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管理文化

关于财富管理活动的起源，经济学文献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理财”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易经・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句话意思是说，治理财物要名正言顺，以义禁止民众不为非作歹。而对于家庭理财的行为，最早见诸于战国时期的《尉缭子・治本篇》：“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意思是说， 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纺织，人们专事耕织不受其他事务的影响，国家就有储备了。――编者注）这是对农业经济社会家庭进行财富积累的最早论述。自春秋以来，古人们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财富管理的思想。例如，管子曾提出“利出一孔”（ 给予利禄赏赐只有一条途径，那是从事耕战。――编者注）;曾子在《大学》中提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一部《周礼》更是“理财居其半”。到了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古代中国了理财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积累的加剧，财富管理的思想也逐渐丰富。

由于长期以来受整个社会生产力低下的限制，封建社会中一般居民家庭的财富处于非常低下水平。在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财富管理需求并不太可能出现。因此，古代财富管理需求主要体现在国家一级一些富裕的家族身上。对于国家而言，财富管理包括了“生财、聚财和用财”三个部分。其中，“生财”就是创造财富，“聚财”就是向百姓收取赋税，“用财”就是蓄养民众。古代中国财富管理重点在于如何打理国家财富。然而，由于受儒家“义重于利”思想的影响，国家进行财富管理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获利，而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例如，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就反复提到“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对于家族而言，财富最主要的形态除了货币之外就是土地了。与工具、房屋等财产相比，田产不怕天灾人祸，而且能够获得一定的地租收入。虽然这种收入与经商相比“生息微而缓”，但是“月计不足，岁计有余;岁计不足，世计有余”，因而是风险最小、最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而且，即便对于一些商人而言，经商获得的收入最后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转换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家族财富管理往往变成了对田产的管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指出，“以末（商业）致财，用本（农业）守之”。

然而，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财富管理需求只能是社会极少数人群特有的。大范围财富管理需求的产生必然要依赖与财富水平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经济水平的全面提升。而这些条件只有在工业革命爆发、人类社会彻底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之后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