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的回顾与展望

近代中国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不仅瞩目于那些与自己有着密切往来的西方大国，还对于以土耳其、希腊、越南、菲律宾等为代表的弱小国家进行过细致考察。土耳其就是中国人在观察世界与反观自我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他者。在近代百年的岁月里，中国人对于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险要、民族命运相似、宗教联系紧密的国度，始终抱有极大的关注热情。近代中国认知土耳其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中会接触和了解土耳其，也会从民族命运角度去比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31较中土两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第二类是在野的各政治派别或利益集团，他们对于土耳其的认知往往带有功利性的一面，多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截取土耳其历史的某个侧面，加以突出或阐发。第三类是一般知识分子，他们多是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的时候对土耳其史事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对土耳其进行专业研究，他们的成果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认知的深度。第四类是普通民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接触到土耳其舶来的物件，从而形成中国民间的土耳其记忆。第五类是回民群体，他们因为与土耳其有着天然的宗教联系，对土耳其多有关注，并形成与汉族知识分子不同的土耳其印象。现存的各类近代史料文献，不仅记录了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的迁延演变，也呈现了当时国人对于土耳其发展历程的多样解读，更由此可以反映当时人们对于本国独特的自我定位和世界认识。

长期以来，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研究是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普遍忽视的课题。直到20世纪、21世纪之交，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认知问题的关注逐渐增多，涌现出一批角度新颖、论证扎实的高水平科研成果。201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咎涛先生在《西亚非洲》杂志上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的土耳其研究》一文，全面回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土耳其的研究历程①，但美中不足的是，作者没有将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作为一个专题，纳入综述的范畴。2011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吴伟锋在硕士论文《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观(1842-1930 )》的绪论部分，曾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有过简略的一、关于中国人土耳其认知的整体性研究 就笔者目力所及，北京大学的董正华教授应当是最早对该论题展开整体性探讨的学者。他发表于1999年的英文论文《中国人对阿塔图克及现代土耳其的观察》，粗线条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人对土耳其发展历程的认识，涉及近代部分主要有柳克述的专著《新土耳其》《外交事务》杂志的土耳其专号以及中共领导人挥代英、蔡和森、毛泽东对凯末尔革命的评价等内容。②虽然董正华的文章只是梳理了一条简明的线索，没有展开分析，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它提示我们近代中土两国有着相似的命运，近代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考察是持续而深人的，这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2001年，肖宪等著的《沉病猛药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33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设有凯末尔革命与中国一节，谈到了孙中山、中共及中国知识界密切注视着土耳其的发展，而且还时常以土耳其为例子来激励自己的斗争的有关史实①，但论述却十分简略。

随后，两篇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有力地推进了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两文的作者均明确以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识为选题，各有贡献。2003年，浙江大学高冰冰完成《从鉴戒到榜样: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复兴历程的关注及其所获得的启示》一文，以散落于报刊上的时人论述为基本史料，考察了近代中国人对土耳其从衰落到复兴之历史过程的关注情况。就晚清时段而言，国人反复探究奥斯曼帝国衰落的原因，以防中国重蹈覆辙，维新派和革命派还借助土耳其的案例来佐证变法或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民国时段而言，国人通过对土耳其革命、改革的观察与思考，获得了许多极为新鲜和宝贵的启示，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服务。

2011年，北京大学吴伟锋的《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观(1842-1930 )》一文以时间为序，概要性地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人物对土耳其的考察逐一呈现。该文首先对甲午战前国人的土耳其观进行了初步梳理，包括史地著作、外交官的土耳其记述;其次，论述了甲午战后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清朝官员、立宪派、革命派、社会舆论等不同群体对土耳其的病夫形象、外交、立宪、革命四个维度的讨论;最后，探讨了1921-1930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对土耳其革命、建国事业的认识。

