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与接受”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湖南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与接受”青年论坛于2014年9月20-21日在湖南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与接受及相关问题展开研讨，从个案到现象，从具体的实证性调查、文本的细读到理论的思考，从近现代到当代，从印刷文学、传统媒介到新媒介全部都有涉及，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青年学者应有的研究水平和不俗的实力。

一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是与会学者研讨的重点。一些学者指出了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方式、媒介和途径的多样性，尤其是影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为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带来了机遇。陈希以剧本《雷雨》的演出为考察对象，认为文学经典的传播具有多种形式，比如阅读消费、专业的批评讨论与研究、作品的改编及其表演形式等等。赵树勤认为互联网时代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甚至是世界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大时代，对于文学经典的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罗宗宇认为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来势凶猛的新的传播媒介，它对传统文学经典的生产、阅读、消费、评价都起到极大的影响作用，他以沈从文的《边城》为研究个案，探讨了作品的出版、译介、改编和阅读教育等多途径的传播历史和现状，认为《边城》在当下新媒体中的传播仍有待加强。张弛将印刷文学经典与互联网时代联系起来，提出在当代的不同阶段，现代文学经典的传播有不同特点。他认为以印刷业为主要生产、传播、接受媒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全新的个体信息终端和网络社区机制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更宽泛的阅读和研究群体进行重新定义和评价的命运。网络社区的构成和自身的特点也有助于打破学科、国家、时代的局限，将现代文学经典资源置于全球人类的、普世价值视野下来一同审视。在这一背景之下，也会造成作者权威的消解，现代文学经典被解构，大众读者成为传统学院体系之外的另一种对现代文学的评价与研究力量。已经成为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本身该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保有和继续生发出新生命力，新媒介载体对于现代文学经典的重新塑造，“大数据”分析对于文学研究空间的拓展，乃至一些曾受制于翻译出版资源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依托网络搜索引擎和免费翻译技术的海外传播，都是值得期待和认真观察的。

如何在经典的传播中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也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陈希认为戏剧演出应当完全忠实经典原作。《雷雨》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编导对于剧本的处理有所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人物形象、戏剧主题、戏剧冲突、剧作结构等方面。而长期以来，演出者和受众多从现实性、社会性维度来理解和演绎《雷雨》，超现实、非社会的因素被忽视和遮蔽，混淆与颠倒创作理念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严重违背了曹禺的创作本意。因此尽管《雷雨》是中国现代戏剧的杰作，尽管演出异彩纷呈，但是迄今未见一个演出版本能够依照原样全面体现曹禺创作剧本的原意。《雷雨》作为一部文学经典，其传播任重而道远。陈希是从文学经典的舞台演出改编入手来谈文学经典传播中的忠实原著问题，陈伟华则从电影改编方面来探讨。他以《祝福》电影改编的成功说明对文学经典的电影改编必须有改动，从而与陈希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1956年电影版《祝福》的改编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对鲁迅这部经典得到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作用，因此它被作为一种改编范式而存在。岳凯华也谈到了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他认为文学传播应当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现实需求，找到更为合适的传播方式。电影成为了文学传播的一种时尚的方式，文学的电影改编是当今的研究热点，而影视改编必将成为一种新的学术话语。他以《边城》的影像再生、《萧萧》的光影转世、《丈夫》的映像为例，通过比较分析文学原著和电影改编的不同状况及所产生的不同接受效应引起人们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原汁原味如何保持？

此外，黄蓉探讨了文学经典的动漫改编。虽然她所研究的文本不是现当代文学的，但是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适性，对现代文学经典的动漫化传播具有借鉴意义。她认为日本漫画版《封神演义》有着中国明代同名神魔小说原著本身未能传达出来的内涵、蕴藉，是对中国古典文化资源的一次“经典的再生产”，也意味着《封神演义》经过动漫改编后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罗宗宇则以沈从文的《边城》为个案，探讨了作品出版、译介、改编和阅读教育等几种传播途径。沈从文的小说出版在解放后出现“前冷后热”的局面，其中1957年《沈从文小说选集》的出版对于沈从文小说的传播是极为重要的。译介是《边城》海外传播的传统重要途径，这也是《边城》在海外传播相当活跃的重要原因。此外阅读和教育活动也会对文学经典的传播产生重要作用，作家批评家他们所写的序跋、评注、赏析乃至批判文章，都会影响作品的传播。而文学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信息传播，教材是传播的重要媒介，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材对文学经典的传播所起得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赵树勤认为对于阅读和教育活动成为文学经典在当代传播的重要方式，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刘永丽对广告与现代作家书写方式及观念的分析，她认为叙述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物欲主义、享受主义人生观，大量的物化书写以及物品作为一种富有情调的物件进入作家审美中都与广告的渗入有关。易彬则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角度考察了集外文献对著名作家作品传播以及作家形象建构所起的作用，认为文本的辑佚能更好地还原作家作品的本来面目，有利于文学经典的传播。

