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安全框架的思考(1)论文

论文摘要：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方的战略互信程度不高及 安全框架的安排缺失。从中国-东盟自贸区进程中的问题出发，探讨中国-东盟安全架构 缺失的原因，分析双方经济、安全互动对东亚一体化的战略意义，并对双方未来经济、安全 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经济发展；安全框架；东亚安全 Abstract: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no-ASEAN fre e trade zone. However， problems have appeared due to lack of mutual trust in str ategy and the deficiency of the security framework.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p 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SEAN trade zone， discusses the causes for th e loss of the Sino-ASEAN security framework， analyz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he bi-lateral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ecurity to the East Asian integratio n， and proposes advice on the concor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ASEAN economy and security. Key words: China; AS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urity framewor k; security of East Asia 回顾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15年来双方从对抗怀疑走向对话合作，逐渐在许多领域形 成共识、加强合作，尤其在经贸往来上，取得了显著成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 克服困难，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向受危机影响的东盟国家提供援助，这成为中国—东盟关 系中的重要转折点。

东盟开始认识并确信：日益增强的中国经济对东南亚至关重要，中国愿 意在关键时刻向东盟伸出援助之手。2001年，双方领导人将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 、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确定为新世纪初五大重点合作领域。

同年，中国提出在10年内 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双方于2002年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确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7年1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出席了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题为《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关系的新篇 章》的重要讲话，同时正式签署了中国和东盟组织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 》”。《服贸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我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进入了全新的领域，是双边经贸 合作的一个里程碑。

然而，“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有一定市场，无论过去、现在、还 是将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并非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双方的主要问题就是双方的战略互 信以及安全框架的安排。本文从中国-东盟自贸区进程中的问题出发，探讨中国东盟安全架 构缺失的原因，分析双方经济安全互动对东亚一体化的战略意义，并对双方未来经济安全协 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安全架构缺失的问题 自2002年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发 展迅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贸易、投资和服务三个领域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和东盟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从2005年7月到2006年7月， 中国和东盟贸易额达到143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2％。

而最新呈现的趋势则是双边的服务 贸易增长强劲，在服务业投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等领域，东盟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服务 贸易出口市场。与此同时，东盟在海运、航空运输、金融服务、建筑工程服务等领域的对华 投资合作，也已成为中国服务贸易进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以来，双方投资快速增长的 态势更加明显。东盟已累计对华投资近400亿美元，而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长有可能超过60 ％的年均增长速度。

日渐活跃的贸易与投资引领双方在旅游、金融、物流、会展等服务领域 的合作驶入“快车道”，成为拉动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第三驾马车”。服务贸易领域也给 彼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可以说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和强大动力。

但安全架构的缺失，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显得“一条腿长一 条腿短”，即经济互动的腿长，安全互信的腿短。 1.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中的安全困惑 从总体上看，自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和建立自贸区开始，双方经贸关系一直在健康 全面地发展，相互投资带动货物贸易，货物贸易促进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拓宽投资领域，这 一良性循环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2010年如期建成将产生巨大的支撑作用和推动作用。

然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进程中也存在安全架构缺失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治互信 和海洋权益的争端上。如果对这些问题不予重视或长期延宕得不到解决，必将对双方经贸关 系发展造成障碍，这对东亚一体化的长期发展目标也是不利的。

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经济 -安全”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即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安全合作停滞不前。中国-东盟面临的 “经济-安全”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也是东南亚安全状况的一个缩影。

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多边安全架构问题被各国有意或无意的搁置。但安全问 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一直困扰着整个地区。

当前，除了经贸往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外 ，还必须面对来自亚洲大环境的安全压力。东亚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 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安全问题。

冷战 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些双边或多边军事联盟形成的战略思维，造成政治上的相互猜疑和不信任 感，美日安保条约对东盟国家的影响，以及“中国威胁论”的心理成分，都对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冷战后日渐突出的民族、宗教、领土争端问题。 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有的民族、宗教之间关系紧张。

部分亚洲国家间领土划 分问题长期未能合理解决。近年来海域划界，海岛归属、海洋权益等方面的争端有尖锐化之 势。

特别是南海权益的争端牵涉到越南、文莱、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等数个国家 ，虽然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下，经贸往来没有受到影响，但安全架构的缺失不 可能使主权争议搁置下来，必然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显现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呈现出“跛脚鸭”现象，甚至带来安全隐患；三是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 主义造成的安全问题。在国际战略格局严重失衡的大背景下，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 与民族分裂主义日益抬头，活动猖獗，必然影响东盟国家和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四是 信息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各国进行合作。

