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经济

【摘要】在国民经济中，乡镇企业曾经占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地位，然而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逐渐在经济发展大潮中没落。文章提出，在中国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发展乡村工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出路，以前乡镇企业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体制混乱，但是它在带动村庄工业建设、解决村民就业问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对待乡镇企业要趋利避害，而不能简单地“民营化”、“私营化”。

【关键词】乡镇企业 乡村工业化 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识码】A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正是这场改革使得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这种变化的具体表现在于粮食产量的迅速提高，人们家庭收入的大幅度增长。

但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些重大的变化，至少在粮食产量方面，与这场改革本身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著名华裔学者黄宗智就指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之后几年的粮食产量其实和之前没有很大的区别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提高不过是因为这一时期国家工业化逐步深入，使得其它较落后地区有机会因增加投入而获得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它们的成就融入到整个中国，就造就了全中国欣欣向荣的良好局面。

看到在这些方面取得令人振奋的进步之后，中国绝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改革集体制度，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大包干，从而解放了农村社会的生产力。我们对此不能够完全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实际情况与这种解释有些出入。因为伴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虽然提高了，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早在改革开放，甚至可以更早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已经被利用，即使是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也不足已让本以超负荷工作的土地再增加产值了。

中国农村发展的总体背景：农业过密化

中国在改革之前实行的是农业集体化，但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的考虑，人们一直把集体经营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把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作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然而，根据当代小农经济理论学者，如蔡雅诺夫等的理论，小农经济并不一定会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而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它反而会在新的历史时期表现出新的适应力，也就是说，小农经济和小农经营是一个能够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实体。这个理论似乎与中国当前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实际情况有些吻合。

有学者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村状况称作“过密化”（国外学者则称作“农业内卷化”）②。“过密化”的意思是指，把不断增加的人口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本来就已经负担很重的土地上去，结果造成了总体产出虽然增加，但是人均效益却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的现象。这是在中国人多地少的特定国情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即便是在允许人口自由流动的近代以前，中国农民也仅仅是从满足生存条件的愿望出发，在只要投入劳动力能够增加哪怕一点点收益时，他们也会做出继续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决定。因为如果不继续投入诸如未成年小孩或者是家庭妇女等劳动力，他们的消费也一样会支出，让他们也创造一些价值（尽管这些价值是那么微不足道）是一件何乐不为的事。于是，与外界靠雇佣工人进行产品生产的企业主相比，家庭经营在生产成本方面就有了自己的优势，这反过来又保证了小农式的家庭经营能够继续维持下来。

在人口流动被户籍制度严格限制的时代，这种所谓的“过密化”趋向于严重。到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化时期，由于形式上男女平等观念的施行，导致更多的劳动力向土地倾泄。“过密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没有最新的科技和资本投入的情况之下，土地的生产能力已经接近极值。当前，中国的土地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试图通过垦荒来实现土地耕作面积增加，从而提高总体经济水平已经不再可能了，因为国家的生态环境政策在整体上趋向保守，可供耕作的土地资源只能越来越少。但是，人们对生活水平增长的需求是刚性的，并不会因可供使用土地的减少而减少。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实现富裕的途径并不是只有通过土地这一条道路。

乡镇企业的衰落及其主要原因

我们一直强调，是改革给人民带来了富裕和希望，但大家往往忽视了真正给人们带来财富的不是粮食的增产，而是来自土地之外的非农就业机会。我们可以轻易地从80年代改革初期的欣欣向荣里找到理由。改革开放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不单是在农村，甚至从全国范围来看，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收入的增长都来自于非农收入，不论是前期的乡镇企业还是后来的外出打工潮流莫不是如此。

老一代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很早就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中国未来的发展要寄希望于乡村的工业化，他从家乡缫丝产业给农民带来的非常深刻变化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于西南地区做了一些事关农村的调查③，更加深了他的这一看法。东部地区总体的经济环境要好于西部地区，原因就在于东部地区的乡村有自己的乡村工业。他自始至终坚持自己年轻时提出的这个主张，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这一点，甚至在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时期，也助力将“小城镇建设”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虽然将这一战略推广到全国有一刀切之嫌，但是从整体来看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发展带来了生机和动力。

也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改革和实行大包干制度确实改善了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改变更多的是因为从这时起每个家庭终于可以把以前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的多余劳动力转移出来，去从事其它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和副业④。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刚刚开始前后的一段时间，以前在集体化时代的队办和社办工业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这就是后来被称作乡镇企业的前身。在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乡镇企业甚至得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赞美之词。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劳动力被安排在这些乡镇企业里面工作，这无疑为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但是现在对乡镇企业的这种赞誉的声音已经很少了，因为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除了极少数之外正在走向没落，正在被个体和民营经济所淹没。如今，“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孰优孰劣的讨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个体和民营经济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他们不会考虑如何尽量去解决全体村民的就业和生计，结果就是许多以前在乡村工业就业的人们被辞退，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村经济的衰退。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内需不足的根源。

