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时代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

摘要：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整个出版业都面临着出版转型的挑战，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也应该适应新形势下行业发展的需要。本文从出版人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提出“1+1+1+1+x”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对出版职业具有高度认同感，具备完整的知识和价值观，坚守出版文化理性，能适应出版业发展变革的未来出版人。

关键词：媒介融合；编辑出版；培养模式；职业生涯；出版文化.理陛

近年来，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也顺势而动，在人才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尝试在编辑出版学专业下培养网络编辑人才；此外，兼顾文化知识、编辑技术和专业素养的“4+3+3”培养模式和已经沉寂了几年的“2+2”培养模式也开始被应用。但是上述培养模式从理念到操作层面对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关注较少，这势必会影响学生的职业规划，从长远来看，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出版事业的发展都会带来不良影响。

一、影响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三个维度

职业生涯是指一个人一生中的全部职业经历，即职业、职位的变迁及工作、理想的实现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有与职业相联系的行为、活动、态度和愿望等。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职业生涯虽然在内涵上并不包含成功与否，但成功的职业生涯既能实现个体价值又能创造社会价值，因此是很多人职业生活的目标。

除个人能力、心理、机遇、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原因，下述三个维度对出版人的职业生涯发展也至关重要。

1.职业认同感

职业认同感作为心理学概念，是指个体对于所从事职业的目标、社会价值及其他因素的看法，与社会对该职业的看法、评价及期望一致。职业认同感是人们竭力做好本职工作，达成个体自身和组织目标的心理基础，是员工忠诚度、成就感和事业心的来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编辑出版作为职业是近代出版业发展的产物，知识分子选择并投身出版业本身就意味着对近代出版业的认同，出版业甚至一度是知识分子谋生的出路和实现理想的平台。然而当下的情形是，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作为未来的出版人，对于编辑的职业认同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除了与长久以来编辑出版学被“编辑无学”观念所困扰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尤其是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把关人’理论的重组，自媒体的出现和狂热，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出版人的目标和社会价值。当国民阅读习惯的引导者、出版业发展的推动者的角色可以由普通大众扮演，出版人的职业价值会不会缩水？专业的出版人生存的空间在哪里？大学四年学习的知识会不会追不上这轮出版变革的脚步？这些都可能是横亘在青年学生心头的棘手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很难使学生对编辑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

2.职业理念

职业理念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是指由职业人员形成和共有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它可以在职业生涯中为从业者提供该职业的基本原则，指引从业者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举止，协助他们在遇到困境时做出准确的抉择。

出版人的职业理念是出版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对出版的信念、理想和价值的认同，是所有出版人判断和决策的依据，而且应贯穿并体现在全部出版工作之中。近年来，中国编辑学会提倡的“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得到业界和学界的认同。其中的“大编辑”理念，更是给高校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方式、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大编辑”之“大”，体现出了出版工作者面对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应具有的态度和行动，也应是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学生面对新媒体环境严峻考验时植根于内心的信念。“每一种传播方式造就一种新的媒体，每一种新媒体又造就了新类型的编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只有充分认同符合出版发展趋势的“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为出版职业生涯积累“大编辑”的文化底蕴和复合技能。

3.职业生活

一个真正出版人的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不仅应是一个文化人，需要具有坚守书香、传承文化的理想信念，而且也应该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有运筹资源、博弈市场的本领。现在出版人的职业生活，从内涵上依然表现为“为他人作嫁衣裳”。虽然是为他人作嫁衣者，真正有责任有担当的出版人，应是能开创风尚影响时代的出版人。因此，思维活跃且“具有自我实现”需要的青年学生，应该尽早接受出版人职业生活的特点，不艳羡“台前”的风光，能安守“幕后”的精彩。