二

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接受状况是另一个研讨焦点。从作家出发研究文学接受的有白浩和吴正锋。白浩以路遥的接受史为例分析了“路遥现象”产生的原因，由此窥探影响文学经典当代接受的因素。在白浩看来，“路遥现象”形成的原因与路遥意识形态身份判定的错位、学院派思维盲点和路遥作品的题材意义、伦理意义、情感意义等所代表的价值系统与接受环境面临时代错位相关。而路遥在新世纪被重新发现和阐释的原因则以新世纪文化生活的新变化如对纯文学的检讨和底层文学的兴起为契机，白浩对路遥接受史的研究显现了影响文学经典接受的多方面因素。吴正锋阐述的是沈从文在当代的接受情况。他认为沈从文文学经典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是沈从文文学地位的确立阶段，这一阶段学术界对沈从文作品的接受主要是从艺术的感知与批评入手的。20世纪40―70年代是沈从文在国内不断被遗忘和海外广泛传播的阶段，这一时期，沈从文批评主要接受的是党派批评。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是沈从文在国内与国际文学大师地位的巩固阶段，沈从文文学得到了多方面包括文化、人性、思想、艺术、叙事、译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从单一作品出发研究其当代接受的有刘卫东和陈娇华等学者。刘卫东以小说《腹地》为例，论述了《腹地》接受的几个阶段：1950年，陈企霞使用政治标准代替文学标准在《文艺报》上对《腹地》进行批判。百花时期，陈企霞对《腹地》的批评遭到了反批评，如侯金镜在《试谈 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中对其提出质疑。在此以前，《腹地》一直被埋没，而新世纪之后，“纪念王林百年诞辰暨《王林文集》出版座谈会”的召开引起学界关注。王林及其《腹地》在新世纪引起关注，研究成果明显增多，这是《腹地》接受史上的巨变。陈娇华则主要考察了《为奴隶的母亲》的当代接受，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建国后到1980年代初，主要承续了1930年代初以来的左翼文学研究思路，从阶级政治角度出发。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以来，在新启蒙思想和新时期文学观念激变的影响下，从人性和文化角度出发，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逐渐走向深化。三是新世纪初以来，作品的多元化研究使得本阶段呈现出对前两个阶段理解和接受的综合现象。陈娇华认为文学经典的接受既要尊重经典本身，又要重返历史现场，尊重已有的理解和接受成果，不应以今非古，以新更旧，而应走文学的文化批评路径。以上四位学者虽然研究角度和内容不同，但是他们都关注到文学经典在当代的接受过程，都经历了“冷”与“热”的过程。

与上述注重单一个案研究不同，马兵从整体研究出发，探讨了当代文学生活视野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大众接受及其问题。他以“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与“开卷畅销书榜”两组数据为证，对文学经典的接受特别是精英评价和大众评价在经典接受中间所具有的不同的权力和所起的不同的作用做了很好的评析，也谈及了其间的差异性。马兵认为：大众读者对于经典的期待视野极大滞后于学术界关于经典重构的讨论，被制造的阅读热点对经典重构贡献不大，大众读者也可以成为经典构成元素之一的“发现人”而被赋予“发现人”的权力，学术界应当以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大众对文学经典的接受并将其纳入文学经典体系之中。

三

一些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当代传播与接受相关的问题，如什么是文学经典、文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现代文学经典研究与当代生活有什么关系等问题在本次论坛中都有所涉及。对于什么是文学经典，吴定宇认为文学经典具有时效性，但是也有永恒的文学经典。刘勇认为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在于生成了一批广泛传播的经典之作。经典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经典的阐释也不是统一的，唯一的，标准的。经典的价值不能靠经典的自身价值来体现，更依赖于读者的阅读水平和阅读氛围，真正的经典在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有灵犀与共鸣。不论是从经典的本身特质来看，还是从阅读与改编者的阅读水平来看，经典不都是可以普及的，真正可以得到普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经典。陈娇华则认为文学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权威性，能够被历代读者阅读、研究、接受而且永传不朽。

凌宇、王攸欣和刘再华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肯定。凌宇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媒体和网络的发达使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为文学发展和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特别是温儒敏在近两年提出来的“文学生活”的概念，用它来指导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存、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文学生存的天然传统，研究现代文学经典在当下国民生活中的兴盛，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刘再华将文学经典限定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范围内，指出“一国必有一国之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必会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起点与研究范围发生变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及其传播等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王攸欣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从现代走向庄子为例，探讨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经典研究在当下进行文化重构的价值。

而以经典的传播与接受为中心切入对著名作家的探讨，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丰富了现代文学经典的探讨。近代的王国维、现代的鲁迅和沈从文三人被学者集中关注。如文贵良对王国维作为“无时代的人”是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的关系的分析，沈永英从西学、佛学和老庄思想的熔铸对王国维悲剧思想与悲情意识的探源，谭文鑫以陈丹青的“鲁迅印象”为题探索艺术家鲁迅，刘卫国对鲁迅评价中从“民族魂”到“逆向种族主义者”的变化分析。此外，李永东从革命叙事的戏仿角度对林希的解读，也是对文学经典接受中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