在多极 化国际背景下，各国安全与地区安全、国际安全交织在一起，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 素交织在一起，必然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带来复杂的影响；五是外部势力对亚 洲的军事介入与军事存在所带来的安全问题。美国通过反恐，军事上正在重新回到东南亚。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主要障碍，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处理国际问 题的双重标准，也必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投下极其微妙的阴影。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中国和东盟各国都不能回避安全架构的问题。

在经济 获得增长的同时，要明确安全架构在区域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要明确存 在的安全隐患，这直接关系到各国以及整个地区的繁荣稳定。 2.安全架构缺失的原因分析 中国-东盟安全架构缺失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缺陷。2003年10月，东盟在第九次首脑会议上宣布将在2020 年前全面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东盟经济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立安全共 同体，表明了东盟各国推动一体化进程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向更高层次合作的意愿。

但 可以看出，东盟当前的安全框架建构基本是局限于东盟成员国内部，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 作则明显滞后。 二是亚洲地区安全机制的不健全。

这在当今世界的几个大洲中是绝无仅有的。虽然近年 来亚洲的安全合作发展较快，但尚未形成多边同构、大国协调及集体安全机制。

当前亚洲安 全机制的三个轨道外交，包括官方层次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ARF）， 半官方层次的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SLD）和非官方层次的亚太安全合作理 事会(CSCAP)，都是在西方国家主导下建立的泛亚太多边对话机制。这些泛亚太合作安全机 制，由于主导国家是非亚洲国家，地区涵盖了亚洲及环太平洋各国，缺乏制度保障，不能有 效进行危机管理。

同时，东亚地区性大国主导权的缺失，也使泛亚太安全机制不能有针对性 地、有效地解决亚洲自身的安全问题。 三是世界形势对亚洲安全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超 级大国的美国，以遏制中国发展为目的，拉拢亚洲其他国家，增加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一些 亚洲国家也希望美国保持在亚洲的军事存在，通过美国的主导作用，形成亚洲的均势。

自“ 9•11”事件以来，美国大力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在中亚和东南亚)，希望以美日 双边军事同盟为支柱，建立所谓“亚洲的北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中，扮演了牵 制东亚区域性大国充当领导者的战略角色。

同时，美国利用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强大的影响力 ，积极加入亚太地区各种合作机制并竭力充当机制的主导者。这直接制约了亚洲安全框架的 建构。

特别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调整到位后，关岛已成为美军太平洋的战略中 枢和情报、监视、侦察、打击中心。这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安全”架构的构建 具有压抑作用。

四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构在陆地战略区和海洋战略区的结合部，各国安全利益差 异性较大，协调困难。中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在“台海问题”上，东盟国家正是利用这个问题 拿捏中国。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已正式启动。届时，“将创造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 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和的经济区。

按人口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 上 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间的最大的自由 贸易区”外经贸部计财司：《中国与东盟外经贸统计资料》（2002年），第6～7 页。

。但经济上的互补性代替不了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

中国不仅要面对 “10+1”、“10+2”、“10+3”的大架构，还必须面对东盟国家各国的民族主义问题。有的 国家在安全利益上本身就与中国存在着矛盾和摩擦。

因此，建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经济-安全”架构就比较困难，只能“先经济、后安全”，随着经贸架构的完善而逐步解决 安全架构的问题。

二、建立经济发展与安全框架建构的互动关系 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社会的进步需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安全的环 境，经济发展的成果需要安全的保障，因而构建安全框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就显得尤为 重要。

其互动关系表现为“互为需求、相互促进”的关系。 1.欧洲经验对东亚的启示 两次世界大战给20世纪的欧洲历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 之间在政治上的敌对状态不断升级，最后以经济接近崩溃而告终。在这种条件下，重新获得 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是战后欧洲各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安全被等 同于削弱敌对国家、裁减军备以及制造均势，而经济利益则主要通过从战败国家那里获得赔 偿而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处于冷战阶段以实力维护国家安全之时，以法德两 国和解为契机，欧洲国家之间相互敌对的实力政策被一种制度化的和平共存的政策所取代， 其特点是：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彼此开放市场并且致力于建立共同的安全框架。

