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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反馈机制研究

小编:

摘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与国际通常的发展轨迹不符,这并不能说明是城镇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因为城镇化水平与地区城乡基尼系数呈反方向关系,表明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因为有其他诸如政策因素、劳动生产率等的影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最终的总体表现是扩大,扩大的收入差距通过半城镇化、内需、就业率等因素的传导作用,使得城镇化速度下降,从而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形成正反馈机制。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正反馈机制;城市化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基尼系数;户籍制度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4-0039-06

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最终能够实现城乡收入的趋同。然而,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却呈现扩大趋势。1982年我国城市化率为21.13%,城乡基尼系数为0.135 5,2013年我国城市化率上升为53.73%,城乡基尼系数上升为0.241 4。从表面上看,我国城市化率提高的同时,城乡基尼系数在上升,似乎城镇化促使城乡基尼系数上升,这一点与国际经验不相符合。笔者拟从总体城乡基尼系数和地区城乡基尼系数两个方面来观察城镇化的影响,去除城镇化,城乡基尼系数与没有去除之前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了,以此说明我国城镇化对城乡基尼系数的总体影响,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二者之间有一个正反馈机制,进而根据这些分析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

一、相关文献综述

在国外,关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较多。刘易斯(1954)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动趋势。而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城乡收入差距并不一定会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乔根森(1961)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中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两个部门收入差距不一定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

国内关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有三种看法,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陆铭、陈钊(2004)、姚耀军(2005)等。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我国的城镇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比较典型的如程开明、李金昌(2007)等人。与上述研究结论认为城镇化只是单向影响收入分配的研究结论不同,郭军华(2009)的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关于城镇化和收入分配的关系,经济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上,对收入分配如何影响城市化进程相关研究的文献却少之又少,只有墨菲等人(2003)认为收入分配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

以上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宝贵资料,但是,以上这些成果较少研究去除城镇化影响因素后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笔者拟从这些角度出发去揭示二者之间的正反馈机制。

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起缩小作用的分析

亨德森(2007)、威尔纳(2005)分别对韩国、斯里兰卡、中国台湾、墨西哥进行研究,结论是城镇化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我国的表现却恰恰与之相反。

(一)城镇化对总体城乡基尼系数的作用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从农村转移了较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以期快速发展工业。如在1950年,城镇人口为6 169万人,城市化率为11.18%,而1960年时,城镇人口增加为13 073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为19.75%。在这11年间人口增加了6 904万人,城市化率年均上升0.779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较快。1961―1981年的21年间,我国基本实行逆城市化政策,执行严格的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大大限制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同时通过辞退城镇职工、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城镇的医生教师等知识分子迁往农村等途径将城市人口大规模向农村转移,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情况下,我国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没有上升,甚至在这一阶段的前半部分还是下降的,如在1961年,城镇人口为12 707万人,城市化率为19.29%,而1972年时,城镇人口增加为14 935万人,城市化率下降为17.13%。在这12年间人口增加了2 228万人,城市化率年均下降0.18个百分点,呈现逆城市化趋势。从1973―1981年我国城市化呈现极为缓慢的上升趋势,在1973年,城镇人口为15 345万人,城市化率为17.20%,而1981年时,城镇人口增加为20 171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为20.16%。在这9年间人口增加了4 826万人,城市化率年均上升0.329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较慢。

我国从1982年起农业从业人员才被允许向城市流动,所以本文中城镇化进程以1982年为起点。我国1982―2013年的城市化率与总体城乡基尼系数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2―2013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和城乡基尼系数的主要趋势均是上升的。在这段时期内,从城市化率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2―1995年,在这一阶段,虽然从1982年开始农业从业人员允许向城市流动,但是因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各地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地方规定的影响,城市化率的上升速度较慢。如在1982年,城镇人口为21 480万人,城市化率为21.13%,而1995年时,城镇人口增加为35 174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为29.04%。在这14年间人口增加了13 694万人,城市化率年均上升0.565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较慢。在此阶段,总体城乡基尼系数大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在1983年、1990年、1995年呈现短暂的下降,而在1985年我国的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后,城乡基尼系数大幅上升,城乡收入比从1985年的1.86上升为1986年的2.13。 第二阶段为1996―2013年,在这一阶段,因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增加较多,城镇现有的劳动力不能完全满足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政府慢慢放开对农村从业人员向城市流动的限制,农民需去开具务工证、暂住证等证明获得流动和暂住的资格,所以这一阶段农村从业人员向城市的流动规模快速增大,城市化率的上升速度较快。如在1996年,城镇人口为37 30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8%,而2013年时,城镇人口增加为73 111万人,城市化率上升为53.73%。在这18年间人口增加了35 807万人,城市化率年均上升1.292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较快。在此阶段,总体城乡基尼系数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趋势,总体趋势还是上升的,1996年总体城乡基尼系数为0.217 3,而2013年总体城乡基尼系数为0.241 4,其中1997年为总体城乡基尼系数上升的转折点,2008年为总体城乡基尼系数下降的转折点。2008年后总体城乡基尼系数之所以有所回落,这主要源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其中众所周知的4万亿元投资主要投到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带动了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的需求,使得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一直增长较快。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政策、投入都向农业、农村倾斜,新农合、新农保、农村低保等基本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图1综合看来,并不是城市化率上升总体城乡基尼系数就在数值上表现为绝对的上升,但是大体上二者都呈现上升趋势。

