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

摘 要：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中国最早黄牛的管理出现在距今10500年前的论述，我们从牙齿上严重磨耗现象的成因、动物遗存的采集和研究方法、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历史背景等3个方面对其所提出证据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一探讨，认为该下颌骨标本并不能与人为管理建立联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提出我们关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认识，具体包括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传入路线、喂饲方式、起源动因等4个层面。

关键词： 家养黄牛； 起源； 中国

Abstract：In 2013， Nature Communications published an article describing a cattle mandible from northwest China that may show evidence for cattle management dating to over 10，500 years ago. When re-evaluated using additional lines of evidence which includes the analysis of the hyperattrition on the P4 and M1 of both halves of the cattle’s mandible， the method to collect the animal remain and research，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s of domestic cattle in China， we argue that the mandible does not belong to an animal that was managed by humans. On this basis， combining with the new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results， we put forward our zooarchaeological view about the origins of domestic cattle in China， including the time and place， the transmission lines， the feeding ways， the causes of the origins of domestic cattle in China.

Key words： Domestic cattle， Origins， China

一、 引 言

2013年11月，在正式出版的在线综合科学期刊《自然――通讯》上，中国云南师范大学张虎才教授联合多位中外专家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最早管理黄牛（cattle management）的文章（题目为“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evidence for early Holocene cattle management in northeastern China”，即《中国东北地区全新世早期管理黄牛的形态学和基因学证据》）。该文通过对发现于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市附近一副牛类下颌骨化石进行年代学、形态学和DNA测序等多项指标的分析，认为中国东北地区是人类最早管理牛类动物的地区之一，其年代可以早到距今10660年前①。此文一发并经媒体宣传②，引发国内乃至国际学术界“震荡”，一时之间，轰动中国乃至世界。对于这样一个与家养黄牛的起源直接相关的热点问题，缺乏可信的证据和审慎的科学态度而得出问题重重的结论，中国动物考古学学者已在第一时间对此作出回应和反驳③。在此，我们从动物考古学和考古学角度出发，专门撰文对该研究存在的问题一一商榷，与各位方家探讨，并就此再次对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进行论述。

二、 讨 论

为有针对性地对相关论点进行商榷，我们对原文章中提到的论证中国最早管理黄牛的主要证据进行归纳：

该文研究对象为一副采集于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附近的一副牛类下颌骨化石，分别对这件标本进行了年代学、形态学和DNA测序等3方面的检测：

A. 年代学证据：北京大学和德国基尔大学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实验室分别独立地对该牛骨进行了年代测试，两个实验室所测得到的碳十四年代数据一致，由此得到树轮校正后年代为距今10660年左右。

B. 形态学证据：这幅牛下颌骨的第4前臼齿后叶和第1臼齿前半部分（以第1臼齿为主体）有严重磨耗的现象，其作者首先将由于上下颌牙齿的长期磨耗而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简单排除，然后指出这种现象是由于牛长期咬磨圈栏栏杆或槽而造成，并进一步指出是由于人为管理引发其感觉受限制而产生的咬槽癖现象。

C. 基因证据：检测结果证明其为黄牛（Bos taurus），为原始牛和现代家牛的过渡种。线粒体DNA序列显示其属世系C，不同于中国北方黄牛的主要世系（T2，T3和T4）。

在原文最后又把中国距今10000多年前出现的粟、8500年前出现的家猪等联系到一起，提出中国东北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混合农业区之一，以作为佐证。

我们如果将其证据和结论拆分为“最早”、“黄牛”和“管理”3个层面。不难看出，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管理”。年代学和基因证据可以为我们证明这是一件年代非常“早”的“黄牛”标本，我们对此表示认可，但这两条证据却无法回答是否存在“管理”。原文当中与“管理”建立联系的主要是形态学证据，即牙齿上的严重磨耗现象。那么，这种现象是否与“管理”存在必然联系呢？我们将重点对此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和探讨。

