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移栽的大树

西安交通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双甲子纪念。这棵从黄浦江岸，吸吮着江南沃土丰富养料，沐浴着欧风西雨的大树，六十年前连根带土被移栽到大西北的千年古都西安。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迁移，迁移的过程惊天动地，成长的历程艰难曲折。如今又一个甲子过去了，这棵移栽的大树，在大西北深厚的黄土地中，在千年古都的汉风唐韵里，经受住了冰雪严寒和凌厉北风的考验，不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且成长为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在西安、在陕西、在全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感受到它的存在。可以说没有西安交通大学，大西北的高等教育就只有山脉，没有高峰。

友人嘱我为这棵移栽的大树，这座高峰说几句话，这让我很为难。因无缘与这所著名大学交集，所以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能远远地仰望。就像看荧屏上的美女，虽然赏心悦目，但终觉离自己太遥远了。但仔细想一想，对这所大学，我除了仰慕，其实还有一份很珍贵的情感，那就是尊敬。一所大学和一个人样，能够让众人仰慕也许容易一些，但要让众人尊敬，却很不容易。于是，我就谈谈我的尊敬吧。

我对西安交大的尊敬并非因为它的辉煌业绩，也不是它的显赫名声，而是一些很不起眼的细微小事。

一、这所大学严格

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西安的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戏说西安各高校特征的段子，其中对西安交大的描述是“学在交大”。而更触动我心灵的是，在陕西，还有一个在高校圈里很流行的说法，交大的学生难毕业，尤其是博士，在校七、八年仍然毕不了业的大有人在，有些甚至选择放弃。在而今考大学难于登天，而大学毕业又易如反掌的怪象较为普遍的现实下，这不能不让人为之一震，不由得另眼相看，并由衷地产生出尊敬之情。

其实，这是老交大的传统。老交大素有“三分之一不及格”的说法，竟然还有“五十九分半”的逸闻。翻翻交大校友的回忆文章，这方面的记载也是俯拾皆是。交大老校友申士标在《记忆里的浪花》里回忆道：“交大的低分标准，曾引起一次交涉。当时（民国时期――笔者注）安徽省政府规定：凡得八十分以上的安徽籍在校学生，可以按学期发给奖学金。交大皖籍学生一听着了急，推派代表去安徽省教育厅请愿。官员们听了代表们的陈述，也觉得把交大的分数和其他学校的分数同样看待，确实有失公道。经研究，特准交大皖籍学生，凡平均分数六十五分以上者，也发给奖学金。”交大老校友陈兰荪在回忆抗战时交大迁到贵州平越的《平越二三事》一文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考场百战”的趣事：“上面讲过罗忠沈先生教力学给分的严格，连带想起一位同学来。他比我高一班，聪明勤学，单就碰到力学没办法。第一年没有过关，补考没过关，暑期补课没有过关。[罗先生是尽量给人机会的，唐院（指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抗战时与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分院合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笔者注）四年读两百多个学分，四年中从不补考的是天才，凤毛麟角，唐院的人都不会以之为耻。]他别的功课不错，照升三年级，和我们一起读力学，仍是接连败阵，升四年级，还是这样。到我们上了四年级，他老兄的同班都毕业掉了，独有他留校念力学。终于在第五年上，给他被关而出。四年力学念下来，我给他算一算，小考大考补考，总数几乎上百次，他曾向我诉苦，说他自己的毛病在计算粗心。

百考之余，把他的牛气、傲气一齐引发出来了。毕业后，直接去美国留学，得了物理学博士，并专精力学。回国后，什么都不要干，直接去唐院教力学。对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大学，你能不由衷地尊敬吗？！

老交大曾规定，一年级为试读生，不算正式学籍，也不发给校徽。交大校徽在当时就有“金牌子”之称，为社会所看重。行人看见佩戴交大校徽的学生，每每发出“这才是读书的学生”之赞语。这与当今“学在交大”之说，遥相呼应，异曲同工，是穿越，更是现实。无怪乎曾以民国政府交通部总长兼交大校长的叶恭绰老先生，在交大四十年校庆时总结说：“交大学风，素称谆、实。”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我以为这绝非妄说。