二、民族主义角度的研究

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观的形成，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存在互动关系，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值得特别重视。从这一角度进行的把握，最早可以追溯到陶绪先生。陶氏在《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一书里，曾简单提及晚清亡国灭种危机下，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从救亡图存角度，对突厥(即土耳其)衰亡史的书写。

三、重要人物及党派的土耳其认知研究

近代中国重要人物及党派的土耳其认知，一直是学者们用力最多的领域。2000年，戴东阳以康有为的土耳其观为切人点，剖析了康氏的联英策，指出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联英外交主张的形成，根本依据是当时与中国的国际境遇非常相似的土耳其的历史。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引鉴与中国同病同形的国家的历史，作为推断中国外交对策的依据，是康有为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一个明显区别。该文还分析了康有为的知识来源及借鉴无成效的原因。①同年，戴东阳的另一篇文章《康有为突厥游记稿刊本的差异及其成因》通过对勘康有为《突厥游记》的稿本和刊本，发现刊本不仅大段大段地增补新的内容，还将反映稿本主旨的政教风俗部分彻底改写。作者分析指出，这种改写体现了康有为政治思想从清末到民初的变化，即由清末认同并试图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立宪，到转而否定以至低毁之，并将兴趣点转向土耳其历史的另一层面即政教合一问题。②

同盟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重要政党对土耳其革命的考察及反应，与中国自身的革命实践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成为学界研讨的重要议题。早在1994年，林承节就记述了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对1908-1909年少年土耳其党领导的革命的观察与评论，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土耳其革命完全支持，赞扬了少年土耳其党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总结四、近代中土外交关系研究 中国和土耳其实质性的外交往来大致可以上溯到晚清，相关的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展开。1934年中国和土耳其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当年著名的《东方杂志》就发表过王光的《中土外交关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文，全面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土两国官方从接触、谈判到发生摩擦争执再到最终建交的艰难历程。该文还论及了旅土华侨的建交愿望及新疆省长基于民族宗教因素反对贸然建交的意见。②1936年，中国驻土耳其公使馆参事王芫生也对中土关系进行了追溯，指出郭篙煮、曾纪泽担任驻外公使期间，土耳其外交人员曾提出订约、合力攻俄的愿望。③1937年，林万燕的专著《土耳其最近之外交政策》也辟有中土之外交关系一章，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土两国的外交往来进行了细致的讨论。④

五、研究现状分析

目前而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的研究成果，虽然总体数量不多，但研究水平和层次却不低，充分证明了该选题内在的学术意义。学者的论著各具特色，既有按时段性的整体探讨，也不乏从某一特定角度进行的透视，大多拥有较好的问题意识，资料运用上也日渐丰富。不过就笔者所见，有关该问题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从研究对象上说，无论是研究时段还是讨论的话题，都有较多的缺漏。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时段即甲午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革命和建国初期，普遍忽视了甲午战前、抗战时期中国人对土耳其的认知情况。很多重要的议题也尚未纳入研究者的讨论范畴，如没有系统归纳近六、未来拓展研究的设想 在笔者看来，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这一课题无论是在分析思路的提炼、具体观点的表述，还是史料的运用等方面，都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下面根据本人阅读相关论著和史料的体会，谈一谈今后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希冀能够引起学界同行的交流与讨论。 第一，改变以往按时间为序的叙述模式，从问题意识出发，将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区分为四个面向或视角来加以把握。具体而言:

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土耳其知识的记述与流播。近代中国人所获取的各类土耳其的信息和知识，是中国人世界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人关于土耳其的记述、认知。

概而言之，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一题具有多重的学术价值，既能够把握近代中国人土耳其认知的特征和水准，有助于丰富中土关系史研究，也可以从一个特殊视角透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丰富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还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发展道路选择中的土耳其影响因素，更可以由此进一步探索中国人认知一般小国或弱国的研究方法。该课题还有相当多的议题有待开掘和深人，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世界史、外交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土耳其语言文学等学科的中外学者参与其间，共同推动该研究的进步，使其成为一项跨学科、跨民族、跨国界的多元交叉对话的国际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