1. 牙齿上严重磨耗的现象及其成因分析

下颌第1臼齿和第4前臼齿（特别是第1臼齿）出现严重磨耗在老年哺乳动物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一头年龄为5岁以上的现生黄牛（Bos taurus）标本，包括上下颌齐全的完整的头骨。其左侧和右侧下颌的第4前臼齿和第1臼齿上均出现由于严重磨耗而产生的凹陷；而左侧和右侧上颌相应的第4前臼齿磨耗程度较低，齿冠高度明显高于其他牙齿，并且，正好和下颌牙齿上的凹陷部位吻合（图一，1a）。

不但是现生标本，这种现象在考古遗址中也经常发现。河南省偃师市商城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前1365年④）宫城北部祭祀区，出土300头家猪遗存中包括多个上下颌完整的猪颅骨。以其中一件年龄在5岁以上猪的颅骨为例：左侧和右侧下颌的第4前臼齿和第1臼齿上出现同样的凹陷，而左侧和右侧上颌的第4前臼齿磨耗程度很低，因此齿冠较高，正好和下颌牙齿上凹陷的位置吻合。把这件颅骨的上下颌放到一起，其上下颌的牙齿的咬合面正好对应，可谓是严丝合缝（图一，1d）。

这种现象同样会出现在野生动物身上。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现生鹿科动物标本中也同样有这种现象，以我们观察的老年个体原麝（Moschus moschiferus）和牙獐（Hydropotes inermis）为例：左侧和右侧下颌第1臼齿的大部分和邻近的第4臼齿的后叶出现严重磨耗现象，齿冠高度下降，咬合面形成凹陷；与之相应的上颌第4前臼齿磨耗程度低，齿冠较高；上下颌咬合面吻合（图一，1b、1c）。

这种严重磨耗现象的主要特征是：

动物为老年个体；牙齿发育正常，没有病变；特定的牙齿部位（下颌第1臼齿和第4前臼齿以及与之相应的上颌第4前臼齿）；下颌牙齿严重磨耗，齿冠高度减小，咬合面形成凹陷；上颌相应牙齿磨蚀程度较低；上下颌牙齿凹凸相扣，非常吻合；左右两侧颌骨的情况相同，具有明显的对称性。

采集于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件牛下颌骨标本所呈现的特征（约7～9岁的老年个体，牙齿发育正常，第4前臼齿后叶和第1臼齿前半部分有严重磨耗，咬合面形成凹陷，左右对称等）与之完全一致。由此，其形成的原因也应相同。那么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何在？

那么，黄牛习惯性长期啃咬细长物体是否会造成同样现象的出现呢？我们的认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牙齿的萌出（M1最先萌出）以及磨耗（进食以及牙齿间相互磨耗）；黄牛或其他哺乳动物的啃咬栏杆或槽的行为会对牙齿造成磨耗，因此，会加速或加重这种现象，而不是造成这种现象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因为物体对上、下颌牙齿的磨耗是同等的，因此，其上颌的牙齿上也应该有相应的磨耗，把上下颌放到一起，相应的部位应该有一个与物体的断面相应的孔洞。如果有同一个体上颌标本以供分析，并且能在相应的部位发现有严重磨耗痕迹的话，“或许”原有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此外，这种规律性（用同一牙齿部位，左右侧牙齿同时着力）的啃咬并不现实（注：原作者已将啃咬挽具或衔具等固定压迫行为排除⑦），对围栏或槽啃咬的无规律性（啃咬对象的不固定性和动物啃咬行为的自发性）势必会造成牙齿磨耗的无规律性，例如，完全可能仅仅出现于一侧而非两侧牙齿、完全可以出现在其他牙齿上而非特定的部位等，而东北地区这件牛化石标本所呈现出来的对称性、特定牙齿部位等规律性特点恰恰证明原作者对这种现象所给出的原因（长期啃咬细长物体）是不恰当的。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采集的这件牛下颌标本上存在的严重磨耗现象在老年哺乳动物个体中是相当普遍的，造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牙齿的萌出和磨耗，而动物异常的啃咬行为仅仅会加速或加重这种现象。通过我们上文的分析，“严重磨耗”（现象）不能与“特殊啃咬行为”（原因）之间建立必然的联系，进而原作者所谈及的“人工管理”更是无从谈起。

