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关系
一、引言
关于气候变暖，科学家已达成共识。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也引起各国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关注。由于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确定，低碳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必然模式，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能源需求和消费呈现刚性。作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面临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压力和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任。本文旨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研究FDI与碳排放之间的长短期动态关系，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兑现我国在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许下的单位GDP减排40%―45%的承诺。
二、文献综述
另一类观点反对“污染避难所”假说。Letehumanan， R.& Kodamat F.（2000）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或清洁生产，降低了污染排放。Eskeland & Harrison（2003）的研究发现，相比内资企业，FDI会倾向于利用环境友好型的清洁技术，高污染行业的外企更重视环境保护。FDI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而且通过引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提高了东道国的环境福利。[3]Colin Kirkpatrick & Kenichi Shimamoto（2008）利用日本的数据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了检验，分析了流入日本的钢铁、有色金属、化工、造纸、非金属产品等五个污染密集型行业的FDI，结果并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相反，研究发现流入日本的FDI似乎是被日本透明和稳定的环境管制政策所吸引。[4]Robert J. R. Elliott & Kenichi Shimamoto（2008）运用1986―1998年的数据验证了来自日本的FDI没有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变成了污染避难所。[5]
在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方面，研究结果给出了比较一致的解释：认为外企更有效率的技术能够促成能源节约的技术效应，相对于内资，外商直接投资更能实现能源节约。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影响了东道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对改善能源效率具有正的影响。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但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将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复杂的联系割裂开来，忽略了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影响的关系，只考虑其中的一个单向关系，使得实证结果难以令人信服。第二，现有研究多使用跨省截面数据，而我国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差异巨大，吸引FDI的情况迥异，因此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可能被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这些问题降低了实证分析的严谨性和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笔者的研究试图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首先，从全面考察经济和环境系统联系的角度来研究我国FDI和碳排放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尝试利用动态时间序列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的相互关系，克服简单的分省数据检验带来的相互抵消的效应，从而发现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联系与长短期复杂关系。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和协整分析评估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之间的长短期关系。
三、模型与方法
E=E（GDP，FDI）〓〓
（1）
四、实证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尽管边限检验并不要求所有的变量都必须一阶单整，但必须确认变量不是二阶平稳，这是因为ARDL模型采用的边限检验法所依赖的F统计量临界值都是依据时间序列特有的I（0）或I
（1）特性计算出来的。只有当变量序列的单整阶数不超过1时才不会出现回归偏误。利用EVIEWS6.0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样本数据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水平变量LNEt、LNYt、LNFt都存在单位根，这三个样本数列是非平稳的，但是其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数列，满足I
（1）。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平稳，可以运用ARDL方法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协整检验
（三）长期均衡系数和短期动态关系
发现变量之间长期关系的存在性后，就可以利用ARDL模型来估计长期系数。令模型
（3）的一阶差分项都为0，就得到了长期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设定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准则，如AIC准则和SBC准则。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两个准则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不易兼顾。经验研究表明，在大样本下，基于SBC准则所选定的ARDL模型较优；而在小样本下，基于AIC准则所选定的ARDL模型较优。本文是35年的小样本时间序列数据，因此选用AIC准则较优。
表3为AIC准则下长期系数的估计结果。由表3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5%的显著性水平）。FDI与碳排放的关系为正，弹性约为033，FDI增加1%，碳排放增加033%，这意味着FDI流入的增加恶化了环境，尽管作用很微弱。这个结果是由FDI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带来的，大规模的FDI主要流入了高排放的工业部门，加速了经济结构重污染化进程。碳排放与GDP的关系是长期正向的，弹性约为081，经济增长1%，碳排放增长081%，这表明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碳排放的快速增长，恶化了环境。这个结果也表明我国未达到收入水平的EKC拐点，因而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环境的恶化。
在得到协整方程的长期系数之后，进而可求得误差项的估计值。本文此处采用基于ARDL的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各变量对碳排放的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如模型
（4）所示：
ΔlnEit=α+∑pk=1εkΔlnEi，t-k+∑pk=1kΔlnFDIi，t-k+∑pk=1kΔlnGDPi，t-k+λECMt-1〓〓
（4）
值得一提的是，误差纠正项（ECMt-1）为负，在10%的水平显著。（ECMt-1）为负意味着能得到长期均衡。（ECMt-1）的系数显示了回到长期均衡的调整速度。也就是说，当经济发生波动时，碳排放能回到长期均衡。（ECMt-1）的系数为-0.05，表明一年中有5%的调整发生。
（四）进一步检验
最后，表4对短期模型的检验显示，P值大，变量不显著，因此不存在序列相关和异方差。进一步，检验参数的稳定性，应用CUSUM检验和CUSUMSQ检验来检验误差纠正方程的残差。结果显示系数在同样的样本区间是稳定的（表4）。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ARDL方法研究了我国FDI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联系与长短期相互关系，根据前面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的结论：
其一，在长短期内，FDI与CO2排放是正相关的关系，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环境的压力。这说明FDI将产业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转移了相当部分的碳排放，而高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吸引FDI 进入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主要动因。虽然外资也带来了更加清洁与低碳的技术，但是FDI的技术效应为高碳的产业结构效应所抵消，因此FDI的进入将会导致碳排放量增多，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是不利于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政府不能一味追求FDI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而忽略了其负面影响，应在加强环境保护、环境规制的同时，寻求可持续发展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平衡发展。
其二，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张和环境的恶化。实证研究发现，短期系数高于长期系数，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长依然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短期的经济增长恶化了环境。随着政策引导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向高效能、高效率和高效益的方向转型。但是，从长期看，我国仍未超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
从检验的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碳排放，对我国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点对策建议。
首先，建立建全绿色低碳的法律体系，如《应对气候变化法》、《环境保护税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等，强力实施新的《环境法》，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其次，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考虑不同行业FDI对碳排放影响的差异，调整有关引资政策。如继续鼓励外资进入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引导外资投向农业及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从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向以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为主的转变。最后，实施碳认证、碳标签制度，追踪FDI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以达到控制我国CO2排放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