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问题”的三重逻辑内涵探究
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应该是哲学所有问题的灵魂，正是哲学基本问题统摄着其他全部问题，并使所有的问题都趋向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已经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大体上包括两种观点: 不承认有哲学基本问题，承认有哲学基本问题。其中第二种观点占据主流。但是，至于究竟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则众说纷纭。
一、作为反思的思维方式何以可能的哲学基本问题
1. 哲学是一切科学之女王，因而只是思维方式
提到哲学的命运，有一句最为经典的概括就是哲学是一切科学之女王 。仿佛一切学科在人类理性无限地追问下去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提出与该门学科相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早就认识到了哲学的这一特征，并因此把哲学称为一切科学之科学。所谓一切科学之科学，这一命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个方面，可以从逻辑上看，或者从内涵上看。因为一切科学所追问的问题，总是被理性引领到一个绝对无条件者上去，只要一个人的理性是健全的，他就自然会追问下去，以至于无穷。康德曾经把人类理性的这一先天性的特征称为人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倾向 。也就是说，对事物的绝对无条件者的原因的追问，是人类理性认知活动的天然本性，是不可克服的。哪怕是遇到了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理性也绝不会罢休。因此，如果说一切学科的学术探索都是趋向于一个绝对无条件者的，那么，就在逻辑上决定了，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回溯到哲学，并只有在哲学的意义上才获得了该门学科的绝对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这样一门特殊的学科，它能够为一切其他学科给予奠基。哲学是使一切其他科学成为可能的绝对的条件。如果没有哲学提供该门学科的绝对条件，那么一切属于该门学科内部的问题都将是没有条件的。因此，哲学才是一切科学之科学。
2. 哲学四海为家，因而只是思维方式第二个方面，哲学四海为家，乃是因为就外延来看，哲学无所不包，即前文所说的，没有任何存在不能够被纳入到哲学的思辨之下，以求获得该事物的概念的解释，亦即该事物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哲学看起来如此悲惨( 实则是哲学独有的幸运) 的命运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哲学无家可归，哲学四海为家的根本原因了。举凡我们所知道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等，都有自己的最基础的理论根基，这些根基全部都被冠以哲学之名，比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等等。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提出一门科学的哲学的时候，并非是这门科学与哲学之间发生了交叉，因而才产生了一门交叉学科。毋宁说以该门具体学科所命名的特殊哲学，实际上正是该门学科的逻辑前提，而非两门外在的学科交叉所产生。比如，政治哲学并不是由政治学和哲学交叉所产生的。政治哲学恰好是政治学所以成立的逻辑上的前提。
因此，从上述两个层面看，哲学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外延上看，都是无所不包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哲学看作每一个学科的奠基之作，那么，所有的领地就全部被归属于具体的科学，而把哲学排除在外了。这样也就导致了哲学无家可归，却四海为家的局面了。然而，这对于哲学来说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恰好表明了哲学无处不在的绝对本性，因而也就获得了科学上的王冠之称谓，也因此获得了最高的尊严。
3. 哲学只是抽去质料的纯形式，因而只是思维方式
现在，如果我们把各门具体科学所提出的基本问题都抽掉，那么，哲学似乎就剩下了一个空壳，如果用哲学的术语来说，所有的具体科学都可以看作某种质料，而哲学则只是如何认识这些质料的形式。哲学可以思考一切问题，但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抽掉以后，哲学就没有问题了，因而它只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就是思维的纯形式，即人类在使用他的思维的时候，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思维的。通常来说，那些被哲学以外的一切科学所使用的思维，称为是知性思维，而哲学则是它所独有的反思思维。知性思维总是和它所思考的对象直接融为一体的。因此，在其他一切科学当中，从事科学认识活动的主体科学家，是不必追问: 我对对象的认识，是不是对象本身? 或者说，我能否具有认识对象的能力? 这就是说，在一切其他科学的认识活动中，思维直接指向了该门科学的对象，而认识者从来没有返身出来，去追问我们是否具有认识对象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在一切其他科学的认识活动中，那知性思维的认识全部都是不自觉地被使用的。即便在人们不能够认识对象的规律的时候，人们也从来没有在根本上去怀疑人们具有认识对象的能力，而只是认为，只是目前还没有认识而已。因此，一切其他科学认识中，也就是在知性思维当中，认识者总是有一个不是问题的承诺，这就是: 我们应当是能够认识对象的。这便是一切知性思维所服从的不自觉的无条件的前提。现在，哲学的出现，就是要挑战这一不被作为问题的问题，即反思的思维方式是何以可能的? 这一问题就被概括为经典的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只是一种反思的思维方式，因此，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被纳入到哲学的思考当中。这样，哲学就是要实现对反思的思维方式的自觉。黑格尔把这一反思的思维方式概括为思维以自身为对象，实现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思维就从对象中转身出来，回到思维自身了。因此，反思是思维回到了精神世界。人们对感性世界的认识可以通过知性完成，但是，当人们开始对精神本身加以认识的时候，或者对事物的本质加以认识的时候，知性思维就无效了。毋宁说，是思维回到了精神本身来寻找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反思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哲学就是一种反思的活动，这一点把哲学与其他一切科学区别开来。因此，哲学之谓哲学，就在于它从事的是反思的活动。反思的思维方式何以可能就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作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哲学基本问题
1. metaphisics和philosophia都只是哲学的消极概念而非积极规定