2. 动物遗存的采集和研究方法

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这个前沿热点学术问题的研究需要从考古学、特别是动物考古学着手。一副没有任何地层依据的动物骨骼采集品对于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有多少价值？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这里，我们专门就动物遗存的采集和研究方法进行论述，希望能引发我们共同的关注。 考古发掘为科学研究提供第一手实物资料，所有研究（其中包括动物考古学、年代学、基因考古学等）都立足于这项基础工作之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走向成熟，考古学者从考古实践出发、从理论和方法的高度一再强调样本采集的科学性对于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近日重读经典论述，仍感触良多，现原文摘录，以供思索：

苏秉琦和殷玮璋：“田野发掘中揭露的任何遗存，一般地说，都须借助于地层关系以确定其时代。如果失却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的遗存失去应有的科学价值。……另有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只要挖出‘珍宝’，就做出了成绩。于是在田野考古工作中出现了很多不恰当的做法，甚至发生了见‘宝’就挖、非‘宝’就丢、不讲地层、一味找‘宝’的现象。……每一个课题的解决，需要我们提出各方面的证据，其中少不了地层学方面的证据。过去工作中曾经发现一些很重要的线索，往往因缺乏可靠的地层依据而弄得真假莫辨、是非难断。这是应该记取的。⑧”

张忠培：“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向前发展。近代考古学的水平，首先取决于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程度。⑨”

一副没有交代任何地层关系、埋藏环境和伴出遗物的牛下颌骨化石，它所承载或提供的信息量是相当有限、甚至是需要去伪存真的，对这些信息进行主观性解读，继而试图解决重大的学术问题。从采样到研究再到结论的得出，研究过程的每一步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问题，这样的研究“范例”完全无学术规范性可言，不但对解决重大学术问题无益，反会留下很多漏洞成为标靶。

综上所述，中国动物考古学自20世纪30年代发轫13，在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切合中国实际，已逐步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研究体系14，我们主张：动物考古学研究，一定要有审慎的科学态度、规范的研究过程，由动物遗存本身形态学入手，经科学采样、认真分析、多学科合作和研究，最终究明历史事实。

3. 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历史背景

原文第一作者长期从事古环境和地貌研究，在其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但却对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不太熟悉，因为他在文章当中将距今10000多年前出现的粟（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8500年前出现的家猪（河南省舞阳市贾湖遗址）同时“穿越”到距今10660年前的中国东北地区，然后认为该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的复合农业区之一”（one of the mixed agricultural complexes in the world），从而造成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距今10000年前，中国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业状况如何？东北地区有着怎样的考古文化序列？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有着怎样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背景？这些都是我们要在此讨论的问题。

3.1 关于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序列和生业模式的探讨

3.2 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社会背景

从大的地域分区看，东北地区属于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系统的分布区。这个系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核心，以种植粟和黍、饲养家畜（猪、狗、黄牛、绵羊和山羊）为主要生业活动内容。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是在北方旱作农业形成过程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我们通过对这个背景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观察，以期更好地梳理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历史脉络。分4个阶段讨论如下：

第1阶段：距今10000年左右，栽培作物和家养动物起源

综上，距今10000年左右处于全新世之初，就考古学文化而言，处于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气候逐渐温暖，栽培粟在华北地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的生业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家犬的发现是为人类驯化动物提供了启示和实践。

第2阶段：距今8500～7000年左右，栽培作物拓展和家猪起源

在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兴隆沟等多个遗址开始了种植黍和粟的旱作农业生产26，华北地区的贾湖遗址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家猪27。

综上，黍和粟成为北方考古遗址常见的植物遗存，家猪也在南北方多个考古遗址有发现，家猪起源的最初动因是为了提供更多、更稳定的肉食（东北地区家猪的出现或与祭祀有关）33，由此，我们认为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已成为比较重要的生业模式。

第3阶段：距今7000～5000年，旱作农业初步形成和家畜饲养业稳步发展

在这一时期，以耕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北方旱作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旱作农业的转化34；北方以家猪为主要饲养对象的家畜饲养业迅速发展。