1951年，欧洲煤钢联营在法德的倡导下成立，这是欧洲各国家维护本国安全，寻找共同 利益的第一步。煤钢联营促进了欧洲经济重工业部门之间的合作，并逐步在其他的经济领域 展开更加广泛的合作，建立了欧共体。

参与经济合作的各国之间的和平，则来源于国家间就 安全问题建构的安全框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要用于对付华沙条约组织。冷战结束后，华 沙条约组织解体，欧共体迅速发展为欧盟，促进了欧洲一体化。

北约东扩，不断加强安全合 作，并将共同安全政策作为欧盟建设的第二支柱。这种通过经济上的合作，形成相互依赖， 同时建立共同安全框架，来维护取得的经济成就的做法，经过欧洲一体化近50多年的实践 检验，证明了其可行性。

2.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催生共同安全框架的建立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相 互依存关系直接催生了共同安全的需求。亚洲与欧洲不同，中国面向太平洋发展，受到了美 日两国的联合阻挠。

战后，德国的认错态度促进了法德合作，法德合作带动了欧共体的建立 ，欧共体的发展催生了欧盟的诞生。而日本在战后拒不认错，使中日关系出现了“经热政冷 ”的局面，中日之间安全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严重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东亚经济实体由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组成。中国与日本、日本与韩国在安全利益上 都存在较大的分歧和矛盾。

这就使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国家间的经 贸往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共同经济回报的预期应该促进相互之间的信任，达到“互利共赢、 共同繁荣”的目标。

但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亚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 。历史观决定每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美国的“扶日抑中”政策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 梦想，使日本右翼势力迅速膨胀。

中日之间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东海油气田、大陆架和台 湾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严重阻碍了两国的经贸往来和政治互信。日韩之间也在领土归属、 海洋权益和历史问题上存在着严重争端。

东亚经济一体化因安全架构和调解机制的缺失，丧 失了核心国家的主导作用而步履艰难。东南亚地区是中国的后院，东盟10国与中国同为发展 中国家，在历史上有共同的遭遇，有相互理解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

中国面向太平洋发 展，只能联合东盟国家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进一步加深，两者之间的利益来往也在增加，这也就意味 着双方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提升。

但是，有合作就会有矛盾和摩擦，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缅 甸、老挝、越南有4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与越南、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还存在着 海洋权益的争端，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都与东盟国家存在着差异，无论是出于对经济 成果的巩固还是遏制可能的冲突，安全框架建立都势在必行。 3.共同安全框架的建立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构中，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是自由贸易区经济架构的基础 ，而安全架构则是自由贸易区和各国综合实力提升的保障。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架 构中，虽然安全架构还没有建立起来，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关系则已开始发生作用。19 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帮助东盟国家渡过了这场浩劫。

当前影响 东南亚稳定的安全问题，主要是非传统领域里的安全因素影响着地区的稳定和区域一体化的 进程。东南亚地区不仅在地理上属于“破碎地带”，是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黄金水道。

而 且在战略上是游离于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民族宗教关系十分复杂。东南亚地区还是国 际恐怖主义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之一，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伊斯兰祈祷团”、马来西亚 的“圣战组织”、“奥马乌纳”、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等组织，还有南亚斯里兰卡的 “猛虎组织”，都列入了美国的反恐名单。

东南亚的分裂主义势力有“自由亚齐运动”。由 于民族宗教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许多方面，无论哪 个方面发生矛盾和摩擦，最终都将上升到民族感情、民族尊严、民族利益的层次。

非传统安 全因素还包括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各国在反恐和抗击自然灾害、处置公 共突发事件等方面的合作，对于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都发挥了积极的良好作 用。

2005年，中国、东盟在建立的对话合作框架下，就应对非典、禽流感和印度洋地震和海 啸等进行了有效合作。使各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所受的损失减到最小，有效地维护了 各国的利益。

由此说明，通过扩大国家之间的定期合作，实现共同安全。通过制定原则和一 般指导方针以及就共同安全需求做出决议，并使这些决议转化为共同的行动和共同的立场。

通过建构地区的安全框架，使共同安全制度化、规范化，从而更为有效协调各方利益，真正 实现共同安全框架对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作用。