当我们抽掉全部具体问题为载体的反思的思想的时候，哲学还依然会坚持寻找绝对无条件者本身。从柏拉图开始，哲学被界定为对理念的寻求，并开启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这个词汇在古希腊哲学当中并没有积极的内涵，只有消极的内涵。亚里士多德是最博学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一部分是研究有形的事物的，比如，生物学、物理学等，这些学问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是作为哲学来看待的，因此，可以被归结为自然哲学。但是，还有一部分学问是专门研究超感性对象的，比如，神学、实体之学、逻辑之学等，这些学问超出了有形的经验世界。但后人还没有能准确地概括出这些学问究竟应该被称之为什么。所以，他的学生们就使用了metaphysics，直接可以翻译为物理学之后。显然，该词汇并不具有什么积极的内涵上的规定，只是说出了该门学问的消极界限，即它们不属于物理学。但至于这些学问究竟应该称作什么学问，人们不得而知。但大体上来说，形而上学这一词汇的内涵就相当于哲学。进一步，在古希腊语言中，哲学这一词汇本身也没有积极的规定，希腊文哲学一词写作philosophia，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爱智慧。但是，这仍然没有什么积极的规定，因为对任何事物的思考，只要是不断地对其加以追问，以求获得更加真实的知识的做法，都可以被称作是爱智慧。在这个意义上，爱智慧也并没有说出哲学所具有的本质性规定。显然，把哲学这门学问称作是爱智慧的学问，这并没有说出哲学究竟要研究什么，没有说出哲学的本质性的积极规定。
2. 形而上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
但是，在古希腊哲学体系当中，一般来说，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哲学体系。康德在总结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区分了这样几个部分: 一部分是研究自然物的客观规律的学问，这就是自然哲学。早起的米利都学派、爱利亚学派对自然始基的探索，都可以看作自然哲学。自然哲学并不关心人的问题。后来，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发生了一次转向，在哲学史上被概括为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这就是苏格拉底对美德问题的追问。后来，这门学问实际上开启了关于人的本质的追问，构成了伦理学。伦理学的实质就是追问关于人的本质及其行为的绝对无条件的根据的学问，后来康德也把这门学问称为道德形而上学。但是，当古希腊哲学发展到柏拉图的时候，哲学上出现了明确的唯心论立场。从最初的从感官世界的表象思维中寻求世界的本源的做法，经过毕达哥拉斯的数是世界的本源，以及巴门尼德的存在，最后到柏拉图形成了著名的理念论。自此，发端于古希腊的哲学就变成了探讨关于理念的学问了。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当中，有一部分是专门探讨实体问题的学问，具体说就是关于有或存在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自己则把这一探讨有之为有的学问称为是第一哲学。后来的学者大体上延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思路，就把哲学称为是本体论。并且亚里士多德还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自身的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就是他的《范畴篇》，形成了逻辑学。这样，在古希腊哲学当中，就包括自然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等三个类别。其中，逻辑学因为没有任何质料，它们抽掉一切质料而单纯研究思维的纯粹形式，因此，是形而上学中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它因为是最抽象的，因而高居形而上学的顶端。与此相对应，出现了三种形而上学，即自然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这三个部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思考的对象全部为有形事物之上的形而上的对象。因此，这些学问就被统称为metephycicl。中国的学者根据中国哲学的开端《易经》中的一句话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把metephisicl一词翻译为形而上学。可见，形而上学实际上涵盖了从自然到人，再到本体的全部形而上的对象，它们就是哲学这门学问的全部。海德格尔曾经把这一两千年的西方哲学概括为柏拉图主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
3. 形而上学这一概念使哲学基本问题获得了积极规定
经过上述自古希腊以来哲学这门学问的体系和结构及其特征的分析，大体上寻找到了有关哲学这门学问的积极的规定了。它们不再仅仅是爱智慧，而是具有了特定的内容的形而上学。从概念上来说，哲学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形而上学。因此，后来的哲学家一直到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全部西方哲学就被看作关于本体的学问，因此，贯穿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形而上学是何以可能。全部西方哲学就是要解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围绕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哲学派别，比如，怀疑论和独断论之争; 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之争; 内在论与超越论之争; 实在论与观念论之争，等等，这些哲学争论全部都是为了解决唯一的哲学基本问题，即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直到康德，仍然把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目标定位在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
三、作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何以可能的哲学基本问题
只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时候，才有了一次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真正的理论自觉。此前的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探索，几乎都是在共同的哲学传统，即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展开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实现了针对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哲学革命。这才有了对传统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作以彻底反思的机会。自此，哲学基本问题便被概括为一句经典的命题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1. 哲学基本问题作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提出