分别以鱼化寨遗址和西坡遗址对这一时期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情况进行说明：

鱼化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年代为距今6500～6000年，为村落遗址，出土有房址、灰坑、墓葬、灶坑、窑址等遗物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35。浮选结果表明：粟和黍的出土概率高达81%。西坡遗址位于河南省灵宝市，C14年代为公元前3300～3000年，为村落遗址，出土有房址、墓葬等遗迹以及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36，通过种属鉴定和量化分析等动物考古学研究，认为家养动物为狗和猪，约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85%，鹿等野生动物约占15%，以家养动物为主37。

综上，距今6500年左右，中国北方地区由采集狩猎方式完成了向旱作农业的转化38，农业的稳步发展为家畜饲养业提供了稳定而充裕的食物来源，家猪数量呈稳步增长的态势，各地可能出现了不同的家猪品种39。

第4阶段：距今5000～4000年左右，多元农作物种植和多品种家畜饲养。

在这一时期，除粟和黍之外，中国本土的大豆和稻也开始种植，距今4000年前小麦传入；中国最早的家养黄牛、绵羊和山羊出现。

以王城岗遗址对这一时期农业和家畜饲养业的情况进行说明：

综上所述，将研究问题置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之内，而不是跳脱时空的限制；密切关注考古背景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47，而不是无视规律性的变化。考古学文化所建立的时空框架，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和理性思考的。中国家养黄牛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我们需要对历史脉络客观梳理，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重要的学术问题。

4. 再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

关于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我们曾先后撰文予以探讨48，各位学者也从古DNA、食性分析等不同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过研究49。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我们原有的认识也不断得以补充和提升，现专门就中国家养黄牛（本文探讨专指普通牛Bos taurus）的起源问题讨论如下。

4.1 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时间和地点

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前）以来，中国考古遗址中都有黄牛遗存出土，由于多数动物遗存鉴定报告言之不详，未对黄牛遗存本身进行更多的描述、未对考古背景进行交待、未提供更多的能进行动物考古学再分析的数据，我们难以对这批发表的资料进行更多的分析和重新解读。主要依据对出土黄牛遗存进行过较为科学鉴定和研究的报告为准，我们应用系列判断动物遗存是否为家养动物的方法（上文）对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研究：就目前而言，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500年～4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地域包括黄河流域上、中和下游地区，出土家养黄牛的遗址有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秦魏家墓地，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新密市古城寨、登封市王城岗、禹州市瓦店、柘城县山台寺等遗址50（图二）。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时间的下限，表明人类对黄牛的饲养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态势，事实上，古代人类对黄牛的最初驯化或饲养要早于这个阶段。即便是我们认为某种家养动物是经由外地传入，我们也许提醒自己：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点，古代人类或许会尝试对其野生祖型进行“管理”或尝试性的驯服，虽然最终的结局是以失败告终或没有留下任何考古资料。

4.2 家养黄牛的传入路线

研究者通过对中国北方地区5个青铜时代遗址（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青海省大通县长宁遗址、内蒙古赤峰市大山前遗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遗址，这5处遗址的时代约为距今4500年～3500年）出土的42个黄牛标本进行线粒体DNA分析，并结合现生黄牛线粒体DNA数据，认为在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古代黄牛均为普通牛（Bos taurus），由T2、T3和T4世系构成，近东起源的T3世系在古代黄牛种占统治体地位；近东起源的普通牛可能通过两条路线传播到中国：T2世系由新疆――西北地区――中原路线传播，T4世系由欧亚草原――东北亚――中原路线传播。T3世系在两条路线上同时传播54。

4.3 家养黄牛的喂饲方式

研究者以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年-前1900年）为例，探讨家养黄牛的饲养策略，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黄牛和绵羊的食性不同（黄牛以C4类植物为主，绵羊以C3类植物为主）。在年平均温度低于15摄氏度的地区，自然植被中C4类植物的贡献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在黄牛的食谱中出现的C4类植物，可以认为是人工喂养了粟类作物的秸秆等所致。同时，表明黄牛的饲养方式主要为喂养，较之于绵羊的放养方式，表明人类更加注重对黄牛的饲养管理55。

