新的尝试。小说中布・拉德利和汤姆・鲁滨逊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却都遭受着社会上邪恶力量迫害，成为替罪羊，他们失去自由、尊严甚至生命。在等级制度、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美国南方，跨越等级是不饶恕的，布和汤姆受到群体意志的惩罚，成为无辜的牺牲品。然而，布和汤姆作为替罪羊有的不是赎罪意义，而是教育意义，因为他们的悲剧暴露出美国南方社会的顽固腐朽与不公也让梅科姆小镇的人们开始思考。作者独具匠心的改写替罪羊的含义，既体现她对于美国南方文明的希望，也表明她对遭受偏见，忍受不公的人们的同情，更给生活在日益多样化的今天的人们以启示。
参考文献：
[2]弗雷泽・詹.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A].金枝精要：武术与宗教之研究. 刘魁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页码：506
[4]芮渝萍，范谊，《杀死百舌鸟》中成长主题的道德批评[J].国文学研究 200 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