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二）

　　" 五

　　1961年3月，吴江总结1958年公社化以来刮共产风的情况，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为了发展公社经济，过高地要求社有经济占社、大队、小队总收入的30%左右，要求公社办工厂，连畜养场地也一定要养二千头大猪。因而，平调大队的土地、劳力、资金、工具、生猪，还拆用了大量民房等。桃源公社，原以万头羊驰名，但县里平调1 300多只羊支援别的公社，公社又从社内大队平调400多只羊到繁殖场，大队又调小队的，以及拿社员的羊灰、羊草不给钱等，以致桃源公社到1960年底只有5 000只羊，减了7000多只羊。还有的公社为了办蚕种场，逼一个自然村的二十户社员搬家，社员在迁走之前，把门窗全部卖掉，含泪而去。

　　(二)水利上无偿平调器材和劳力，动辄组织大兵团作战，调用非受益单位的民工，有时仅付食费，不付工资，有时什么都不付，要社员自带饭来。又无偿抽调耕牛、农船以及青壮劳动力到菀坪公社低产大队安家落户。但这些2 100个劳动力的年收入低于原有大队，还得由原大队补足等，更加增加了矛盾。又在大搞“丰产方”中大肆平调别地劳力、工具和肥料，并且不顾他人。群众讽刺说，“后进支援先进，标兵队变成调兵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群众劳动时磨洋工，还怕船只被调，将新船沉到河底“藏”起来，称为“潜水艇”，水车破坏更为严重，烧的烧，卖的卖，坏的坏了。

　　(三)在上述严重情况下，经营管理更加混乱。特别是体制乱变，影响更大。如八都公社大队、小队的体制一年三变，东风大队由历史上不和、穷富悬殊的三个大队合并而成，水稻单产从639斤下降到302斤。又有小队食堂有300多人吃饭。大队、小队干部也随便调动。某大队十三个小队长都不是本地人。有个小队长被调了三次，群众叫他是“三上三下干部”。干部经常调动，抱有临时观点，不负责任，生产就搞不好。

　　1961年在1960年实产基础上，吴江社员基本口粮全年平均380斤。粮食征购的办法是“多产多吃多购，少产少征购，减产少吃少购”。全年任务定到生产队，一次定死，不再变动，夏季预购，秋后结算。蚕桑也包到生产队，先奖励增产部分，超产一斤茧，奖一斤粮。如果还有结余，则60%归生产队，40%归大队统一分配。群众反映，“这个政策比高级社好，高级社时只有多劳多得钱，没有多劳多吃粮，现在多劳多得又多吃，真是从高级社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又说，“任务一定死，心也定了，劲也足了，今年多吃粮食有希望了”，“任务包死，多收一斤就多吃一斤，再搞瞒产私分就没有意思了”。

　　但还遗留不少问题。例如，太浦河水利上调的四平车、轨道，拆迁的房屋，材料的损失。又有当时日工资低，仅0.19元，不足最低生活。如按每日0.5元计算，还须补发145万多元。这是县里的退赔。公社和生产队的退赔情况往往是推责任，甚至有账不认，连渔船等都有。还有的地方退赔不彻底，抵账过多，甚至假退赔，搞克扣，挪用和贪污。如开空头支票来往，打白条子。又如赔偿大炼钢铁时动员社员按废品计价的好锅子、好铜器，“手印倒盖了好几次，不见给钱”。时至1994年，太浦河的部分退赔问题还不能说完全解决。我已调查过一个邻近村子的情况。

　　这种不稳定的情形，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有的社员说，“多种不如少种，少种不如不种”，“种得好，要平调，种得差留自己”。有些地方连自留田都不种足，有意减产歉收。过去有些地方自留地上的产品，不仅可供自己食用，还可上市，现在连自给也困难。群众说，“自留地让我们种菜多好，也不会荒成这个样子”。

　　据本地人说，外流觅食现象在吴江历史上是罕见的，不像外省有些地方似乎已成传统，男的在家看门，女的带孩子外出讨饭。江村人外流到浙江山区，那里山芋等杂食较多，可以充饥。因此，有的妇女就在那里与人同居，甚至生孩子的，造成家庭问题。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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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六