二、媒介融合对出版人职业生涯的影响

1.颠覆职业生涯阶段

一般来说，人的职业生涯分为五个阶段：成长阶段（18岁以前）、探索阶段（18岁-24岁）、确立阶段（25岁-45岁）、维持阶段（46岁-55岁）和退出阶段（55岁退休）。在职业生涯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确立阶段，因为这20年是人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创造力最强的时期，也是人们职业生涯产生差异的关键时期。鉴于此，研究者又将这一阶段细分为职业塑造阶段（工作3-5年后），职业锁定阶段（工作5-10年），事业开拓阶段（工作10-15年）和事业平稳阶段（工作15年后）。传统出版时代的出版人的职业生涯，与医生、教师、公务员等一样，也是遵循着职业生涯的发展阶段前进的。

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和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自出版等新的出版方式不断涌现，出版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出版人不应该也不可能固守传统的编辑工作。于是我们看到了，本应该在职业锁定阶段甚至事业平稳阶段的传统出版人，开始转向手机出版；而那些已经进入了职业维持阶段甚至退休阶段的出版人，又要开始学习多媒体整合的思维和技能；初入职场三五年，处于职业塑造期的年轻出版人，也可能因为具有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而一跃进入事业开拓阶段。

2.改变出版人的职业定位

职业定位又称职业锚，是个体进入工作情境后，由习得的工作经验所决定，与自我的动机、价值观和才干相符合的，达到自我满足和补偿的一种稳定的定位，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职业定位通常可以分为八种类型，即技术/智能型、管理型、自主/独立型、安全/稳定型、创业型、服务型、挑战型和生活型。 个体的职业定位通常是较为稳定的，但作为与工作环境相作用的产物，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可以调整的。传统出版时代的出版人，职业定位较为稳定，如事业单位时期的出版社，存在较多的“安全/稳定型”和“生活型”出版人，他们关注财物安全，关心工资和退休金，甚至有些出版人为平衡家庭和个人的需要可以牺牲职业生涯的一些方面。但出版社转制后，迫使这些出版人的职业定位转向挑战型甚至创业型，他们要克服以前无法客服的困难，甚至要学习创建属于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乃至创建属于自己的公司。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媒介融合的深入，出版人在“管理型”和“技术/职能型”之间转换的大有人在，甚至“安全/稳定型”的出版人抓住了行业发展机会变成“创业型”也是屡见不鲜。

3.使出版人的职业应激发生变化

职业应激（Occupational stress）是心理学术语，也称工作应激或工作压力，是指因工作负担过重、工作责任过大或变换工作岗位等对人产生的压力。2015年年初，一篇名为《年终奖低迷，出版界遇“离职潮”》的报道引起社会对出版人生存现状的关注。普通出版人学历高收入低、自己创业开办民营图书公司又心有余而力不足等一些列问题被文章作者摆到了台面上。自媒体时代、碎片化阅读、数字出版…一这些普通百姓眼中鲜活的名词和新鲜事物却给当代出版人带来现实的生存压力。以数字出版的持续升温为例，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出版人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如何将传统出版平台的内容放到数字平台上获得盈利是出版人需要攻坚的关键问题。媒介融合时代使出版人职业应激的来源超出以往，职业稳定性被打破，职业角色的冲突和模糊，职业复杂性的增强和超负荷工作等，都可能对出版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三、以出版人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作为未来出版人的培育基地，肩负着使青年学生对出版职业产生职业认同感，认同职业信念和接受职业生活的任务。这一任务就像在青年学生心中撒下一粒“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种子，使学生在未来的职场生涯中，无论是在媒介融合时代还是未来不可预期的出版变革时代，都能顺利度过每个职业阶段，准确地进行职业定位和再定位，更加从容地应对职业应激。

以职业生涯发展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是指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要整合出版人阶段性职业发展与终身职业发展的关系，设计符合出版职业成长的课程体系。鉴于此，我们提出“1+1+1+1+X”的人才培养模式，即在通识教育课程、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应用型课程群和创新、创业、创意类课程的基础上，发挥各高校优势学科资源，开设特色课程。

