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南西和七夕乞巧民俗文化研究现状

摘要：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是乞巧文化的发源地。对西和乞巧民俗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对于乞巧文化主要集中在三个研究方向，一是七夕文化，二是西和乞巧民俗，三是对于乞巧文化资源的开发。

关键词：西和 乞巧 民俗 特征

在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现实状况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面临了极大的挑战，传统民俗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公众的眼光。传统节日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形成过程，并融入民众的精神信仰、审美情趣和伦理关系等文化，七夕节就是极具代表的传统节日之一。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属于中国六大传统节日，始于汉代。在这个节日当中，“七夕”故事和“乞巧”民俗活动是人们最为熟知的两个部分。珠江三角洲人俗称此节为“七姐诞”，其节庆的热闹早已闻名国内。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部分地方乞巧习俗的传统气息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纯商业化的民俗活动。而陇南西和的乞巧活动基本上代代相传，活动特色突出鲜明，被有关学者誉为中国古代乞巧风俗的“活化石”。西和“乞巧”民俗文化基本上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其经济价值并没有被深度发掘出来。

七夕乞巧节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它的起源非常之久远，单从文献记载来看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出现了关于七夕的诗歌，其后的各个朝代都有关于七夕的大量文献记载。从星宿到人物，节日与传说故事交织融合到魏晋时期的诗歌，盛唐时的文学艺术中的七夕情节，再到宋元七夕词的发展，最后发展到明清时期七夕传说的成熟，七夕文化在文献中有一个十分完整的发展过程。

一、关于七夕文化的相关研究

有关七夕节的起源、发展及其民俗文化内涵研究很多，例如：韩养民、郭兴文的《中国古代节日风俗》（2002）是国内较早的一本对七夕节的起源及流变进行研究的著作，本书的导论部分就对七夕的起源发展及特点有独到的见解；陈久金、卢莲蓉的《中国节庆及其起源》（1989）一书将七夕节和古代的天文历法相结合，对七夕节的起源进行了论述；杨琳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2000）则在研究了前人对七夕的评价考证后，对七夕节的起源提供了自己的文献考证。除此之外还有罗启荣、阳仁煊的《中国传统节日》（1986）；殷登国的《岁时佳节记趣》（1987）；赵兴根著《中华节日风俗全书》（1996）；齐涛主编《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2007）；傅德岷、韦济术、马培汶著《中国八大传统节日》（2005）；鸿宇编《中国民俗文化：节俗》（2004）；乔继堂著《细说中国节》（2006）；沈泓著《节庆狂欢》（2009）；张晓华编《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研究：七夕节》（2007）等著作都有相当的篇幅介绍七夕节，但这些都只是一般系统的介绍七夕节的起源、发展和节俗文化内涵。袁学骏等编的《七夕文化论文集》（2002）是探讨七夕文化多篇论文的结集，是一部属于七夕节日文化的专题性著作。还有很多学者认为七夕源于上古人对星辰的崇拜。

七夕在国外的研究多集中于日本。文献记载，七夕自日本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后，迅速波及到文学、宗教、艺术、思想等各个领域，七夕乞巧仪式等活动绵延至今。《日本书纪》第十四卷记载了来自大陆的纺织集团的情况：“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戊寅，身狭村主青等，共吴国使，将吴所献手末才伎，汉织、吴织及衣缝兄媛、弟媛等，泊于住吉津。是月，为吴客道，通矶齿津路，名吴坂。三月，命臣连迎吴使，即安置吴人于桧隈野，因名吴原。以衣缝兄媛，奉大三轮神。以弟媛为汉衣缝部也。汉织、吴织衣缝，是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之先也”。《古事记》中出现“天上织女颈下的玉串儿”这样的词句，据说也是来源于此。日本称七夕乞巧仪式为“乞巧奠”，《大日本史》中认为“乞巧奠”随着圣武天皇时期七夕宴的开始而开始：“七夕宴，至此始见，后世乞巧奠，即是也，故此后不书”。太久间喜一郎（1978）、和田英松（1989）、屋代弘贤（1908）、若月紫兰（2003）等人对七夕在日本历史上的传承演变脉络做了清晰的梳理。