三、建构安全框架推动地区实力提升 建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安全框架，直接的作用就是平衡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 经济-安全”不协调的状况，稳定自由贸易区大框架下经济发展的政治安全基础，维护中国 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安全框架的构建，需要以经济合作为基础， 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建立相互信任，通过多边外交模式和对话协商机制，实现地区的安全稳 定。

第一，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建立相互信任机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东盟自由贸 易区安全架构的建立，应通过多边贸易体制建立相互信任机制。

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原则 ，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消除各种贸易壁垒，进一步开放市场，放开技术出 口限制，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合理、透明、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贸易自由 化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曾经是美国抑制共产主义的敏感地区，也是美国 对中国实行“新月形包围圈”的重要环节。

冷战时期，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成功地抑 制了苏联势力向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渗透。冷战结束后，美国撤消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 但仍然企图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其原因有二：一是东盟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一地区滋 长了与美国不和谐、不协调的因素，因而美国垄断金融集团制造了这一地区的金融危机，使 东盟集团成了“跛脚鸭”；二是东南亚民族宗教情况错综复杂，伊斯兰教徒总 数达2.5亿 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来，引起了强烈的反美情绪和反美示威。美国为了 转移这种情绪，利用这些国家在南海海洋权益的争端以及对华人华侨经贸优势的恐惧，大 肆散布“中国威胁论”。

新世纪以来，美国军事力量重返东南亚地区，美国已调整军事方针 ，频繁与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进行军事演习，向我炫耀武力，并企图将新加坡的樟宜、越南的 金兰湾、印尼的莫罗太岛、菲律宾的苏比克湾租借为军事基地。目前，东南亚国家既对中国 存在着疑虑，也对美国有较强的戒备心。

中国在与东盟国家的交往中，面临着“双重架构” 的复杂局面，既要面对东盟的集团架构，也要面对各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诉求。通过多边贸 易体制实现贸易自由化，促进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就能增信释疑、化解矛盾，确立相互信 任机制，这是建立集体安全架构的政治基础。

第二，通过多边协商机制向多边安全体制转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南南合作” 的典范，虽然多边外交和协商机制刚刚起步，但已发挥了协调各国利益的作用。

在全球化大 背景下，只有多边磋商和成熟的外交，才能协调各方立场，化解各种疑虑，维护共同利益。 没有多边协调机制，就不会有有效的安全合作。

只有使多边磋商机制朝着多边安全体系转变 ，由经济向政治、安全发展，形成有规则、有作用的多边合作机制，才能发挥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的整体影响，为构建安全框架奠定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构建过程中，已 建立了较好的磋商机制，形成了“三会”“四论坛”的协商架构。

“三会”是指东盟外长会 议、东盟对话伙伴会议和东盟高峰会议，“四论坛”是指APEC论坛、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亚 欧会议论坛和东盟地区论坛。“三会”“四论坛”的磋商机制在战略上起到了协商、协调和 平衡作用，这对打击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促进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各国的安全都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在当前大国主导、多边同盟的国际安全秩序中，逐步将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中的多边协商机制，由经济领域扩大到安全领域，将最终为建立制度化的安全框架提 供基础。 第三，推动建立多边安全框架体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展顺利。中国与东 盟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及地区安全威胁，建立“经济-安全”体制，对于抵制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内建立“经济-安全”体制有利条件很多，东盟各国与中国建交较早，越南195 0年1月同中国建交，印度尼西亚1950年4月同中国建交，1967年10月断交，1990年10月恢复 邦交，缅甸1950年6月同中国建交，柬埔寨1958年7月同中国建交，老挝1961年同中国建交， 马来西亚1974年5月同中国建交，菲律宾1975年6月同中国建交，泰国1975年7月同中国建交 ，新加坡1990年10月同中国建交，文莱1991年9月同中国建交。各国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都 有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愿望。

在自由贸易区大架构下，经贸之间的热 切往来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友谊，提出了集体安全的政治诉求和构想。虽然在南海权益问题上 存在分歧和争端，但已制定《南海共同行动准则》，各方还多次联合进行军演，在实现有效 裁军和军备控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核扩散，积极推进亚洲地区核裁军进程，维护亚 洲地区的安全稳定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和看法。

未来的中国-东盟关系发展，将 以共同利益为动力，以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为两翼，建立“经济-安全”框架，提升东南亚 地区的综合实力，并为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