1.夯实通识教育课程，致力于“全人”的发展

通识教育就课程而言，就是让学生通过不同类别的非专业课的学习，获得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通识教育研究在国外开展较早且实践效果较好，如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规定大学前两年的通识教育课程必须涵盖英语、自然科学、人文艺术、社会科学和终身学习与自我发展五类课程，且根据专业不同占到课程比例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不等，且两年之后还会安排其他的通识课程。我国高校的通识教育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的背景下，实践方面比较典型的是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率先在国内推进通识教育改革。

与复旦大学具有深远的通识教育传统不同，我国多数高校的通识教育尚在起步阶段，没能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较为常见的是在大学里的个别学院甚至个别专业的培养方案中突出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从学科专业特点的角度来看，通识教育中的“通”所涵盖的“广”“博”“杂”，与编辑出版专业的契合度较高，应是通识教育课程试点的首选专业。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新一轮的媒介融合进程中，部分高校编辑出版专业意识到互联网技术是出版产业发展的巨大科技驱动力，甚至认为媒介融合就是单纯的技术融合，忽略了内容融合和理念融合的层面，因此在不顾原有专业定位和师资的情况下盲目转型，增开技术类课程，把原本不多的通识类课程挤到一个更为狭小的角落，使得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过度专业化的趋势凸显。这种以技能为导向的课程设置从眼前来看有利于青年学生在初入职场时适应媒介融合时代的需求，但从长远来看，由于缺乏在道德、情感、理智等多方面的素质教育和人性教育，当他们在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遇到困境时，难以从自身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和行业乃至社会发展的角度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抉择。美国著名大学阿默斯特学院院长米克尔・约翰认为，一所大学“如果只教会一技之长而不能培养出掌握完整知识、具备较深见识的人，那么大学就降为营造手工匠的作坊了”。因此，高校编辑出版专业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完善势在必行。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认为，当代编辑要着力从文化修养的角度培育六性，即“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艺术的灵性，科学的理性，伦理的德性”。这一观点可以为高校编辑出版专业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提供思路，如开设文学与艺术类课程，让学生了解和感受人类的文学艺术成就，以提升文学和艺术鉴赏能力；通过对历史与哲学类课程的学习，教会学生以历史的眼光了解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使其能够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明辨方向；自然科学类课程的开设，使学生能以科学的眼光正视人类与世界；社会伦理课程不仅能使学生了解社会道德方面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发展学生系统思考社会及个人问题的能力。此外，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终身学习和自我发展类课程的引入是十分必要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就认为通识教育应致力于“全人”的发展，他认为“就青年而言，无需教会他们一切，但要帮助他们获得继续教育自己的习惯、观念及方法。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人力（manpower）的形成，而是全人（manhood）的发展”。总体上来看，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通识教育就是要培养具备统一完整人格的、有开阔视野和格局的、具有创新和思考能力的、具备批判和创造精神的、在职业生涯中能起到引领作用的出版人才。

2.坚守专业理论课程，培养学生的“出版文化理性” 尽管出版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就可以轻视理论课程的设置。但是事实上，很多高校的编辑出版专业已经把专业理论方面的史类、概论类和基础类课程进行了压缩，这固然与其各自的培养模式相关，但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来看，会影响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对于出版行业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理念的建立，以及对职业生活的认可和接受。

如在《中国编辑出版史》课程中，学生可能会学到巴金在《文丛》第2卷5、6期合刊卷头语中的一段文字：“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倘使它能够送到读者诸君的眼前，那么请你们相信我还活着，而且还不曾忘记你们”，这告诉学生们出版人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都应忠于职守心系读者。老一辈出版家为时代、为艺术、为文学、为民族献身的精神，也会深深地感染青年学生。不仅如此，出版史课程还会让学生了解，作为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长盛不衰的秘诀就是在任何年代背景下都能把对文化理性的追求和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有机结合；在《编辑学概论》中，学生能深刻地认识到从甲骨到丝帛、到纸张、再到互联网，传播载体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积累文化、传承文明的核心价值却始终如初；《书籍编辑学概论》让学生知道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必须具备质量意识、读者意识、创新意识、敬业意识等职业意识，这对于我国图书出版业在追求数量规模到提高质量效益的转变中，以及引进品种和输出品种的抗衡中，都至关重要；《出版学基础》告诉这些未来的出版人，王云五提出的“出版是国力强弱和国民素质高下的一个尺度”以及邹韬奋提出的“真诚为民众服务，永远立于大众立场”“追求进步，追求正义”等出版文化思想，应是出版人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和毕生的追求。出版文化理性更应该是当前出版业“非文化”和“去文化”现象蔓延的趋势下出版人的必然追求。郝振省先生曾说：“出版文化理性就是出版人、编辑人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决定或影响出版物内容吸引力和感染力，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决定出版单位品牌和效益，决定出版业繁荣和发展的一种本质性文化品格。”