　　1962年吴江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注意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评了有些社员提出的分开单干和包产到户，引用了一些群众的话：“靠集体好比靠泰山，靠投机好比靠灰堆;靠泰山万万年，靠灰堆一息息。”又说，过去以为包工包产到户有三大好处，干活自由，用钱便当，省工省本;现在认为有三大害处，粮食减产，工分少做，口粮少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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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②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38年—1965年，第305--306页。

　　④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F@，第1088页。

　　⑤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99页。

　　1963年6月吴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以宣读《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等中央文件为中心，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形势、阶级教育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所谓“社会主义教育一声春雷，牛鬼蛇神显了原形，敌对阶级面目看清了”。对全县工8 849名干部进行排队，有2 796人进行了退赔粮票、公款等。还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反映，现在干部作风民主，生活朴素，劳动带头，事事走在前面。对农业也重视起来，以前认为“三百六十行，种田末一行”;现在认为，“三百六十行，种田第一行”了。对双季稻的看法也有转变。过去认为种双季稻四个“煞”：“种时冷煞，收时热煞，农活安排紧煞，搞一烘头肥料急煞”。又检查某些生产队的情况，说是富农说了算，贫下中农不敢讲话，要讲话也是白墙上刷白灰，白说了。

　　当时还建立了贫下中农组织，发挥他们的政治优势。有人说，这样“今后就不怕地富反坏破坏，不怕干部打击报复，不怕生产搞不好了”。而参加贫下中农组织的人是要经过排队的，要求是历史清楚、表现积极、觉悟高、斗争性强等。有些人虽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也暂时不能参加，例如，常年不参加集体生产的民办学校老师和木匠等;出嫁或入赘到富裕中农家里，影响较深的人等;还有惯偷、惯赌等。但是也有人说，“工作组在这里象象样样，工作组一走，实权在队长、队委手里，贫下中农组织还是一个空架子”。又有人说，“伲队里16个贫下中农参加组织，今后一切农活都让这16个人完成吧!”

　　对大队干部补贴有明确的规定。大队固定补贴干部的人数，每个大队2—3人。包括支书、总会计或支书、大队长、总会计。夏季分配的钱，国家发的固定补贴数已达到一个正劳动力收入水平，生产大队不再补贴，待秋后一起结算。粮食标准，也等于一个劳力吃粮水平。至于超产油、工业品的分配参照300个劳动日的一个正劳力的50%进行预支，实做的劳动日在所属的生产队里根据劳动进行分配。对小队干部的补贴就更严格些。大队干部可补贴70个劳动日，小队干部只有50个，而且必须要社员讨论，一次评定到人，不得擅自增加。在大队以内活动，一律不能记误工工分。到外面开会，要凭公社证明或将误工补贴费交回，才能记工。当时对干部的管理甚为严格。

　　八

　　1965年2月，吴江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张旗鼓地宣讲《二十三条》，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全面地进行“四清”，搞好年终决算，认真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等。例如，对干部当年“四不清”的问题，由贫下中农代表负责，进行揭发和查账对账，还可以开会当面交锋。

　　九

　　现在看来毛主席的愿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当时比较尖锐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是有远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影响下，把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脱离现实，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四清”运动也势必在发生扩大化的错误。问题逐步发展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矛盾，毛主席认为“四清”还不能解决问题，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外政治生活就不正常，“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当时实在是难于避免的了，所谓又一次在劫难逃吧。

　　至于这期间江村的小环境还比较平稳，粮食产量和副业得到了发展，个人收入也有所提高。一直到1966年一1967年，江村所受到的破坏也没有城市所受到的那么严重。这是因为毛主席对1960年的困难还是记忆犹新，在“文革”中，他对‘‘穷过渡”的办法并不松口。但是基本的问题仍在。实际上，就是到了1995年的今天，有些历史痕迹也不能说就没有了。中央屡次批评的形式主义、浮夸风等不是屡禁不止吗?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作为社会人类学者只是从历史出发，进一步系统地研究现状，并且注意客观背景和微观调查的结合。我的这篇文章仅是作为江村调查的一个引子。希望今后立刻转入现状的研究中去，立此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