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讨论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因。在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后，运用Geweke因果分解检验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下的信贷配给制是国有企业主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不应仅仅依赖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或者行政行为等暂时对策，而应该通过促进金融自身发展来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平等、合理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有企业主导；对外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信贷配给
一、文献回顾
市场失灵情况下必须以“看得见的手”弥补这一失灵。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最早体现在Kojima与Denning的文献中。在Heckscher-Ohlin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上，Kojima（1977）提出政府应推动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后的Denning（1981）投资发展周期论则明确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场机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
二、引入金融中介的企业跨境投资规范分析
即f（PR）=f（A、φ、δ、mps）。显然，对外直接投资决定于A、φ、δ、mps等系数，而这些系数则决定于金融发展水平。其作用途径主要有4个：首先是提高存量资本配置效率，其次是提高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再次是通过提高储蓄资本转化率加快资本累积速度，最后则是帮助经济甄别出可能实现创新的企业家（Patrick，1966；Gree，1960）。“此意义上的信贷供给要求经济体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和需要，此条件下的循环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三、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检验
（一）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分析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受前期投资经验与收益的影响，因而动态项存在较大内生性可能，同时其他解释变量也可能由于惯性出现内生性问题，计量结果可能出现严重上偏。因而我们采用系统GMM检验，将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引入检验。
1 模型、数据与方法。
（1）模型设定。由前述理论分析构建检验模型如式
（17）。
（2）变量选取与数据采集。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解释变量5个，分别为：①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LOFDI）；②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取FIR=全社会存贷款总额/GDP；③货币深度（M2），取M2/GDP，以度量经济中以货币为媒介进行的交易比重；④金融市场效率指标储蓄投资转化率（SCR），取SCR=贷款/存款；⑤考虑到开放经济假设，将汇率（EXCH）引入模型，取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值。控制变量4个，分别为：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FIXINV），取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②高校毕业生规模（STUCENT），计算公式为STUDENT=高校在校生人数/地区人口；③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④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量（FDI）。
各变量数据为2003-2012年除西藏以外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别采自各年度《中国对外贸易年鉴》、《世界投资报告》、《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及《中国统计资料60年》。
数据处理。首先将数据转化为人民币计价单位；其次剔除价格因素，以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平减，以GDP平减指数对GDP平减；最后为降低异方差可能，将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由于篇幅所限，各变量统计性描述结果未予报告。计量工具为Eviews7.2工具包。
总体上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都对中国OFDI产生显著影响。LNSCR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弹性达到了3.3614，强调了储蓄投资转化率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这与Dunning（1981）的投资发展周期论相一致。
（二）Geweke因果分解检验
4 无论从长期还是即时来看LNFDI与LNOFDI间都存在显著双向因果关系，这与前述GMM检验结论一致。两者间短期因果关系相对于即时因果关系更大的可能原因在于：无论改革开放之初还是最近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相对引进外资规模都较小，虽然有即时因果关系，但长期中相互影响较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中LNOFDI是LNFDI的原因，这支持了Buckley等（2007）关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协调发展的观点。
综上，金融发展规模及金融市场效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长期中都有显著相关性，但没有即时因果关系，这显然与传统金融理论关于金融是经济增长引擎的认识相悖。早在1781年，Hamilton就提出“作为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引擎，银行通过方便大型项目融资在英国工业革命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Hicks（1969）亦强调真正引起英国工业革命的是金融创新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通过向大型项目融资提供了工业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术实现其价值的条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长期与短期现象的背离呢？我们认为是中国长期金融发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等（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过渡过程，中国金融发展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尚有显著差距。这一差距表现之一就是正规金融市场对跨境企业融资需求反应的时滞，直接导致难以获得支持的企业转而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因而出现了前述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长期与即时关系的背离。
四、信贷配给下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形成
实践中，伴随金融抑制的是事实上存在的信贷配给，而这可能带来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中国金融市场制度设计尚不够完善（Buckley等，2007；Morck等，2008）。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准入限制、负利率与储蓄增长并存以及贷款方向扭曲等方面，这直接导致银行业竞争不足及行业集中度较高（李辉，2008）。‘这些特征带来了储蓄投资转化率不高与信贷资源紧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前文第二部分规范分析显示，金融中介通过影响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及资本产出比3个途径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影响过程是递进的。
（一）金融抑制导致对外直接投资金融资源相对有限
一方面，金融抑制带来了储蓄挤出。面对金融抑制带来的长期低于通胀率的人为低利率，储蓄者不但得不到储蓄回报，反而可能上交通胀税。这直接导致边际储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过“保值储蓄”等资源动员来弥补储蓄挤出。另一方面，人为低利率导致银行惜贷，偏好风险规避型资产，经营保守。两方面的结合进一步导致跨境投资资金支持不足。
（二）金融资源不足导致了低效率的信贷配给制
面对人为低利率，金融资源供不应求，这直接减弱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的投资鉴别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信贷配给。在信贷配给环境下，投资者实际上是用投资向监管方“购买”投资环境，这一扭曲的投资者甄别机制使得实力强的投资者得到较好的投资环境，实力弱的投资者面临较差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需求也被压抑（罗长远等，2003），表现为不同企业跨境投资能力的差异。
（三）信贷配给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主导的诱因之一
五、结论与建议
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金融约束与实际上的信贷配给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金融发展不足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融资成本高、投资风险分散难及投资主体结构单一等问题，因此，必须以市场方式推进金融服务自身的完善与发展。
鉴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受到储蓄规模、储蓄投资转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及对外开放度的显著影响，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建设：
1 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一领导机制，明确监管方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划分，减少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及财政补贴等短期行为对商业金融的替代。商务部、财政部及人民银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外投资的审批、日常监管与信息服务方面，而金融市场的功能则应放在融资便利与海外投资风险分担方面。
2 全方位构建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与保险的市场化体系。这一体系不应仅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进金融深化，进一步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工，构建多层次、宽领域、分阶段的金融支持体系。监管方应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海外投资实行差异化支持政策，构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互补的新型金融结构。融资服务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手段满足企业“走出去”的初期资金需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应，引导商业性资金参与。其后，随着商业性金融不断进入，政策性金融应择机退出。保险方面，应着重创新保险品种，扩大保险覆盖面，增设政治险，使跨国企业不仅仅能“走得出”，还能“走得稳”。
3 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促进金融业竞争。优化金融服务不能单纯依靠金融市场的规模扩张，更要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与质量，这就要求降低金融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准许民营资本进入，提高金融服务质量与市场竞争程度。
4 着力解决信贷资源有偏配置，确保各类企业公平参与跨境投资。在保证国有企业在支柱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应积极为民营企业提供平等金融支持，保证有投资意愿的民营企业能够“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