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化对国际政治学者的积极影响

文化对国际政治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不论是在克服“哈耶克陷阱”方面还是在避免国际政治沦为“经济现象”方面都发挥着其重要作用。对于政治学者而言，文化更是提升个人情怀、扩展学术视野的桥梁。

【关键词】文化；国际政治；借鉴

每当一提起国际政治，人们往往会想起纵横捭阖、严肃冷峻的政治人物或者以国家为单位吹胡子瞪眼式的权力争夺。而一说到文化，则常常会浮现出温文尔雅的君子形象。那么，正如世界上有不同肤色的人种一样，国际政治和文化之间真的是两种不同的“人”吗？还是由于在不同领域框架下相互隔阂的“幻觉”？本文就试着探讨一下国际政治学者能从文化中获取哪些积极效果。

首先要说明的是“文化”的定义。说这个词的解释有千百种那都不为过，然而如果大而化之的认为“文化即人化”，那么这种作为全人类的总和的概念，就是只可意会不的存在了。但是除了最广义的文化定义，相对于国际政治的实践性而言，文化就是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等的侧重于精神层面的人类思想结晶。虽然这样的分类，从理论上将把政治和文化相互区分，但是实际上作为二者主体和统一体的人，两者的相互借鉴是在一个环境中产生的，这取决于有没有相互联通的意识和桥梁。而要构建起这样的联通，首先就要明确文化和国际政治间的一些区别。

一、从国家层面对比文化与国际政治

两者的对比角度可谓多种多样，但是作为实践或精神的活动，则必须要有环境、主体、客体（目的）以及实践方式等基础性因素。基于此，二者的对比关系也将分这几部分进行说明。

目前关于国际关系环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冲突”。不论是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国家间的“游戏”还是权力争夺，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冲突。不论是霍布斯还是荀子都对“冲突”问题给予极大关切。假如国际社会是像老子设想的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那么就不会有关系发生。而一旦主体间相互接触那么由于资源的分配不均、各国家需求多元，冲突在所难免。所以政治人物始终要面对的就是这种复杂的局面。国际政治常常将国家看作是有机体，不发展、不去争夺生存的权利，国家就会衰亡，这种观念和地缘政治学密不可分。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作为地缘政治学的鼻祖，创立了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学说。他将一个国家看作是一个人，都需要生长和自由进取，这种生长、斗争、演变和衰亡的过程，深深印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痕迹。政治人物作为本国的守夜人，时时刻刻要盯着国家的生存状况，警惕国家的安全环境。而文化则无须这种精神紧绷，其所面临的基本上是自由宽松的国际环境，“交流”是这个领域的关键词。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独立存在而发展，自我更新都需要新鲜的空气，所以文化是最容易跨越国界的领域，剑拔弩张的情况在文化中很少见。

从主体性来看，文化的长处在于多样性，而国际政治长于统一。之所以人类发展到如今如此高度的精神文明，多样性扮演了极大作用，这种多样性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多维的可能，其张力是全方面的。反观国际政治，国际上某项国际事件的参与主体越多，其中的纷争就越难解开，多样性也是模糊性，而这也恰恰限制了政治人物的眼光。马克思・韦伯说政治人物应该具备三种基本素质：热情、责任感、判断力。然而任何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必然要有前瞻性，这种眼光不要求有文化特性那样的探求人类发展的终极奥秘的长度，而是能在一定时期的局限内作出超越本阶段的举措。所以政治家的头脑必须是开放多样而又明晰的，才能在众多可能中合理的选择。而为国际政治所骄傲的――理性，往往又容易落入怪圈――“哈耶克陷阱”。哈耶克陷阱就是“理性”的异化，即人类对自身拥有完全理性能力的“幻觉”和盲从。理性实际上只能有限的解决可控因素，但是不可控因素在整个人类过程中占比要远远大于可控因素。例如对“民族利益”的理解，它虽然是衡量政策的必然标准，但是实际上政治家很难在某一时刻决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政治家的眼光不是单靠理性就能解决的，必然要有文化的影响，加入感性的因素，从文化中把握历史的脉络，从而获得超越现阶段的效果。