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大概是: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命题的经典表述是由恩格斯给出的。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名著中是这样提出上述论断的: 全部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它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对于理解哲学基本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但必须承认，恩格斯强调的是尤其是近代哲学。这使得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了特定的含义。这就需要我们对近代哲学做出深刻的反省。近代以前的哲学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独断论的本体论。哲学家们凭借着一种信念，直接去沉思至高无上的真理。因为真理是无条件的，因此，哲学家们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能够作为思考真理的前提，这就导致对真理的认识只能是一种独断。然而，这种独断论总是遭遇到经验派哲学的怀疑论的质疑，因此，就制造了这样的趋势: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其条件只能是认识活动本身。因而必须诉诸对认识真理的全部主观条件的反省，来通达真理之澄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在总结近代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上述论断。通常来说，对西方哲学史在近代的重大革命性变革的概括就是，实现了认识论转向。这无疑是由康德的以《纯粹理性批判》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开启的。
2. 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论转向根据我们先说说什么是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向当然是针对此前的本体论哲学而言的。在上文中，我们把哲学基本问题概括为形而上学何以可能，这实质上就是本体论哲学的努力方向。但是，到了近代，传统形而上学( 本体论)却遭遇了重重困难，以至于出现了康德所说的形而上学的战场的状况。各种方式对形而上学对象的证明纷繁复杂，但却没有一种哲学所建立的形而上学体系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普遍的公认。这样，实际上是摆在哲学这门学问面前最大的侮辱。哲学号称是一切科学之科学，而到近代却仍然是厮杀的战场，这种局面迫使康德惊醒: 哲学导致这种局面，毛病究竟出在哪里? 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哲学方能重获其尊严。于是在休谟的质疑下，康德回到了这一问题: 如果哲学家们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体系都不可信赖，那一定是人类的理性本身出了问题。是否是人类错误地使用了他的理性? 人类的认识是何以可能的? 这些问题促使康德开始了纯粹理性之批判。这就是所谓的近代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转向。后来有学者把这一转向概括为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其本意就是要对人类的纯粹理性本身加以检查、审视，看看理性本身作为认识活动具有怎样的先天能力。因而这样的哲学也被称为是先验哲学。因此，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其开端处存在这样的预设: 人类思维的认识活动，能否认识外部世界的对象和形而上学的对象，这是还没有确定的事情。也就是说，思维和客观的对象( 无论这对象是经验对象，还是形而上学对象) ，是不是能够统一的还是未知的事情。两者可能会统一，但也可能根本上就不能统一。这是一个到康德的时候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被康德第一次自觉到了这是一个问题: 即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统一性的问题。
3. 德国古典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众所周知，康德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他没有完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或者说，康德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是一个半截子的统一论者。他通过对先天综合判断的分析，证明了一切经验知识所以可能的必然性，实现了思维与作为经验对象的现象之间的统一。这是前半截。但是，其后半截思维与存在是分裂的。思维与物自体之间却没有统一起来，也就是物自体不可知。这是其一。而至于形而上学的三个对象，即灵魂、宇宙全体和上帝，则人类的理性根本没有认识它们形成知识的可能性。因而思维与超验对象不具有统一性。此为其二。这样，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康德只走了半程路。剩下的问题则由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所完成。费希特和谢林在这一问题上应该是做出重大贡献的。费希特率先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而谢林则通过先验唯心论体系建构了同一哲学。但这种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摆脱康德的认识论路向。他们的哲学可以看作对康德哲学的延伸。但另一方面，他们哲学的重大贡献在于为黑格尔最终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就从黑格尔哲学入手，来分析在什么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康德解决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的根本方式是这样的: 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但统一的基础是思维。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是思维所把握的存在的时候，思维和存在才是统一的( 思维所把握到的存在只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 。但是，黑格尔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只有当思维是存在自身所彰显的思维的时候，思维和存在才是统一的。它的统一性基础是存在。这是康德和黑格尔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统一性问题上的原则上的差别。前者是主观唯心论路向，后者则是客观唯心论路向。黑格尔认为，存在只有通过我们的思维才能得到彰显。但同时，我们的思想却不只是我们的思想，而毋宁就是思想本身。也就是说， 存在是绝对的开端( 《小逻辑》的开端就是存在，而结尾就是完成了的存在，即理念。因而哲学就是存在返回到自身而成就理念的过程) ，并且是自己思维自己的实体，因而同时也就是自己思维自己的主体。这一区别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后者才能够实现形而上学的对象能够被思维所把握，并作为哲学所追求的本体所以可能的唯一方式。至此，哲学才完成它最初的使命。因此，我们也把黑格尔的哲学看作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最好的回答。至少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超越黑格尔哲学而提出思维与存在统一性问题的新思路。当然，在超出意识哲学的范围寻找思维与存在统一性问题方面，马克思哲学无疑开创了新的道路，即历史唯物主义道路。这一问题将在另外文章中集中讨论。
综上所述，哲学基本问题是与哲学史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的。我们不能离开哲学史的发展而讨论哲学基本问题。从哲学史出发，理解哲学基本问题需要从上述三个维度展开。其中每个维度都从不同层面丰富了哲学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