4.4 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

（1） 肉食或相关食物性来源

黄牛作为肉食来源，这是最为普遍的现象。骨骼无规则破碎、多出自于灰坑等考古现象，以及动物遗存所展现的年龄结构以年轻个体为主56等信息，均表明古代人类对黄牛作为肉食的食用。宗教祭祀现象中出现的用特定骨骼部位（如下颌骨）的现象，从另一个侧面表示这种动物的其他部位可能是为人类作为肉食进行消费。 除了肉食之外，是否会利用其奶、脂肪等作为食物？我们尚无证据对此进行印证，通过对黄牛年龄和性别结构、食器残留物进行分析可能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2） 骨料来源

在家养黄牛出现之前，鹿科动物是最主要的骨料来源。家养黄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黄牛肢骨（主要是掌骨和跖骨，还包括胫骨、股骨、肱骨等部位）和下颌骨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骨料来源。延及青铜时代，家养黄牛为骨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优质原料，加之制骨作坊的涌现、金属工具的应用等因素，骨器制造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57。

（3） 畜力或役用价值

通过对陶寺遗址出土黄牛的年龄结构（根据骨骺愈合确定年龄）：大部分为老年个体，2岁以上个体的存活率为75%，3岁以上的存活率为67%，由此推测饲养黄牛的主要目的是副产品，最有可能的是牵引力58。

（4） 宗教祭祀

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黄牛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大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与遗迹相关的黄牛遗存的出土。遗址包括：甘肃省永靖县大何庄和秦魏家墓地59、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60、河南省柘城县山台寺61等（图四）。其特点是：黄牛遗骸多为完整个体或特定的骨骼部位，出土于特定的遗迹――灰坑、墓葬等――之内或附近。

第二类：黄牛遗存经加工作为特殊遗物的出土。遗址包括：甘肃省武山县傅家门62、甘肃省武威市皇娘娘台63、陕西省神木县新华64、河南省安阳市大寒村南岗65、河南省孟津县小潘沟66、河南省汤阴县白营67、河南省禹州市瓦店68、山东省曹县莘冢集69、山东省茌平县尚庄70、山东省章丘市城子崖71等。其特点是：黄牛骨骼（主要是肩胛骨）经人工加工为卜骨等具有特殊含义的用具。

傅家门遗址出土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牛卜骨标本，表明黄牛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5600年前。而黄牛开始大规模（甘肃、陕西、河南、山西等多地出现）、多方位（特定遗迹周围、作为特殊遗物）地被应用于宗教和祭祀则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分布范围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猪牲在宗教祭祀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逐渐发生改变，商代中期以后“牛优位”取代了“猪优位”72。

那么，由考古遗址出土黄牛遗存本身所体现的动物资源利用价值出发，我们能否对中国家养黄牛的出现由动因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将在此进行尝试性探讨。

（1） 关于肉食动因说

不同于中国家猪的本土多中心起源73，家养黄牛可能是传入中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家猪起源动因的肉食说74，家养黄牛是在肉食资源相对充裕的情况下出现的。肉食来源是否是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我们将从家养黄牛起源时的生业发展状况谈起。

如上文所述，距今5000～4000年，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形成，多元（粟、黍、大豆、稻和小麦）农作物种植模式提高了农业的总体产量、减少了粮食种植的风险，特别是距今4000年左右，小麦传入中原地区，凭借其优良的高产品质，逐步取代小米（粟和黍）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75。这样的变局对生业模式而言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A. 旱作农业的形成，提高了稳定的、相对充裕的食物的来源，为文明化进程提供了经济基础；

B. 植物性食物产量的提升对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产生了质的影响，动物型食物（主要依靠家畜饲养）在食物结构中的比重大为降低，种植业取代家畜饲养业成为农业当中主要的部门；

C. 旱作农业的形成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进步，农作物副产品（秸秆等）为家畜提供了稳定、充裕的饲料来源，由此，家畜种类增加、家畜饲养业规模扩大成为可能；

D. 家畜在古代人类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更高，家畜饲养业普遍性地成为了最主要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

