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的抒情性

摘 要：《左传》作为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情韵并美，文彩照耀”，其作者在以高妙的笔法详尽完备地叙述史实的同时，或继承孔子“春秋笔法”来寄寓褒贬，或通过对发生事件中人物言行的评论或议论来抒发感情，或借助“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仲尼曰”等作出对事件、人物的评价。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架起了《左传》的情感世界，显示出浓厚的抒情意味。

关键词：抒情性 春秋笔法 言行评论 事件评判 情感倾向

《左传》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作为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其叙事成就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此同时，我们亦不能忽略它的抒情性因素。《左传》的抒情性主要是行文者以一种笔法、口吻抒写一件事、一个人物时所持的态度、情感，并借助一些贤人君子之口而抒发情感。《左传》的抒情不是直接的抒情，而是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渗透情感，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和事件的可行性来体现。运用直录的方法记录史实，从中体现做事、做人的准则，使读者从阅读中体会作者的感情。本文即从对“春秋笔法”的继承、对事件中人物言行的评论、对事件末的“君子曰”评判等方面来论述《左传》诸种抒情手法的使用，以印证其抒情性在隐约处的凸显。

一、《左传》抒情性对孔子“春秋笔法”的继承

“春秋笔法”也称“春秋书法”“春秋五例”“春秋凡例”，意指寓褒贬于曲折简练的文字中，而不是直接表明自己的感情态度。《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在位听讼，文辞可有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杜预《春秋左传序》称“以一字为褒贬”，《汉书・艺文志》亦将微言与大义并用。可见“春秋笔法”最初便是孔子隐微表达其情感的方法之一。那么与《春秋》有着重要关联的《左传》在其情感的表达过程中亦继承了这一方式。“春秋笔法”在《左传》中得到了鲜明的彰显。

《左传》对“春秋笔法”首次提炼最初体现在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也有类似的一段话：“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西晋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解读为：“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其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例，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春秋五例”之名为此而生，被作为《春秋》一书的五种写作体例，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其含义在《左传》的阐发中得到了彰示和显现。

1.微而显

“‘微而显’是指言词不多而意义显豁。”“‘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称“郑伯”是讥讽郑庄公失教，作为兄长，却未尽到帮助、教导弟弟的责任与义务；称共叔段之名则体现出对其作为臣子却以下犯上的贬斥。对二者皆称其名而非让其有所归属，便是从根本上对二者的否定。《春秋》僖公十九年：“梁亡”。《左传》说：“‘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梁国是由秦所灭，《春秋》不言“秦灭梁”，实是指斥梁国的灭亡非由外因所致，而在君无德，是君主自取灭亡。《春秋》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左传》云：“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不书其人，有阙也。”杞国因国小而为周边国家所压迫，身为霸主的齐桓公，无力救杞，只好率领诸侯在缘陵城把杞迁在此处。这样将齐桓公无力施救的无奈感与愧疚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以上三例文字增减很明显，其抒情处，也在字义中表现出来。抓住主要事件的隐含意义来明确自己的感情，是《左传》对《春秋》微而显笔法的一种继承，这是来自于作者的情感寄托，通过明确情感表达的倾向讽刺或鞭挞当世君主的不王，将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隐微的意义表达出来。这不仅是对当世当政者的一种希望，更是对后人的一种警示。

2.志而晦

“‘志而晦’是指记载史实而意义幽深。”《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左传》则说：“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有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左传》可谓直言其事，通过这一事例《左传》解读出“礼”不可或缺，《左传》中“非礼也”三个字的含金量足见其意义的幽深，可见感情的流露处是在“礼”字上，只有遵礼社会才能上下有序，无规矩不成方圆说得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也表明了行文者提倡“守礼”，可以想象行文者对齐侯“无礼”和“不知礼”的指斥。《左传》在记载这一事实的同时，又通过列举一些事例来说明“不守礼”带来事态的严峻性，其幽深的意义在文字之中尽情展现：诸侯只能献俘于王，而诸侯之间则不能有此举动。《左传》的直言其事，可见其感情的流露，也在文字之中尽情展现了行文者对周礼的遵循、对齐侯的指斥。

3.婉而成章

“‘婉而成章’是表达宛转屈曲，但顺理成章。”“璧假许田”之事见于《春秋》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当时各诸侯国的土地均由周天子赐给各国，或者是许地数量不足，或者是许地土地不够好，而郑国出于公正另外加璧与鲁国交换。按照周礼，郑鲁两国并不能进行交易，故《春秋》不说交换，而说以璧为抵押借用许田。至于杜预所言的“诸所辟讳”，如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则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则将其记载这次是“会盟”，且说成是晋侯将各诸侯召集在温地是为了朝见周天子，并让周天子来巡游打猎。这样记载无非是为天子找回颜面的一个借口，这含蓄蕴藉情感一方面是尊周天子的忠贞不渝，同时也再披露一个事实就是对周天子失去天子之位的一再回护。 4.尽而不污

“尽而不污”又写作“尽而不”，“‘尽而不污’，是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曲。”《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求车”。《左传》，“诸侯云：‘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求私财’”。按当时的周礼，车与服应由天王赐给诸侯，若诸侯不用才进贡给天子，而由天子主动来索取，则说明天王此时已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的需求，同时也是无礼之举，行文者并未避讳而是直言其事。“晋赵伯弑其君夷皋”更是显示了作者的良史精神，冒着被杀的危险呈现出事情的本来面目。因臣杀君故用“弑”，因晋灵公不君故直书其名，作者的情感态度由一个“弑”字表现得淋漓尽致。

