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

摘 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博学睿智、勇敢反叛的时代新女性不再用受苦受难磨炼自己，而是高举女权主义的大旗奋起抗争，在与男权制度的博弈中，追求自由与幸福。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新女性”的认知有着矛盾心理，她们在进行自我拯救的同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 新女性 女权主义 反抗 叛逆 男权社会

19世纪后期，在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俄国社会，一股倡导女性解放的思潮开始萌发并蔓延开来。这一思潮的发展引起了俄国许多知名作家的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批“新女性”形象。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新女性”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温柔善良、隐忍虔诚、受苦受难的女耶稣形象，她们是俄罗斯传统女性的化身，用崇高的信仰拯救“迷途”中的男子，如《庄园风波》中用“伟大的爱”宽恕作恶者的娜斯塔西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决心以受苦受难挽救一切的娜达莎;另一类则是被边缘化的、不再对男人俯首听命、敢于反叛抗争、拯救自己的新女性形象。如《赌徒》中不断追求妇女解放的波丽娜、《群魔》中想在精神上造福俄罗斯的莉莎。这一类女性都是觉醒了的、带有女权意识的新女性。以下仅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和《白痴》中的阿格拉娅为例。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是贵族小姐，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西方先进的思想。为了替父还债，她不得不牺牲自己，向米德特里借钱。虽遭到米德特里的羞辱，但她自尊自傲，绝不像传统俄罗斯女性那样忍辱为生，而是用拒绝与冷漠还击米德特里。她工于心计，城府颇深，在继承遗产有钱之后，她又利用金钱报复米德特里，故意给他巨款挥霍，使之成为他杀父抢钱的罪证。她从未真正爱过这个男人，却与之订婚并不断宽恕他的各种过失，其实质是想做他的“上帝”，试图利用一切资源“拯救”他。

《白痴》中的阿格拉娅家世显赫、聪明漂亮，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她不喜欢被禁锢，敢于打破禁令。她坚持婚姻自由，向往纯洁的爱情，爱上家里人强烈反对的梅什金，还主动要求与之出走，一起为教育事业作贡献，但在遭到梅什金拒绝后，她又毫不留恋地和一名波兰革命家私奔，并改变原先的宗教信仰。阿格拉娅作为女权主义的代言人，她敢于反叛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以蔑视金钱的方式反抗社会，她自觉追求人格独立、两性平等的精神值得赞扬。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新女性不仅才貌双全，而且个性突出，她们大胆追求婚恋自由，在生活中面对屈辱时不再甘愿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进行抗争，她们在抗争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是女权主义者最欣赏的。

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权主义

19世纪中期，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场要求妇女解放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了。女性主义者们认为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不是“天”定的，而是“人”制定的，她们坚信通过不懈努力，一定可以颠覆这一社会秩序，共建男女平等的新生活。其实男女平等只是女权主义者的最基本目标。她们的终极目标是展现女性的独特魅力，实现女性自我价值，努力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

随着女性解放思潮的萌发与蔓延，俄国许多知名作家的作品开始关注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新女性”身上就闪耀着女权主义的光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不同于以往陀氏塑造的那些因为经济处于弱势而受男人们奴役、统治的女性，这是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哪怕在她为父还债向德米特里借钱期间，她也不会因为金钱关系受到这个男人的控制，并大声地喊出：“我不怕你！”[1]她骄傲疯狂，不相信受难能解决一切，而是相信“暴力抗恶”，勇敢与男性社会斗争到底。尽管她并不爱德米特里，却与之订婚并不断宽恕他犯下的各种错失，是因为她把自己视为德米特里的“上帝”，她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拯救”并控制这个男人。此时她已经不再是俄罗斯隐忍、温顺的传统女性，而是想通过对男性的拒绝与超越实现自我。在继承财产有钱之后，为了报复德米特里，她故意让他挥霍自己的巨款，使之成为他杀父抢钱的最有力证据。卡捷琳娜与德米特里之间的争斗本质上是一个高傲自尊女性与一个拥有男权至上观点的男性间的较量。