二、这所大学正派

正派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所大学，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我个人认为，凡是高贵的品质都不会是天生的，也非轻而易举，它需要内在的素养、人文的情怀、崇高的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意识，还要有长期的积淀。在当今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下，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所大学，要做到正派，也实属不易之事。

在陕西高校圈里，有这样一种说法，交大办事难。挑明了说，这句话的本质意思就是说，在西安交大“走后门”不易，违规的事情难办。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真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不是标榜自己，我其实也是俗人一个，在遇到自己或亲友有事相求时，也企望人情有用，“后门”可走。但是，凡有关要去交大走“后门”的事，我自己，还有和我一样的许多人，心底还是发怵的，轻易不敢妄为。这也并非说西安交大就一定是清水一潭，绝无“走后门”之事。但“交大事难办”，在陕西，这也的确是共识。我也并不是想贬低其他高校或者什么部门单位，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情大于规，情大于法，在中国办事情要“走门子”，托人情，用“潜规则”，恐怕地球人都知道。尽管人人反感，但遇到了事，又人人遵循，遇上不领情、守规矩、照章办事的朋友熟人，还会气得七窍生烟，在朋友熟人中将人家损得体无完肤，反而人家好像不是人似的。问题是，往往还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这的确是中国文化中的丑陋之处，但要改变它，谈何容易，毕竟有几千年的传统，在西北，在陕西，此风可能更甚一些。所以，人熟好办事，成了一些人的人生哲学。社会大气候如是，大学早已不是象牙塔，身处社会中的大学也就难以免俗。托关系、走“后门”，让大学的清高难以维系，许多斯文也扫地了，这亦是许多人诟病当今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是，如果大学不检讨自己，不坚持起码的操守，把这种问题完全归罪于社会，这样的大学存之何用，还配叫大学吗？

美国著名学者弗莱克斯明确指出：大学与社会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俗逐流，大学不是一份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深刻，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西安交大有了一份深重的尊敬。从分量上讲，这份尊敬，比之上一份尊敬要深厚得多。

  三、这所大学精细

有一句话说得很滥，细节决定成败。尽管说得很滥，但理却是端的。比之北方人，江南人精细，比之江南人，上海人精细，这大概是没有异议的。我对交大精细品质的感觉，亦来源于两件细微的小事。一件是参观西安交大西迁馆时，看到一份令我很惊讶的展品，这就是钱学森在交大上学时，参加一个学生体育社团组织的签名册。另一件是参观上海交大校史馆时，看到一份同样令我很惊讶的展品，那就是江泽民在交大上学时的一份试卷。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当年交大的领导和老师，绝不会想到钱学森能成为钱学森，更不会想到江泽民会成为江泽民，他们当时不过是众多莘莘学子中的普通一员。现在拿出来展览，当然是有用心的。但当年的收藏，半个多世纪的保存却绝无用心。说实在的，我看到这两件展品时，心中是满满的温暖。是的，是温暖。

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的校友来说，留在母校的印记，可能就是一张冷冰冰的学籍卡，还有一张更冰冷的检录表。它的作用就是证明你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万一毕业证不慎遗失了，可以依据它，向学校讨一份学历证明。相比于此，我们是不是更能感受到交大的精细，以及精细后面那份动人的温暖。

西安交大本是一株在江南鱼米之乡长了六十年的老树，受黄浦江水温润了六十年，精细也许就是它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那位交大老校友陈兰荪，他在《平越二三事》一文记叙了另一件事：“罗忠沈教授教应用力学，严格得另有一功，他每星期给一次测验，一个钟点，两条题目，给分一丝不让。演算过程有错不用说了，给数也要有正确到三位有效数，就算3.76写成3.75也前功尽弃。如此，两条全对是一百分，否则就是0分，绝无部分对的分数。如一条3.76算成3.75，一条.00815算成.00813，吃零蛋。吃客当然觉得好冤枉，有一次一位同学当堂申冤，罗先生说：‘我正要你们明白，你们到这间学校来，是学做工程师。有一天，你们中间那一个受命设计一座大桥，结果坍了下来，你能说不小心在小数点下错了一位吗？’当堂，大家默然无言，心悦诚服。不过，全校同学包括管理系都非常敬爱这位C.C.L0。”