要探讨乡镇企业衰落的原因，除了经营不善之外，还在于它始终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乡镇企业的产权性质太过于模糊，从字面意义上来看，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但是这个“集体”是很宽泛的，所有村民、村委会、乡镇政府都可以代表“集体”，因此乡镇企业必须同时在满足政府的索取和满足作为企业所有者的村民的利益要求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和人员晋升原则下，作为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只能唯上，导致的结果就是，乡镇企业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受到损伤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也有学者指出，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相当多的负面影响，比如浪费资源、土地，并且与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有一定关联。但是无论如何，乡镇企业后来的失败并不能抹杀它在改革初期给人们带来的利益。经验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富裕和梦想，出路还是在土地之外，在于将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重振乡镇企业：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

现在，从政府到学界都在热议“三农”问题，学术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纷纷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目前，就农村内部而言，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的水平来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在一定时期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人口数量的继续增加以及人们对粮食安全的关注，这种方法不是长久之计。此外，现在更主流的观点是通过废除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农民能够自由地流入到城市中，通过财富创造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但是，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农村中那些有能力进城的农民都已经进了城，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会学者认为放开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对当前城乡关系几乎不会有影响的原因，因为现在农村里已经没有能够迁往城市的青壮年人口了。

土地本身已然不能提供农村继续发展的空间，农民进城务工的方式虽然曾经解决了大部分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流向并提高了农民收入，但这些方法如今已经不再奏效。我们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农民进城打工这种解决方式，因为城市自身也是问题重重，城市也存在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笔者认为，应当换种思维方式，将部分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这种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也被实践过，制定和实施上山下乡政策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城市就业岗位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的政策一直是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把农村和农业作为城市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基地。多少年来，通过这些剪刀差政策，城市从农村和农业中攫取了太多的财富。即便这种攫取不是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它也要对目前农村的不景气承担一部分责任。幸运的是，我们的许多决策者和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巨大的不公平，现在“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建议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并且在国家层面上逐渐实践起来，比如取消农业税、推出新农合、新农保政策等等，不一而足⑤。然而仅仅是这种口头上的许诺并不能真真切切地使农民的生活水准得到提高，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承诺在现实中兑现。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兑现，并不是说城市通过各种方式给农村巨额现金，这或许是一种反哺的方法，但并不是一条现实的路。因为无论从城市还是从农村自身来说，他们之间需要的是长期的合作与支持，短视的输血式帮助对农村来说是不可靠、不长久的，对城市来说则是一项无法让人承受的负担。

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如何将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有效地整合在一起的方法。在探讨如何解决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此，我们才会更加了解发展农村社会乡村工业化的重要意义。回顾历史，我们在承认乡镇企业因管理混乱而纷纷破产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它在解决村庄成员就业和在总体上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方面有自身的不可否认的优势。因为，作为具有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企业组织，乡镇企业是把村庄全体成员的利益放在首要的位置来考虑的，它甚至会以牺牲效率的代价来为村庄成员服务，它关注的焦点主要在道德层面而非理性层面，这对村庄成员来说无疑是最有价值、最有合理性的。

近些年来，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一些所谓的“超级村庄”现象⑥。在这些村庄里，乡村工业没有被卷入到全国乡镇企业衰败的洪流，而是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现在，这些村庄里的人们在享受着工业化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和喜悦的同时，也保留了相对传统的村庄生活模式。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理想方式。如果把这些地区作为典型来推广未尝不可，但是这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很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而已，对大多数农村来说这是可望不可及的。因为这些村庄的发展实际上是以牺牲和剥夺周边农村发展机会来实现的。

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既然农村目前不能再自动地走上工业化的路，就应该由国家采取政策和措施重新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比如让城市企业向农村地区渗透，既让农村地区有机会接受城市工业的辐射，享受城市工业带来的好处，又让城市工业在农村继续取得可观的效益，同时还可以让农民继续过相对体面与传统的村庄生活。当然，现在所说的重建乡镇企业相比之以前必须有一定的改变，首先就是要避免政府对它的直接操控，产权必须明确为村庄集体所有，这样它才能够切切实实地为村民服务。

有一个问题必须在事先得以保证，那就是乡村工业化之后如何不至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再次被击跨。笔者认为，国家应主动作为，起到积极的作用，只有让城市作出必要的牺牲，所谓的“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才是有实在意义的。也就是说，国家和政府在制定有利于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的同时，应该使用自己掌控下的和能够动员的资源，使农村中这些新的乡镇企业得到优先发展的机会，而不是任由其自生自灭。解决三农问题是要耗费资源与成本的，但是具体的解决方式却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上述提及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一种主动的应对之策。

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国家把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权力重新交给代表村庄成员的村集体，即乡镇企业及其经营者。此时，国家面对的是一个集体，而不是每个农民个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能够自觉地为提高村庄成员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福利而坚强地存在和发展下去。因为这时农民会因把企业看成是自己的财产而倍加珍惜，企业自身也会由于原有地缘方面的亲密关系而不胡乱作为。

（作者分别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族优惠政策的非预期后果与制度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CSH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