E. 北方地区多品种（猪、狗、黄牛、绵羊和山羊）家畜饲养模式成型，以家猪为主的原有家畜饲养方式受到冲击，家猪相对比例减少，但以提供肉食为目的的家畜饲养基本上仍是以家猪饲养为代表76；

F. 北方各具体分区中肉食资源来源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东北地区的北部以渔猎方式为主，南部则以家畜饲养业为主；西北地区普遍以家畜饲养方式为主，但也存在以渔猎方式为主的现象，家畜饲养方式中养羊业得到发展，在肉食结构中的贡献值超过了家猪，如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77；中原地区延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家畜饲养为主的状况，家猪肉食贡献值仍高于其他家畜78。

综上，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一方面可以更大限度地满足古代人类的食物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以家猪为代表（某些地区开始以绵羊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保证了肉食资源的相对充裕，在这样的局面下，对黄牛的肉食消费更多地是体现在肉食种类的增加上。黄牛遗存的数量比例直观地表明其在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对肉食资源总量增加的贡献率较小。黄牛饲养难度大、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等劣势注定其在肉食供给方面难以与家猪相媲美，而人类却对黄牛的饲养更加注重（上文）。肉类总是宴饮中的重要食物，由此，这种新的肉食种类，并非人人得而享之，可能更多地为当时的精英阶层所掌控；同时，对它的享用也并非日常习用，它的价值更多地是体现在仪式性宴饮活动中。从这个角度考虑，肉食动因说可能更为合理。

（2） 关于畜力利用动因说

广义的农业中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对黄牛这种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和饲养本身就意味着畜牧业的进步。同时，黄牛可以为农作物种植提供畜力，从耕作和运输方面为其产量提高和规模的扩大提供动力。考古遗址发现的有关开发黄牛畜力的线索（上文），我们需要在今后予以更多的关注，不仅要关注黄牛骨骼上可能出现的与畜力开发有关的证据（年龄结构、骨骼病变等），同时也需要对考古背景信息（农田遗迹、农具等）进行分析。畜力开发对生产力发展有着巨大的助推作用，我们今后工作中需要寻找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对畜力利用在家养黄牛起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加以证明。 （3） 关于骨料来源动因说

手工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而骨器制作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渔猎方式在生业模式中的逐渐瓦解，骨料来源主要倚重于家畜。黄牛骨骼以其骨壁厚、骨节长、比较容易获得等特点而成为骨器制作的主要原材料79。这就从原料来源方面，保证了稳定的、优质的、充裕的骨料来源。手工业是农业的副业，相比较家养黄牛作为畜力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可能作为骨料来源的作用稍显逊色，我们需要具体评估其作为原因因素的比值。

（4） 关于宗教祭祀说

考虑到家养黄牛这种外来家畜种类在当时和日后的宗教祭祀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人类源何饲养黄牛就十分耐人寻味。宗教祭祀现象背后是财富和权力的角逐或彰显，家养黄牛或许也仅是一个物化的载体。考古遗址出土与宗教祭祀有关的现象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家养黄牛是重要的财富或资源，它有可能已为少数精英阶层所掌控；其二，精英阶层将这种珍贵的物品作为牺牲，以宗教祭祀的方式来达成他们对权力的掌控，从精神领域统治民众。中国可信的文献《史记》有两条非常重要的记载：“尧乃赐舜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和“（舜）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80。这两条记载展现了距今4500～4000年前，在中国北方地区，精英阶层从其上任那里继承了黄牛和绵羊等重要的财富，并将黄牛作为牺牲奉献给祖先。文献与考古资料保持一致。总之，家养黄牛以“实物财富”和“精神象征”的方式彰显、巩固和扩充着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家养黄牛的传入及其本身无疑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若与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建立必然的联系，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综上所述，事实上，关于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我们还不能给出一个十分肯定的答案。考古遗址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有待研究的现象，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这些现象能否解释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因为，它们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带有“伪装”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这些现象代表的是最终的结果，从结果本身去追寻最初的动因可能会存在问题。我们不能完全纠结于这些问题，否则将陷入不可知论不可自拔。从考古材料出发，从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出发，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精英阶层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和掌控。也正是这种“欲望”，促成了家养黄牛的引入，促成了家养黄牛在肉食、畜力、骨料来源、宗教祭祀等方面不同寻常的表现。由此对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进行解释，可能更具说服力。