在本文中，他还记叙了另一件事及自己的感悟：“上测量实习时，李纹先生手里拿一根小竹鞭走来走去，拉皮尺拉得不合格，看经纬仪时将手搭在三脚架上，他就用小竹鞭在你手背上轻轻一下。痛不大痛，就是吓一跳，做出的规矩，倒也没人反感。”

我在香港南海纺纱厂，负责新厂的工场排列设计。安织机时，一排一排地装过去，到有一排，机器碰到了柱头，一下搅成轩然大波。一上来，谁都说是我设计人的责任。待仔细复核下来，设计的图样没错，却是弹线的人犯了累积性差误（accumulated error）的毛病。幸而柱子的safety factor大，一排柱一律削掉两英寸，解决了问题。碰到这种情况，就不禁想到李先生。‘精密’两字，不仅是注入的观念，而且是养成的习惯。我一生看不惯马马虎虎的事，也许就是这一竹鞭打出来的。”

的确，一个有精细习惯的人，一定是个有品位的人。而一个有精细作风的大学，也一定是一个有情怀、有责任、有品位的大学。当你与西安交大打交道时，无论是管理，还是教学科研，乃至后勤服务，只要你留心，就一定会感觉到他们的精细。这也正是我们陕西，乃至西北人比较缺乏的品质，西安交大西迁的使命，既有融入，更有引领，愿西安交大能够更全方位地引领陕西，引领大西北。

四、这所大学宁静

同正派一样，宁静对于一个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也是一种高贵的品格。相对于正派，宁静则是更高的境界。更准确地说，它不仅是一种境界、一种风范，更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正如对现代大学制度建立有着奠基性贡献的洪堡所阐述的观点：“自由是必需的，宁静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既以此为依据。”目前大学所普遍出现的“浮躁”与“骚动”，原因就在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严重缺失宁静的心态。

相对而言，西安交大是宁静的，它不是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它也不是喷泉，风姿绰约，流光溢彩。它像山峰，傲立寒秋；它更像湖泊，平静而深邃。很少看到西安交大在社会上弄出什么大动静来，也很少看到西安交大的人成为什么“坛”上万众瞩目的明星。乃至在大大小小，眼花缭乱的媒体上，除过重大科研成果的发布，也很少看到西安交大的身影。而今人们信奉“酒香也怕巷子深”，但西安交大似乎固执地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大有“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定力。这一点倒是西北人的风格，同处西北一隅的另一所令人尊敬的知名大学――兰州大学，我以为也具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定力。在我个人的心目中，这两所大学具有相近的品格，是我最尊重的国内的两所大学。

西安交大的宁静品格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曾任职交大校长十三年，为交大建设发展，特别是精神与品格培育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唐文治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无论如何晦盲，吾心必须光明。世界无论如何震撼，吾心必须定静。”这也许就是交大永远保持宁静品格，一百二十年弦歌不断的思想基石吧。而唐先生无论治校，还是为人，堪称宁静的楷模。