二、关于乞巧民俗文化及西和乞巧民俗的相关研究

汪玢玲的《织女传说与情人节考释》（2000）论证七夕首先是乞爱、乞子，然后才是乞巧，认定七夕和“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君的《七夕探源》（1993）一文中论述到七夕节的礼仪习俗。论及七夕的文化意蕴方面的研究，要数杨洪林先生的《汉水、天汉文化考――兼论〈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源流》（1993），从先民宇宙观、故事主角与农耕文化及故事的文化土壤方面论及“牛女”的“根”在中国及其意蕴。候佩峰先生从汉代婚姻制度角度谈及牛郎织女的故事。杨振良先生则论述“桥”在七夕民俗传说中的意义，探讨了一致性的信仰观念结构的问题。王天鹏（2006）、刘彩清（2007）等人从文化方面阐释或透视七夕的内涵，认为乞巧有性别认同功能、生殖崇拜功能、还有稳固家庭的作用等等。吴天明先生在《七夕五考》（2003）中从节日的“七月初七”数字“七”为圣数考，还有祭月之说也是有些学者论述的观点。他认为七月初七，是在阴阳调和观念下形成的一个节日。

对于西和乞巧节进行论述的主要有：赵子贤老人的《西和乞巧歌》（2010），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乞巧的歌词和现状，并按《诗经》的“风”、“雅”、“颂”为其分类，在西和乞巧的保存与整理以及文字记录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赵老对乞巧民歌的文化意义和史料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题记》中曾写出“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余乡正回萦。前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从诗中可以看出赵子贤老人的民间文学观，他认为乞巧之声是秦风之余声。而且认为“西和如此普遍、隆重、持久的乞巧活动其他地方没有，这给女孩子一个走出闺门、接触社会的机会，在古代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表现，在今天是一种对社会、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的方式，既反应老百姓之心声，也是存史，同《诗经》中的诗有同样的价值。”表现出赵老先生的文学思想和如何正确对待民间文学的先见。赵逵夫先生的《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2003）等系列论文，论及西和、礼县一带乞巧的根源，有关崇拜及很多方面。此外，柯杨的《一个典型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2008）、郭昭第的《西和乞巧习俗地域文化表征初探》（2010）等，对乞巧习俗及其崇拜精神等诸方面作了论述。有关乞巧音乐记载的刊物有华杰的《采花谣―陇上采风录》（2003）一书中，民间歌谣篇第五节“七月七‘祈巧节’歌谣”，对80年代西和乞巧民俗做过整理及记录，而且对唱腔有记谱，这是收集者首次以曲、词、乞巧过程全面描述乞巧节的记录的创举。 三、有关七夕乞巧民俗文化开发的相关研究

杨静在《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体系的探讨―以广州珠村“乞巧节“的保护为例》（2009）一文中，提出构建政府主导、专业保护和本体保护三管其下的保护机制体系。梁凤莲在《论广州乞巧民俗文化的活化传承》（2015）一文中，提倡乞巧文化的开发传承要遵循“日常化”“年轻化”“市场化”的原则，要以“变”保护“不变”，重塑节日的核心价值。董平，师守祥，张胜武三人在《论乡村旅游开发的民俗资源凭借―以甘肃陇南为例》（2006）一文中，从旅游资源开发角度出发，提出通过举办乞巧节等方式，扩大陇南乞巧文化影响力度，树立文化品牌。高应军的《陇南西和乞巧民俗旅游的深度开发》（2012）通过对乞巧民俗的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以及特点价值等的探究，对西和乞巧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认为西和乞巧文化在开发工程中需要避免纯商业化操作，要做到文化保护先于经济效益，采取保护性开发方式，同时要注意处理好社会各方的利益关系。

西和、礼县一带遗存的乞巧仪式是一种集崇拜信仰、诗歌、歌舞、工艺美术为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对西和乞巧节的来源和相关故事做描述，构成对全面理解乞巧文化中的一个有益、有据补充。乞巧活动中还显示妇女们对自然、图腾、神灵、偶像的崇拜，反映了习俗信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探究对揭示当地人的发展以及心理、社会变迁等方面都会有所帮助。对农耕文明时代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习俗、审美取向及其演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尤其对当地女性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剖析西和乞巧文化内涵，总结西和乞巧文化的特殊性，着力研究西和乞巧节如何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被提升为甘肃陇南的地方品牌，探究其在提升过程中传统民俗文化资源怎样被保护与利用；在打造地方品牌过程中，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明接轨；进一步思考西和乞巧节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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