三、 结 语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中国最早黄牛的管理出现在距今10660年前的论述，我们从牙齿上严重磨耗现象的成因、动物遗存的采集和研究方法、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历史背景等3个方面对其所提出证据当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正，以供商榷。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提出我们关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认识，具体包括起源的时间和地点、传入路线、喂饲方式、起源动因等4个层面。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得出的结论如下：

（1） 下颌第1臼齿和第4前臼齿（特别是第1臼齿）出现严重磨耗在老年哺乳动物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牙齿的自然生长和相互磨耗，而与动物啃咬栏杆或圈的行为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就表明原作者据此所提出的“人工管理”的证据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2） 要解决中国家养黄牛起源这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我们需要应用动物考古学的系列研究方法，单凭1件标本，缺乏审慎的科学态度、规范的研究过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 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我们从东北地区考古文化序列和生业模式、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社会背景等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说明，错位的历史观造成了原作者对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错误认识；

（4） 重申我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论述，依据新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对原有认识进行补充和提升，阐述了家养黄牛的传入路线和喂饲方式；

（5） 通过分析家养黄牛在肉食、畜力、骨料来源、宗教祭祀等方面的考古学证据，我们认为精英阶层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追逐和掌控可能与中国家养黄牛起源的动因有关。

随着新的考古学材料不断涌现，随着我们对这些材料的鉴定和研究愈加科学，随着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推进，随着我们以更广阔的世界性视野来思考问题，我们对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以及其他热点学术问题的研究一定会更加科学、对古代社会和历史的认知一定会更加丰富、对当今社会的借鉴性影响一定会更加深刻！

本文写作中承法国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惠允观察馆藏动物标本并进行拍照和发表，特此感谢！

注释：

① Zhang， H.， et al.，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evidence for early Holocene cattle management in northeastern China. Nat Commun， 2013. 4.

⑤ Ducos， P. 1968. L’ origine des Animaux Domestiques en Palestine. Bordeaux： Travaux de I’Universite de Bordeaux 6.

⑦ Zhang， H.， et al.， Morphological and genetic evidence for early Holocene cattle management in northeastern China. Nat Commun， 2013. 4.

⑨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第5期。

14 袁靖：《研究动物考古学的目标、理论和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1期。

16 金昌柱、徐钦琦、李春田：《吉林青山头遗址哺乳动物群及其地质时代》，《古脊椎动物学报》1984年第4期。

17 周明镇、张玉萍：《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志》，《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甲种专刊》1959年第3期。

19、78 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27、33、39、73、74、76 罗运兵：《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科学出版社，2012年。

28 刘国祥：《兴隆沟聚落遗址发掘收获及意义》，见刘国祥编：《东北文物考古论集》，第58～74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0 a.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第303～347页。

3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37 马萧林：《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动物群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40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掘与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年。

42 吕鹏、杨梦菲和袁靖：《（王城岗遗址）动物遗骸的鉴定与研究》，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掘与研究》，第574～602页，大象出版社，2009年。

44 距今4000年前，中国甘肃一些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可能是家马的遗存，但由于资料较少、研究不深入，现不能确认。见傅罗文、袁靖、李水城：《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2009年第5期。

46 袁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十年回顾：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技术与生业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51 周本雄：《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动物遗存》，《师赵村与西山坪》，第335～33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2 赵信：《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

53 余、吕鹏、赵丛苍：《甘肃省礼县西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鉴定与研究》，《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55 陈相龙、袁靖、胡耀武、何努、王昌燧：《陶寺遗址家畜饲养策略初探：来自碳、氮稳定同位素的证据》，《考古》2012年第9期。

6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地区文物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61 张长寿、张光直：《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97年第4期。

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4期。

64 艾有为：《神木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5期。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66 洛阳博物馆：《孟津小潘沟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

67 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9 荷泽地区文物工作队：《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5期。

70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71 李济等：《城子崖》，第90～91页，中国科学公司印制，1934年。

b. Yuan， J. and R. Flad （2005）. “New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changes in Shang Dynasty animal sacrifi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4（3）：252-270.

77 吕鹏、袁靖：《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待刊。

80 （汉）司马迁撰：《史记》，第26页，中华书局，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