如果说在卡捷琳娜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女权思想的萌芽的话，那么到了《白痴》中的阿格拉娅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个伟大的女权主义者形象。阿格拉娅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她大胆追求婚姻自主，先爱上父亲的秘书甘尼亚这个社会地位不高、没有万贯家财的小知识分子，后来爱上家门落魄的梅什金公爵，但都是父亲强烈反对的，实质上阿格拉娅对父亲的反抗就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她主动约见男人并大胆表白，这在当时妇女没有主动权的俄国是大逆不道的;她要求梅什金大搞教育，这是对文化自由的追求。对于和情敌娜斯达霞争夺梅什金的爱，她也坚持到底、据理力争，绝不和别的女人分享自己的爱。当她得知梅什金出于同情要牺牲她的幸福而娶娜斯达霞时，虽然她痛苦万分，但绝不迷糊留恋，勇敢地面对并寻找新的爱情。遇到自己崇拜喜欢的波兰革命家时，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决然和他私奔。在阿格拉娅身上，我们看到她是个不愿被传统礼教束缚，大胆和男权社会抗争，勇敢追求自由幸福的新时代女性。

陀氏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一方面受到男权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影响，高度赞扬温顺善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圣女形象。另一方面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不得不看到那个时代女性反叛的进步性，他笔下的新女性形象都是复杂的、具有两面性的，这实际上是他矛盾心理的客观反应。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对“新女性”认知的矛盾心理

陀氏对“新女性”的认知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不认同男权至上，褒扬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另一方面，他看不到这些女性追求男女平等的出路，她们无一例外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陀氏的这种矛盾心理不仅和当时俄国社会有关，还和他个人生活经历有关。 19世纪的俄国深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宣扬自由平等的呼声高起，这个时候妇女解放问题也被提了出来。经过半个世纪的斗争，19世纪60年代后俄国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如男尊女卑的观念有所改变;离婚和择偶相对自由;妇女有了继承权、高等教育权、就业权和普选权等。在这种思潮的渗透下，陀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他笔下的新女性大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思想、有文化的青年。

当然，最让陀氏深受女性主义影响的可能是他与“永恒的女友”苏斯洛娃的情感经历。女性主义作家苏斯洛娃年轻漂亮、性格不羁、骄傲自信，有自己的思想和事业，并主张妇女解放。对于陀氏的爱，她完全出于崇拜，甚至为了这个男人，她不顾世俗的眼光，甘愿做他的情人，但是同时她又是个注重个人感受的人。当她发现陀氏不能为了她大胆和妻子离婚时，她移情别恋，不顾一切地抛弃他，爱上别人。在陀氏眼中，她是个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女子。这一点恰恰是素有大男子主义者之称的陀氏最欣赏的。“她以为自己有权完成一切，她是一位可以置各种道德束缚和禁律于不顾的叛逆者，她的冷酷与背叛既令他沉迷又令人绝望”[2]。就连陀氏自己都承认，《赌徒》中的波琳娜和《卡拉玛左夫兄弟》中的卡捷琳娜都是以苏斯洛娃为原型的。可以说，陀氏受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与苏斯洛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深处于以男权意识为主流的俄国社会，陀氏必然带有浓厚的男权思想。尽管他不完全认同男权至上，但是他在作品中最高度赞扬的还是那些温顺隐忍、不以暴力抗恶、通过崇高的宗教信仰拯救“迷途”男子的俄罗斯传统女性，他的这种矛盾思想反映在作品中就是新旧两种女性并存。陀氏看不到新女性们妇女解放的出路，所以他塑造出的新女性在追求真爱的过程中，往往总是采用各种过于乖张的方法报复社会，她们希望摆脱男权社会的束缚，却永远走不出不幸的泥潭。显然陀氏对新女性的认知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甚至就连他自己也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反对女性主义的。但是美国学者尼娜・斯特劳斯强调指出，虽然陀氏本人不承认，但是他本人与“新女性”的情感经历，使他在面对社会性别平等问题时，或多或少有些偏向女性主义。虽然一开始是拒绝，但后不自觉地加以吸收，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回答了对女性问题的看法[3]。

四、结语

我们必须看到处于俄国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环境下的陀氏已经开始关注到新女性，并提出女性要想进步、要想解放，必须接受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观点。尽管他笔下的新女性没有奋起反抗并改造社会的革命者形象，也没有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创业的激进者形象，但是她们已经开始觉察到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窘迫的身份地位，并有了想要抗争的思想，从这一点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进步性。

参考文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耿济之译.卡拉玛佐夫兄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3.

[2]马克・斯洛尼姆.吴兴勇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3次爱情[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53.

[3]尼娜・柏利堪・斯特劳斯.宋庆文，温哲仙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