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的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启示(1)论文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向来就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源——重商主义，就是主要探讨对外贸易对一国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

然而，尽管以后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与赫克歇尔、俄林等大师的努力，国际贸易理论仍然被认为没能很好地解释现实情况，20世纪80年代中期，增长理论开始了第二次复兴。以罗默、卢卡斯为首的一些新增长理论家开始探讨用新的理论（即新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并通过一系列模型的构建和论证，揭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和国际贸易发展观。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

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

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

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

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

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

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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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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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y[，i]=f(k[，i]，K) (1-

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

1)可表示为：y[，i]=k[a，i]K[η] (1-

2) 由式(1-

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

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

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

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

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

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

1)可知，罗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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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

3)可知，罗默(19

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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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

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

4) 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

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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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

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

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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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

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

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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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

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

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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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

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

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

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

这一点显然与李嘉图模型的结论相反。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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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四、新增长理论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政策含义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其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国情看，我国很符合传统比较优势战略中传统贸易产品出口国特征，但简单地强调这种贸易模式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

很多传统贸易开展国的经济由于传统贸易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国际市场萎缩，这些贸易部门实际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动国内经济成长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强调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扩大该产品产量进而扩大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

通常认为，在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密切相关的行业才会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这些行业一般比传统贸易部门技术等级要求和资金密集程度高。

大规模开展这种贸易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汇和调剂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应该是通过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改进技术，提高工艺，在享受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处于有利位置。另外，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产业，这些产业面向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技术层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带动国内其它产业的成长。

现时期，我们可以利用东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本、技术优势，有意识地打“规模经济”牌，扶植起一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2、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形成“赶超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国际贸易仅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禀赋优势”原则进行解释，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贸易——增长效应。

新增长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使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

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

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收益不在于市场的扩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那些闭关自守或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将会失去迅速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知识的良机。

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速进入知识经济的步伐。

3、政府应加强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

当然，这种管理绝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无论是从技术内生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知识经济兴起大环境的角度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

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述产业的发展尚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种宏观的需要往往同微观贸易厂商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难以通过微观厂商的逐利行为自动形成技术升级。

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一些促进技术、知识积累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在提出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也强调一国政府应采用出口补贴、关税等战略性措施，以增强本国具有潜在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更多占据国际市场份额，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带来的规模收益。

这种贸易政策观点重新审视了被贸易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补贴和关税作用，强调了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保护扩大出口进而扩大国内生产的机制链中的能动作用。

4、正确应对经济一体化。 罗默通过一系列假设，构建模型论证，在经济一体化内部如果仅有货物贸易和流通，而没有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则这种一体化并不能促进其成员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如果允许一体化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技术、知识思想的自由传播和扩散，那么每个国家的研究部门都可以在一体化实体总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因而能够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产出率。这无疑会推动长期经济增长。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即使一体化成员国之间仅有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没有货物贸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例如，当大陆上第一条由欧洲通往中国的道路（丝绸之路）在中世纪被发现之后，由于货物贸易费用极其昂贵，因而这条丝绸之路对货物贸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通过丝绸之路的旅行家却从中国为欧洲带回了新的技术知识思想（如指南针和火药制造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新知识思想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依据新增长理论，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获益不在于拥有更广阔的市场，而在于从外部世界吸收新理念，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承认开放并不一定能保证所有国家的利益。因为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将会产生“好”的和“坏”的专业化，而这种趋势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积累中日益明显化。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

这种不平等发展将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方面会产生短时的冲击，例如货币冲击对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工业和商业政策可能使一些国家受益。总之，无条件支持自由贸易和完全开放的观点受到了挑战。

因此，在参与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从国情出发，采取适当的贸易和开放政策，以免陷入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