交大老校友于润生，在《追忆交大崇文尚武的精神》一文中回忆道：“回忆民国五年，笔者考入上海母校预科，次年春入校就读。到校之后，即见学校教授有不少洋人；纵非洋人，亦多半系留洋回国来校执教；所用课本，多为洋文；课室问答，多用洋语，真是洋气十足。默念从此以后，往日所读国文和经史诸书，都将束之高阁，无复读和研究的机会。惋惜之余，更不禁黯然心伤。万想不到当时的母校校长唐蔚芝（唐文治，字蔚芝――笔者注）老夫子，却是位名经学大师。虽然他也曾奉派出国考察，办理过不少洋务，吸收了不少洋知识，对于学校洋教授，固极重视，对于所授洋功课，也极为注意。可是他老人家自己仍然是大布之衣，大布之履，和悦近人，丝毫没有一点洋气味。除对学生正课作业不断查询鼓励外，更于每星期日上午，亲至大礼堂，登台为同学讲解我国经书，阐扬孔孟学说。其时唐校长双目失明，已近全盲，行走需人扶持，而朗诵经句，一字不差。讲解既精微透彻，发音尤铿锵洪亮，虽在礼堂之外，其朗诵与讲解之声，亦清晰可听。”而另一位老校友陈汝闳在《徐汇稗闻》所讲述的事情，则更为有趣：“母校校长室在上院底层，门之左侧悬有公告牌，某日我立牌前注神阅览，忽有人自背后猛撞我背，我以为同学与我开玩笑，不及回头即报以一拳，迨至回头一看，始发现吃我老拳者，乃校长唐文治老先生。盖老先生高度近视，几乎失明，摩挲回室，误撞我背。我当时骇得目瞪口呆，急忙双手挽扶送入校长室，而唐老先生反频频颔首言谢，并连声说‘对弗住’。” 我以为这种胸怀，这种修养皆源于唐老先生内心的宁静。有了这种宁静，才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做大学问，干大事业的前提。对于大学来讲，只有具有宁静的品格，才能回归大学的本质，才能承担起大学的责任与使命。

五、这所大学是大学

也许，所有的人都以为，这话纯属废话。叫大学不是大学是什么？然而非也，在当今中国，叫大学而不是大学的多得去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大学是本质意义的大学、形而上的大学。

关于对大学的理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今中外无数的哲人、大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地研究，提出了许许多多闪烁着人类思想与智慧光芒的论断。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蔡元培所讲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还有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然对此我们耳熟能详，但是真正能够理解它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因此，关于什么是大学？大学的本质是怎样？这些话题现在仍然是十分热门的话题。

对比今天的大学，诞生之初的大学是非常粗粝、原始。然而，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事物的最初形态都往往更接近它的本质。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一词原意主要指“一群宿儒先生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行会。”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大约形成于12世纪。此后又相继出现了更具现代大学特征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科隆大学、海德堡大学，意大利的萨里诺大学。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科目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因而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博雅教育的三大目标是：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的训练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的价值观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对世界现代大学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约翰・纽曼，在他的名著《大学理念》中也明确指出：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的技术性知识，而应该提供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大学是一个培养绅士的地方，是一个“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大学的职责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

要理解上述观点，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已经被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以及应试教育模式搞得混乱不堪。有句话叫“知而获智”并被我们广泛认同。但实际上，这句话在逻辑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没有反映出知识与智慧关系的本质。学习知识是获得智慧的基础与条件，这没有错；但是知识与智慧之间绝对划不了等号。这就像“草”与“牛奶”的关系一样，牛不吃草就不会有牛奶，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草”与“牛奶”之间绝然不可能划等号，没有“牛”这个本质性的环节，“草”是无论如何也变不成“牛奶”的。在我们的教育中，已经非常过分地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又严重忽视如何使知识转化为智慧。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都是西方的原创，而我们只能引进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确实花了太大的力气，堆起了大堆大堆的“草”，并期望这些草能变成源源不尽的“奶”，但因为没有“牛”，“草”永远还是“草”，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可能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奇迹！