从目的性来看文化和国际政治就会发现二者相互对应关系：人文情怀与现实主义的碰撞、理想和实践的交织。一个是散射式的寻求社会真理，一个是直线式的直达目标。然而两者的矛盾焦点并不在于散射和直线的不同方向，而在于国际政治中的“经济现象”，即在零和游戏规则中对利益的锱铢必较、成本的精确计算以及讨价还价。但是政治实践必须现实，国际政治必然牵动国内政治，国民不会因为国家提出的某项万年计划而动容，必须在短时期或较短时期内见效，这样国家才会有持续的权威。文化就不必如此，文化的绵延不用为眼前所困，基本上只要有人就有文化的传承，就像犹太人千年文化流传至今那样，而当一国的文化感到危机时，实际上往往是政治危机，正如五四运动始于拯救传统文化危机而终于政治革命一样。文化纵然也是现实的存在，也想发挥实际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实践性不强、缥缈，只能慢慢发酵，不能像疾风骤雨的政治执行力相抗。也正是过程的缓慢致使文化能充分地不断变化，最终沉淀为适应人类生活的模块。

然而，经济并不是政治的唯一度量或是根本存在标准，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一书中，作者就明确表示不能将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互换，政治决定和个人以及商业公司的决定方式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单单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或从事国际政治，未免太过于简单，国家毕竟不同于公司，国家的存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所以谁能全面审慎地看出问题的症结谁就能谁就能做出不小的成就。从这点来讲，文化无意间给了国际政治非功利性的思考问题的态度。

二、从个人层面来看文化对政治人物的积极作用

文化不仅在国家层面能给予国际政治以“另类”思考，同时也在帮助政治人物开辟学术或实践的新天地。有人说，政治是门艺术，的确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有艺术形式。但是艺术并不代表国际政治承认了文化的地位，一般大家都会写从文化来看国际政治诸如此类的文章，而很少写从国际政治来看文化的，这就间接反映了人们依然习惯于文化从属政治的思维方式。所以，所谓的艺术也只是在技巧方面而非在文化性方面。中国古代《大学》中有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道路，其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就是说明知识和文化修养对政治的重要性。毛主席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文化修养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对中国文化都有着很深的体会。在他身上兼具诗人的浪漫气质和政治家的机敏，深知中国文化中农民、工人的想法，在几次围剿之后最困难的时期仍然保持诗人般的积极革命情怀，最终推动革命一步步向前。

文化除了对政治家个人的情怀注入积极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推动政治领域学术的发展。作为一流外交政策专家，美国对外关系文员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运用文化的角度来解析美国的外交传统，成功的树立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自信，反击了俾斯麦所说的：“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特别的保佑”。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一书中总结出美国外交政策四个学派：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让美国人在审视自身的外交政策时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样注重文化因素而成就自己学术地位的还有小约瑟夫・奈，他的“软实力”理论，将文化这种软实力提升到了和军事、经济等硬实力相当的地位，提出了新世纪美国如何维护自身地位的解决路径，从而影响希拉里进行“巧实力”外交。可见不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理论建构方面，文化越来越受到国际政治的重视。

三、总结

文化不仅对宏观的国际关系产生新思路，同时也提供给政治学者、政治人物以积极的个人情怀和广阔的学识空间，文化的作用越来越为人所认识。然而，这对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分析方法并不构成挑战，国际博弈仍在持续。作为社会精英，每个政治学者几乎都不缺乏文化的熏陶，关键是如何将这种人文情怀以多大比例融入到政治中去。或许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处理一战后事务中提供了不成功的实践，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在国际上并不被克里蒙梭、劳合・乔治所重视，美国国内也没有通过加入国联的议案。但他之后却被评为与林肯比肩的总统，其执政思想中所蕴含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因素现已成为美国外交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张力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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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小聪.守夜人与夜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3]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版.

[4][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1月版.

[5][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