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通缉令”的经济效应

嘉丰瑞德理财师T小姐在北美留学时，曾亲眼看到一份理财计划的宣传册，宽松的财产审核机制、极高的投资门槛、可以轻松规避司法审查的避税手段让她当场就惊呼，这不就是为贪官们准备的么？

无独有偶，留学澳大利亚的理财师P先生和留学新西兰的产品审核部专员L先生都曾经发现过当地有类似的专为贪官洗钱而量身定制的理财计划。这些理财计划的共同特征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有钱就行，包查不到”。当“洗钱”成为一种产业，国内资金通过这种灰色渠道外逃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2014年是大陆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的第30年，据统计，中国一共通过ICPO组织发出过400多份红色通缉令，位列名单的涉案人员被捕率高达70%。由于名单效力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所以实际将会最终被捉拿归案的人数比例应该会远大于这个数。

嘉丰瑞德理财师认为，“捉拿贪官归案”带来的远远不止是“喜大普奔”这种一时的痛快，更多的还是对经济的修正和对未来经济犯罪的震慑。事实证明，现阶段中国大陆与多数国家尚未建立引渡条例，国际红色通缉令直接简化了抓捕程序，减少了反腐成本。

首先，红色通缉令制约了资金通过灰色渠道外流。为什么带出国的赃款很难追回来？一般贪腐官员逃亡都并非毫无准备：他们首先将大量的资产转移，让亲人先走，自己随后跟上。与此同时用巨款参与各类投资、理财计划，将巨款打碎重组，在此过程中必然涉及无数的“善意第三人”，加上各国法律并不通用，使得巨额赃款从人间蒸发，而“避难国”顺利流入巨额外汇。十八大以来，数百位涉贪、涉经济的犯罪人员被缉捕回国，尽管赃款追不回来，但是“有钱没法花”的贪官们的普遍遭遇也够后来者思考一下“为他人作嫁”是否值得。如此，从源头切断人民币资本的外逃途径，也有利于稳定人民币汇率，适度缓解政府财政赤字。

其次，红色通缉令与“新常态”和“猎狐行动”相得益彰，使政治改革进一步深化。嘉丰瑞德理财师认为所有的政策对宏观经济来说都只是一颗螺丝钉，我们必须要整体地看待一系列政策的综合效果。猎狐行动在国内的执行层面上发挥不小的作用;新常态下制定了非常细化的能够使财务公开透明，便于管理的准则，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细化了公共资产的划分，使得国内的“灰色渠道”和“影子银行”的数量急剧减少;而红色通缉令的作用就是使资金与外界的联系切断，深化国内的政治制度改革，使贪污腐败现象不再有可以庇护的“自由岛”。

不过红色通缉令是否只有对于经济的正效应？嘉丰瑞德理财师认为，从长期看，必然会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干预，加快国内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另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企业的自由化竞争。但是在短期看来，全球反腐将极大程度地避免跨国企业及富人逃税现象，换句话说，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现有的一部分企业的利润，这类企业通常在此前经常利用各国的税制漏洞进行类洗钱的避税，逃税成本的增加会逼迫他们重新思考现有的经营模式。当然，大企业仍然会用别的说辞来解释利润的突然稀释，但“无税可逃”却会确实地将此前的利润“去泡沫化”，并不是他们的盈利水平变差了，而是以往的套利空间变少了。

还有一些变化会集中体现在某些低税国。税收越高逃税的空间也就越高，若一国的税收制度本来就合理，则红色通缉令反而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避税天堂“财路”一断，资金自然会流向低税务国。另外，还会受影响的就是一些奢侈品行业。据嘉丰瑞德理财师了解，最近一年来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香奈儿旗舰店销售量锐减，曾经中国大妈像抢白菜一样抢奢侈品的盛况也很难再见。其中当然也有各方面的综合原因，但是与“红色通缉令”和大力度的反腐确实存在时间上的巧合。

都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政治工具的运用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缓解底层的经济矛盾。反腐能带来的经济效应是无穷的，增加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无非是靠两种途径：一是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二是消除现存的资金流动壁垒，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反腐的直接作用是第二种。“国际红色通缉令”作为反腐的一个环节，一块积木，本身并不能独当一面，但是结合全部一系列的法治、民生改革，就会带来巨大的蝴蝶效应。这只蝴蝶能飞多久，我们且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