5.惩恶劝善

“‘惩恶劝善’是指惩戒恶人，劝励善人，使善人之名传之于书策。”《春秋》昭公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卫灵公之兄公孟絷轻侮齐豹，剥夺他的职位和封地，于是齐豹作乱杀之。《左氏会笺》说：“齐豹作而不义，故书曰盗；失其名而受是恶，已勇敢强力之名灭矣。”“三叛人”是指邾庶其、邾黑肱、莒牟夷。《春秋》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按理说他们的名字是不应该见于经文的，但其可儆尤的地方足以使他们遗臭万年。

二、通过事件中人物的评价或议论来抒发情怀

《左传》通过对事件中人物记载的事实，从事件的叙述中表现褒贬，或褒或贬让读者自行判断，从而令读者印象深刻，也更有力地打动读者，产生更佳的效果。

《左传》卿大夫一类人中，郑国子产是作者笔下着重刻画的形象。如《左传》记载：“列国名卿言行多矣，未有详如子产者也。子产乃终春秋第一人，亦左氏心折之第一人。”（王源《文章练要・左传评》）可见子产是尽善尽美的贵族执政的标兵。他博学多才，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能在应对大国征朝或论辩时侃侃而谈本国历史；有突出的社会活动能力，能在各国朝聘、盟会的场合左右周旋、应对自如；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志节，能为捍卫国家利益而与大国据理力争；有很好的管理才能，能够知人善任，且有一套理政用人的经验。《左传》记其行事七十条（自襄公八年至昭公二十年），从他少年时代第一次对国家政事发表见解到因病逝世，一生“鲜有政事”。虽只是一个小国的执政，但他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卓越功绩，在国际间的政治影响，不亚于大国重臣。对其描绘可谓浓墨重彩，字里行间无处不褒扬，作者的感情自然流露及赞扬的口吻和笔调，使人读后眼前一亮，栩栩如生，情感的渲染洋溢着春风吹拂的美感。正如唐人刘知几所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在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馀，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阵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君，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在叙事的连带过程中，抒情的因素就已注入其中，叙事与抒情不可分割。叙述过程本身也可说是一种评价，只是这种评价是隐性的，作者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口吻直说出来，而是在叙述中表现出自己的观点倾向、态度立场，借助人物的言行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的是褒扬与贬抑。

作者所表现出的情感态度当然不只有肯定褒扬，也有否定贬斥。如《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质”一段中既显示了周天子统治地位的下降，也表现了郑国的无礼。不仅和周天子交换人质、郑国割取周天子的麦子和子，以上例子，作者借助君子的话表达了郑国的批判，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之毛，、蘩、藻之菜，筐、、、釜之器，潢、、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繁》《采》，《雅》有《行苇》《酌》，昭忠信也。”“君子曰”这段话主要从信用、守礼两方面对“周郑交质”中周天子地位下降的讽刺和郑国无礼于成周的批判，用《采繁》《采》《行苇》《酌》，这些诗来约束郑国，当然通过“君子曰”这段话可以看出，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郑国，显示了行文者的价值批判和情感取向。

三、借助事情末尾的评价来体现抒情性

《左传》的思想倾向大部分是在它丰富而详备的记事中自然流露的，然而当这种手法不足以表达其感情的强度时，《左传》便通过“君子曰”“君子是谓”“君子是以知”“仲尼曰”等直接讲述观点，作出“礼也”“非礼也”的评判，从前面“春秋笔法”一字寓褒贬，到以具体事件引出读者自己的判断，至事情末尾的评价，可谓相互勾连，展现出相对清晰的脉络，作者的思想倾向也得以彰显。

《左传・桓公》十二年：“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继，盟无益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无信也。”

这主要讲述的是桓公想和宋国人、郑国人讲和。

秋，桓公和宋公在句渎之丘结盟。由于不知道宋国的意愿，所以又在虚地会见。宋公还真的拒绝了。所以桓公和郑伯在武父结盟，结盟后就率领军队攻打宋国，这样一来就又发生了战斗，因为宋国没有信用的缘故。接着借用君子的话来发表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如果没有信用，即使结盟也是没有用的。同时又引用《诗经》来借以增加分量，君子多次的结盟，是动乱滋生的原因，这是由于没有信用。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君子的话是带有总结性的和上升到理论性质的评说，从简短

的评论性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君子对“信用”的重视，也就是说在结盟能否成功起到积极作用。

《左传》中“君子谓”共十七处。《说文》卷三“谓”下段玉裁注：“谓者，论人论事，得其实也”，也有借为“曰”的。《左传》隐公十一年“君子谓郑庄公於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後人。可谓知礼矣”。作者对其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持人民生活秩序以及处理国内外事情的谨慎有序、遵守礼仪法度的论述，既体现出对郑庄公所做贡献的肯定，也显示了对其知礼守礼的褒扬，赞赏之情由此而见

一斑。

由上可知，作者是借“君子是以知”“仲尼曰”等来抒情，虽非直接倾诉、呐喊，但其情愫亦可知晓，所谓“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仲尼曰”，只是作者

借以抒情的手段，作者借助这些德行高尚人之口，寓褒贬，别善恶，对事实情况作出比较客观的评判。它们的运用是《左传》行文的一大奇观，它的作用就像是一位审判官和仲裁者，主要是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的评价或点评，其抒情处主要是围绕“礼”“诚信”等原则，并引用古籍将道理阐释明白，体现其良苦用心和情感诉说。《左传》作者对于某事件或人物的好坏褒贬评价，可谓留有余地，只是在借德行高尚之人的话说出自己的心声，既可体现德行高尚之人的人生价值观，也能表现作者以及读者的人生立场和价值评判，可谓是“一箭三雕”。这正是《左传》抒情性最有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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