(二)地区城乡基尼系数

城乡收入差距也包括地区间城乡的收入差距,因为我国地区较多,所以更需要考察一下区域城乡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以便提出更具有可行性的建议。此处因统计数据所限,只能从2005年开始考察。2005―2013年各地区的城乡基尼系数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2005―2013年各地区的城乡基尼系数数值相差较大。如表1中上海地区城乡基尼系数数值平均最小,为0.058 5,最小的数值为2013年的0.054 6,而贵州地区城乡基尼系数数值平均最大,为0.341 1,最大的数值为2006年的0.360 3,这个数值是上海2013年城乡基尼系数数值的6.6倍。(2)表1中的31个地区的城乡基尼系数数值均在2008年或2009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在图1的解释中已阐述,此处不再赘述。(3)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城乡基尼系数数值较小,如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区,而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城乡基尼系数数值较大,如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等地区,而剩余地区皆为中等发展水平,城乡基尼系数数值多数为0.2~0.3。

结合我国各地区的城市化率,可以看出,经济发达的地区的城市化率水平较高,如在上海2005―2013年城市化率平均水平为0.890 2,经济落后的地区的城市化率水平极低,如在贵州2005―2013年城市化率平均水平为0.316 2,它只是上海城市化率平均水平的36%。如果说城镇化会导致地区的城乡基尼系数数值扩大,那么为什么上海的城市化率那么高,城乡基尼系数数值却非常小,贵州的城市化率那么低,城乡基尼系数数值却非常大呢?很显然,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小,反之则反是,故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成反方向关系。

那么,根据图1和表1,是否可以简单的得出结论:我国的城镇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绝对的扩大呢?很显然,这个结论不可能得出,因为出现这个现象表明在我国的城镇化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影响因素存在,这些影响因素是国际上其他国家城镇化进程中起作用较小或者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没有的。那么,这些特殊的影响因素应该是使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起正面作用的各项政策,我国的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项。而我国政府在工农产品定价机制、农村土地流转、经济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结构、征地等方面制定的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相当大的作用。城镇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机制在于:首先,因劳动力的转移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上升提高农民收入,这个机制因为我国政府出于安全稳定的需要而实行的“保留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土地”的政策失去作用;其次,通过务工人员的收入汇到农村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个机制因为“农民工二代”在总体农民工中占比较大而起到越来越小的作用,因为“农民工二代”汇款金额逐渐缩小,这个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再次,通过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促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这一机制因我国农民工的素质、就业歧视等问题导致对城乡收入差距所起的作用也是极为微小。

如果去除城镇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总体城乡基尼系数会怎样呢?

(三)去除城镇化影响后我国总体城乡基尼系数的变化

从城市化率来说,如果我国没有实行城镇化,城市化率的上升速度不会那么快,而在1949―1981年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年均上升0.002 9,以此速度类推,我国的城市化率将按照表2中的速度上升。

从表2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实行城镇化政策,我国2013年的城市化率将只有29.44%,与2013年我国实际城市化率相比下降了24.29个百分点,事实上,29.44%这个城市化率较为接近我国部分专家根据户籍统计出的城市化率,这些专家统计出的城市化率为35%~37%。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影响应是对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中的工资性纯收入的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是指农民工在非本地企业或本地企业中从业的收入,而如果没有城镇化,农民没有资格去企业工作,自然没有相关收入,所以如果没有城镇化,可大致假定农民没有工资性收入。当然,城镇化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也有一定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因为农民工而获得的相关收入,如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因城镇化而使房价上涨数倍带来的财富收入,以及因此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农民工系列消费带来的收入等,由于难以具体估量,此处暂不考虑。 在以上两个数据处理前提下,可以得到去除城镇化对总体城乡基尼系数的影响,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实行城镇化政策,那么总体城乡基尼系数将会上升,上升幅度在24%~40%,所以我国的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除了受城镇化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城市偏向政策、劳动生产率差别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趋势是扩大的,所以最终在经济层面的表现是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我国城乡基尼系数上升。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严重制约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1.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城乡的财富差距,最终使得农民工很难成为真正的“市民”,所以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半城镇化”城镇化现象。关于我国城市化率问题,2012年我国表面上的城市化率为53.7%,但是实际上在城市打工的2.2亿农民工中,真正在城市购房安家的还不足1%,在我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户籍城市化率为35.33%,比上一年的城市化率34.71%增长了0.62个百分点。而“半城镇化”现象日趋严重,且“半城镇化”人口呈递增趋势。

