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退休干部纪念建国60周年征文：难忘的一九四九年

离退休干部纪念建国60周年征文：难忘的一九四九年

难 忘 的 一 九 四 九 年

换了新日历，已是20xx年，新中国已经60岁了。我也已是耄耋老人，但60年前的风雨变幻仍会不断在眼前浮动。

　 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全面爆发，我军撤出所有城市，坚持打运动战。经过各战区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到1947年秋季，全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党中央提出全国已进入“大反攻”阶段。从1948年开始，我晋察冀野战二纵队就从冀中返回察南，入冬，又进军张家口。攻克张家口以后，北平、天津也被我军包围，成为孤岛。1948年冬，我野战二纵队接到“新任务”开始长途行军。

进 军 北 平

　 我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向东南方向连续行军。大部队走着走着，忽然有人说：“哎，咱们该不是去打北平吧！”顿时部队活跃起来，“对啊，这不是往北平的方向吗？”尤其是我们北平有家的人，一下子兴奋起来，连续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记得最贪吃的里坡（现离休，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先提出：“进了北平，你第一想要什么？”然后又自答：“我就买个烧饼，夹猪头肉”。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来参加“精神会餐”了。我当时也认真地说：“我就要买个不掉毛的牙刷”（因多年来我们都使用从敌军仓库中缴获的竹柄上插黑毛的牙刷，一刷牙满嘴黑毛）。说着说着，大家脚底生风，恨不得早点走到北平，但猜测只是猜测，首长并没说是去打北平。这个任务真能落到我纵队头上吗？直到大部队走到北平的北郊，在德胜门北面20多里的黄土北店村住下时，我们才确定无疑是参加打北平来了。

城 外 待 命

　 当时北平城已完全被包围，成了孤立无援的孤岛，为了保护这文明古城，党中央正在尽力争取傅作义能深明大义，通过和平谈判，解放北平。如实在不行，我军也做好准备，从12个突破口同时攻城，我晋察冀二纵队负责攻打北平城东北角的安定门。

　 行军到达驻地后，我们几个在北平有家的同志被通知到政治部向仲华主任那里开会。向主任在说明当前形势后，说纵队想在攻打北平之前，尽量动员一些文化技术人员出城，以保留人才。决定由今欣（男）带领陆放(男)、王力勤（男）、孙兰（女）、蓝兰（女）化装成老百姓混进城，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尽量动员一些知识分子参军，最好是有技术的，如在医务、科技工程、文艺方面有特长的，在短时间内带出城外。记得我们当时还提出，离开北平好多年了，原来的社会关系现在的政治背景如何，短时间内无法搞清楚，立即带出来参军，万一有问题应怎么办？向主任立即表态说：“不要你们负责，带到部队来还可以继续了解么！到时北平全解放了，只要带出来，你们就完成任务。”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赵副参谋长，问了我们几个问题，如北平什么地方最高？从安定门进城的话，什么地方是柏油路？什么地方是土路？可不可以架炮？由于我们离开北平时都只熟悉上学的路，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信息。会议结束后，我们就着手借老百姓服装，商定今欣带两个男同志为一组，化装成商人。我和蓝兰两个女同志为一组，借口城里的亲戚病重，进城看望，两个小组分别进城门。进城后唯一的联络方式是王力勤家的电话，纵队首长又发给每人一些当时北平城内通用货币，以备不时之需。

有惊无险闯京城

　 今欣等三人化好装以后，看着挺像商人。今欣、陆放穿着长棉袍、戴个礼帽，王力勤穿着短棉袄、棉裤，像个小伙计，跟在后面。可我和蓝兰的打扮就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还能借到一件女式斜襟棉袄，黑色裆棉裤，系着黑腿带、棉鞋。但蓝兰身材太高大，借不到合身妇女棉衣，只借到一件男棉袍。就这样我们五人分两组，没有任何证件，就朝城门走去。

　 我和蓝兰走到德胜门，看守城门的是傅作义的部队（也是我们华北野战二纵队的死对头）。哨兵向我们要证件，我就说姑妈病重，捎信让我们快来，我们走的太急，忘了带。虽然我们穿着便衣，但一头齐耳的短发和长期戴军帽在额头留下的黑白相间的晒痕，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是个军人，再加上我俩迈大步走路的姿势也绝不像农村妇女，但当时我军已把北平团团围住，大势已定。傅作义的士兵也都耳闻上边在谈判，不想惹事，就说了句：“下次记着带，进去吧！”我们拔腿就走，前腿刚迈进城门，后面就甩过来一句话：“他妈的，女八路，装什么装。”我们假装没听见，顺着德胜门进了城。

　 多年走惯了崎岖不平的山路，一下子走上平坦的柏油道，全身轻飘飘地，那感觉真是太神奇了，在这种路上走路，简直是一种享受。就这样走着走着，太阳都下沉了，还没走到。一打听，快到东直门了，方向走错了，这才着急起来。因为天一黑，城里会戒严，到时查证件，我们不会总有好运。没办法，只好雇了街边一辆人力车，拉到我的家门口——西交民巷中国银行宿舍。