3.推动应用型课程群建设，以“研究性学习”适应出版业变革

多年前企业界流传着一句话“一个企业若是和英特尔没有融合好，机会会很少”，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媒介融合时代的出版界。因此，技术类应用性的实践、实验课程应是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尤其在当下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向应用型转型的背景下，单一的课程设置已经无法满足实践需要，只有形成课程群才能产生合力。如围绕着传统书报刊和电子书报刊，网络出版和手机出版等出版形态，都可以以项目的形式设置配套课程，指导学生完成整个出版流程。

为了使学生适应媒介融合背景下应用型知识快速更迭的出版环境，提升未来的职业竞争力，应用型课程群的授课模式应突破传统，鼓励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问题为载体，指导学生自己搜集、分析和处理信息和资料来亲身感受和体验知识生产过程，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多年的实践表明，研究性学习模式在应用性强的学科中推行更有优势。媒介融合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手段和新的出版形态，都可以作为编辑出版专业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问题、课题和项目。以手机出版为例，在网络智能手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对手机App有较多的接触和体验，甚至比教师更能体会到多媒体融合在手机出版方面的应用，以此为课题开展研究性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和创造能力，有助于学生顺利度过未来职业生涯中的不同阶段尤其是职业瓶颈期。

4.开设创新、创意、创业类课程，提升职业生涯“软实力”

几年前，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同志在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出版业面临的“内容创新能力弱，有影响力的精品不强”的困境，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出版产品内容创新能力和营销创意能力的不足。对出版人来说，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首先应该是思维模式的改变。在电视读书类栏目式微的背景下，“逻辑思维”以微信营销捆绑图书销售的模式，把单本售价动辄一两百的精品书销往海内外，年图书销售额过亿元；中信出版社在出版被称为“妖书”的美国热销悬疑书《S.》时选择与微信公众号“一条”（又称一条视频、一条TV）进行预售合作，推送24小时内首印两万套全部售完。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公号“一条’’的创始人徐沪生是原《外滩画报》的执行总编辑，职业定位倾向于“管理型”和“安全/稳定型”，不过，辞职后他转型做互联网，变成了“创业型”和“挑战型”的出版人。

从近几年的出版业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媒介融合时代寻找到突破口的传统出版人和新晋出版人，都是具有远见卓识和开放思维的人。鉴于此，高校编辑出版专业应着力设置创新、创意、创业类课程，来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势，帮助他们建立创新性思维，形成学生在素养能力和技术能力之外的职业“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理性面对出版业变革带来的职业定位改变和职业应激变化，从被动接受“出版业的福利”转化为主动寻找“出版机会”。

5.依托优势学科资源细分培养方向，增加职业竞争力

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在大学本科阶段设置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既有综合性大学又有独立学院，既有师范类院校也有职业类院校，且各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又归属于不同的学院，如传媒学院、新闻与出版学院、人文与法学院、网络传播学院等，也正因此，所归属的学校、学院的优势学科资源都可以为编辑出版专业所用。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结合该校的电子信息特色设置相关课程进行技术类人才培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则凭借英语学科优势资源培养具有英语应用能力和出版实践技能的网络编辑方向人才。媒介融合时代，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出版市场瞬息万变，各高校编辑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理应紧跟出版市场发展方向，但如果能在培养方向的基础上根据所依托的学校或学院的优势资源进行再次细分，必将对学生职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出版业的差异化发展起到双重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