2. “半城镇化”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上升较慢,内需疲软。在面临国际需求下降、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内需疲软导致各生产厂家减产,总供给减少,GDP增长率下降。在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现金消费支出为18 022.6元,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现金消费支出为6 625.5元,假如2.2亿农民工不是按照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消费,而是按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消费,那么在2013年我国的总消费额将上升约2.51万亿元,这将使我国的居民消费额上升11.82%,GDP增长率上升63.6%,上升为12.14%。

3. GDP增长率下降将导致就业率下降。我国登记的城镇失业率在2002年及目前一直为4%~5%,但是实际的失业率应该比这个数据要高,此处只能按照其它方法来推算就业率的下降。按照2013年的数据,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1 483元,假如增加的消费额2.51万亿元全部用来雇佣新的就业人员,那么将会带来0.487亿个工作岗位,就业率将上升0.63%。当然,也可能有一部分收入最终成为在业人员工资上升的来源,但是即使只有50%的增加的消费额用来雇佣新的就业人员,也将会带来0.244亿个工作岗位,就业率也将上升0.314%。

4. 就业率下降将导致城镇化速度减缓,同时也会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就业率下降意味着农业户口人员就业机会减少,因为在相同的报酬下,在就业歧视的作用下,城镇户口人员就业的可能性更高一些。而在相同的报酬下,城镇户口人员因比农业户口人员的必要开支要少,城镇户口人员一般不需要租房开支,因此可以接受相对的低薪。城镇户口人员在工作上的稳定性更强一些,没有返回农村的时间支出,所以在就业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管理人员会减少农业户口人员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一部分人员就会失去在城市的收入,返回农村,这样自然会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按照系统动力学中的反馈回路原理来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作用是缩小,但是因为有其他诸如政策因素、劳动生产率等的影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最终的总体表现是扩大,扩大的收入差距通过半城镇化、内需、就业率等因素的传导作用,使得城镇化速度减缓,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最终形成正反馈机制。具体作用过程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起缩小作用,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受各方面综合因素的影响,最终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加上城乡巨大的财富差距,使得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半城镇化”,进城务工人员一般有沉重的家庭负担,并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消费水平来消费,他们更多是依据农村的消费习惯来消费,故而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虽然上升较快,但是居民的总体消费却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如1982年我国居民消费占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9%,而在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占支出法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为36.2%,下降了15.7个百分点。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因“半城镇化”而引起的“消费塌陷”,“消费塌陷”必然导致内需下降,在外需不旺盛的情况下,内需下降影响总供给,生产规模缩小,就业率会下降,因就业歧视及进城务工人员在报酬及工作稳定性等方面的劣势,就业率下降更多的是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率,这部分人员失去工作,返回农村,将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又会进一步使城镇化速度减缓,这就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起制约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是一个正反馈机制。

五、结论及建议

1. 结论。通过对城镇化与总体城乡基尼系数的分析表明,二者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即并不是城镇化率上升,总体城乡基尼系数数值就一定会上升,只是二者从1982年以来都处于上升趋势。而对城镇化与地区城乡基尼系数的分析表明,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地区的城乡基尼系数数值越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低,地区的城乡基尼系数数值越大,二者是一种反方向变化关系。

去除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我国的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作用是缩小,在数值上表现为总体城乡基尼系数数值的大幅上升。去除城镇化,第一步是假定农村从业人员仍然按照1982年实行城镇化政策之前的平均速度进入城市,估算出假如没有实行城镇化政策我国的城市化率,第二步是假定没有实行城镇化政策会导致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农民收入结构中的工资性收入假定为零,结合第一步假定计算出城乡基尼系数,结果表明如果我国没有实行城镇化政策,那么总体城乡基尼系数将会上升,上升幅度为24%~40%,所以我国的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是起到缩小作用的。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严重制约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最终二者形成正反馈机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加上城乡巨大的财富差距,使得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半城镇化”,进城务工人员并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消费水平来消费,他们更多是依据农村的消费习惯来消费,故而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虽然上升较快,但是居民的总体消费却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因“半城镇化”而引起的“消费塌陷”,“消费塌陷”必然导致内需下降,在外需不旺盛的情况下,内需下降影响总供给,生产规模缩小,就业率会下降,因就业歧视及进城务工人员在报酬及工作稳定性等方面的劣势,就业率下降更多的是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率,这部分人员失去工作,返回农村,将使得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又会进一步使城镇化速度减缓,最终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起制约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是一个正反馈机制。

2. 建议。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地区之间的差别,不同的地区应制定不同的政策,重点提高我国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的城镇化率,以缩小这些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如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广西等地区。

既然城镇化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那么我国政府可以稳步推进城镇化,这样一来,既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又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应优先解决我国“半城镇化”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保证农民工可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获得足够多的收入,这笔收入足够他们在所工作的城市购买房屋,使他们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而不是青年离家衰老时回乡。这方面也可以参考国际经验,国际上很多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离乡的农民利用土地一次性获得足够在城市安家的收入,而不是“被城镇化”。当然,我国人口众多,具体方法需进一步研究。此外,在城镇化进程中应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逐渐还上历史上对“三农”的欠账,而不是任由农村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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