“失踪”多年的女儿归来

人力车停在我家门口时，太阳已完全落山。 北平城内由于停电，一片漆黑，店铺大门紧闭，街上也看不到行人。我抬手拍了拍铁门，门上一个小洞开了，露出一个警察的头。我一看就认出，还是原来的那个张警长，他却丝毫认不出我了。我说了父亲的名字，他说：“您候一会，我去回一声”。我说：“不用去了，是他让我来的。你把门打开，有急事”。他打开大铁门还说：“您候一会，我这就去回话”。我没理他，迈开大步就往后院走。这个警长确实是老了，气喘吁吁地跟不上我这野战军的两条腿。我快步走向后院，走过熟悉的长廊，心想就要见到父母了。这几年我长高了，长壮了，他们绝不会想到我会回来。我站在他们面前，不说话，看他们认不认识我。可是我一只脚刚跨进家门就禁不住喊出声：“妈妈，我回来了！”家中没有光，也是一片漆黑，桌上点着蜡烛，摆着一桌饭菜，只见几个人影影绰绰地围桌而坐。我的突然出现，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特别是母亲，一千六百度的近视眼，在黑暗中看着眼前又高又壮穿着裆大棉裤的“老农民”愣了半天，突然确认是她失踪多年的女儿，一下把我抱住。我听不见她的抽泣，只感觉她那矮小的身躯在剧烈地抖动，在场的人都寂静无声。她抖得那么厉害，我突然感到心里一阵酸痛，那是内疚。1945年城工部傅秀同志带我去解放区时，由于组织上有严格规定，行前不得告诉家人行踪，只留一封信，不说去处，只报平安。这封信要在我离家三天之后，由城工部负责派人投入邮筒，因此，家中收到这封内容含混不清的信也始终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以后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全国都在打仗，解放区和蒋管区互不通邮，我已成为野战军的一员，经历各种磨炼，奇怪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都没想过家，没想过父母，没想到母亲是这样期盼我的。

　 这时，父亲突然兴奋地大叫一声：“回来好，快洗脸吃饭！”这时我才发现另一个坐着的人，我认识，是1945年傅秀带我去解放区时的同行者之一，傅秀的二哥林兴。我们一同到达晋察冀一分区政治部后，我留下参军，他很快就调到大军区（张家口）去了，以后再无消息，怎么会穿着便衣在我家？

　 母亲在狂喜之后，有些语无伦次，一会指挥保姆准备热水给我洗澡，一会又指挥厨师给我做饭。父亲也帮着张罗给我和蓝兰准备卧具。他们俩都在极度兴奋中不停地在各屋转悠，我才有时间坐下来听林兴介绍情况。

　 原来在全面内战即将开始时，大军区即把林兴派遣回北平工作，由于他原先在东单无量大人胡同的住所已暴露，地下党就决定把他安置在我家。一来，在有个女儿当八路的家中住，绝不会被出卖；二来，中国银行门口24小时都有警察把守，没人敢来查户口，会更安全。在他逐渐向我父母透露了他的身份后，我母亲不仅照顾他食、住，还经常往他口袋中塞些钱。他没有职业，却穿着国民党空军服装进进出出，有时母亲还会帮他召集些“朋友”来我家开会。按照林兴给她的电话号码，用上海话告诉他们“明天xx点钟，到我家来搓麻将”。林兴说，这些年他的工作得到父母亲很大帮助。虽然林兴告诉她，我在军队中不会有事，但每次她听到国民党广播电台吹牛说：“国军又在某地消灭共军xx万”时，仍会暗自流泪。

　 据说父亲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很受上级赏识。北平形势一吃紧，中行的正行长（国民党员）全家飞往南京时，也给父母买好两张机票，让父母亲和他们一同去南京再转赴台湾。林兴知道此事后，和父亲谈过话，父亲表示不会去台湾，并说他已把机票退了。他还在银行内部安抚同事们，让他们安心坚守岗位，等待接收。这些天来，父亲整天金库钥匙不离身，就等解放军进城后，把银行金库安全地移交给共产党政府。

听了林兴的介绍，回顾我参军后对“家庭成分”不知该怎么定，党支部同志们认为银行副行长应算资产阶级。由于当时军队中党员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工农干部，对城市情况不熟悉，我年纪小，又不懂怎么划成分，他们这样说，我填表就这样填。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连想家也是阶级立场不稳啊。当晚，我被母亲拥着，与她同床而眠，可能是洁白绵软的弹簧床让我很不习惯，母亲已十分安定地睡熟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内心不停的说：“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顺利完成任务

　 第二天我就用电话联系北平原有的同学和朋友，听说我原来认识的一个北大医学院学医的朋友吕之涛在国民党十六军当军医，我给他打了电话，他立即穿便服来了。他见了我，也不多问，只说了一句：“你完全变了，走在街上我绝不会认识你。”我问他这几年的情况，他说当军医生活待遇还可以，但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现象让他很失望，他很想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到有用的地方去。他主动说：“现在八路军围城。如果共产党要我，我立即就参加八路军。”我当即说：“那好办，如果你决心参加八路军，我有朋友在那里，我可以带你去。你准备好随身衣物和书籍，等我电话通知，但别让你的部队知道。”

　 在北平家中的那几天都是打电话、约朋友见面谈话，我又选中几个人。蓝兰则同今欣一起，到北平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会”那里去物色人选。大约一周后，我们五人带了三十多人出城（包括国民党那名军医），顺利完成任务，回到黄土北店村。

改天换地

　 二月三日，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北平和平解放。我父亲将中国银行金库安全地移交北平市军管会，同时也被军管会正式任命为北平中国银行副行长（正行长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这时，天津已被我军攻克，我纵队奉命去打太原，攻占太原后，一路奔向大同，我部队还没到大同，守城的国民党军就投降了。这样，张家口、北平、天津、太原、大同等华北城市均已解放。我纵队奉命在唐山驻军，直到其他野战军胜利渡长江，攻克南京。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一年，是震惊全世界的一年，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情激荡值得回味的一年，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