这一点出发，我赞同英国教育家亨利・纽曼的观点，即智力的培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因为“智力的培养在于使它能够理解和思考真理”。当然，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在这三者的关系中，我认为智力的培养是基础。这里所说的智力，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相加或者积累，尤如英国学者亨利・纽曼所说的“而是通过逐步的积累、通过一种心理过程、通过对一种客体的反复观察，通过对许多要领的比较、联合、相互纠正和不断适应，通过运用、集中以及多种功能的共同训练。”最终才能完成这一智慧。“这样一种能力是科学培养智力的列国。它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判断能力，是聪明的本领，是洞察力，是智慧，是哲理性智力，是理智的自制的能力和使智力趋于宁静的能力――这些品质并非仅仅来自知识。”因而，无论哪一种真理，都是这种智力作用的合适对象。与此同时，智力的全面培养对学习专业和科学是最好的基础。一个人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练就了审美力，养成了判断力，增强了内心的想象力，只要处于这样一种智力状态中，他就有可能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和从事任何一门职业。这也许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一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根本的标准，或者说是一所大学最根本的任务。

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的存在，从本质的意义上讲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国内一位著名学者曾阐述过如下观点：大学是以文化的力量引领社会，造就学生。从文化的角度看，首先，大学教会了学生怎样思想。大学造就了许多文明的知识先驱，缔造了许多让人敬仰的思想丰碑。能够接受各种思想的熏陶，经常聆听名家教授的直面教诲，无疑是一段不可复制的重要人生过程。大学不仅仅使学生获得记忆中关于思想内容的规模性存储，而是一种始终拥有的自我判断的价值情思和独立思考的文化境界。其次，大学教会学生怎样读书。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书本的海洋。大学不仅培养学生求知的兴趣，还催生了学生对书籍忠贞不渝的情感和终身的阅读习惯，培养学生独一无二的对知识的热爱和阅读鉴赏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学教会学生想象。

英国教育家A.N.怀特认为“一所大学特有的功能就是运用想象力取获得知识……大学是富有想象力。否则就不是大学（至少毫无用处）。”“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因此，利用大学的这种特有功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就成为大学对社会履行的重要职责。

怀特还认为，想象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互相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从文化立场上看，运用想象力获得知识，知识才不会是纯粹的知识。知识作为个人技能，才能激发创新诉求；作为社会建构，才能引发创新冲动；作为话语叙事，才能充盈创新特质。运用想象力去辨查事物，事物将不再是纯粹的事物，他被赋予产生丰富思考和进行改造的全部可能。大学不仅仅使学生获得职业化的知识教育，而且更使学生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内心深处从此被唤醒，并具备了可持续产生的创造性智慧和生活激情。就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所指出的：“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大学教育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担当社会责任，具有使命意识和独立思考以及智慧和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罗素所称的“对人类苦难痛彻心扉怜悯”的人。《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教育与熏陶发扬人性中本来的善，培养健全的人格；“新民”指通过教与学的统一，达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止于至善”则是指教育的终极目标，即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古之所谓“至善”的理想境界。《大学》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准则和理想追求，也成为大学教育的社会责任和终极目标。梅贻琦先生倡导大学的通识教育，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统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潘光旦先生也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教人做人、做专家，而是要做“士”――承担社会教化和转移社会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一语中的：“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的：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总之，培养人才的全面性，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是大学与大学教育之灵魂，也是大学的本质与特征。对比上述关于大学的理解，反观我们对西安交大上述四个特征的描述，我们是否可以感到，西安交大更接近于大学的本质。也许，会得罪很多大学，得罪很多很多的人。但我还是要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在陕西，西安交通大学更像一所大学，更具大学的特征与本质。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曾经说过：“真正的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教会。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她在她更富于真理追求的灵魂中，在她无数独立而常常非常孤独的儿女们身上。思想是我们大学应该成为植物园中的珍贵种子。”“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我祝愿令我尊敬的西安交大能够真正成为这样的大学，能够成为看不见的交大。我也寄望西安交通大学同仁，永远记住你们的老校长叶恭绰先生的寄望：“广集学者，悉心探讨，以从事解决国内当前之难题，介绍世界最新之学术，从事独立研究之发明。”就如当年西迁时，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所希望的那样：“交大在上海60年，在西安要有600年、6000年。”更重要的是，不要仅仅追求生命的长度，而且要追求生命的宽度与高度。

又一个甲子开始了。未来一定会超越历史，尽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山。但我们始终相信，未来是一定能够超越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