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与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 工业商品市场经济； 金融市场经济；新经济；新经济转型

一、中国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的形成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管子・轻重》诸篇论述了在经济领域中，轻重理论就是通过权衡货币、谷物、百物的供需、贵贱等措施，平抑物价、安定民众生活，使国家富强。管子对市场的作用也很重视，认为市场是一个整体，他说：

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1]

黄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黄金之理，则知侈俭；知侈俭，则百用节矣。故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侈则金贵，金贵则货贱，故伤货。货尽而后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后知货之有余，是不知节也。不知量，不知节，不可，为之有道。[1]（88-89）

“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实际上就是动态的市场经济平衡论，也就是说，一切商品只有在市场中才能通过价格体现它们的真正价值，而在市场中，最重要的是黄金的作用。这显然是从宏观上看市场经济的运行。

管子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影响，王安石变法中就提出，国家应该在丰收年景收购粮食，在歉收年景卖出粮食，保持市场的稳定。中国是一个大国，解决吃饭问题是国计民生的首要大事。

中国真正形成农业、手工业的市场经济是在秦汉时期。其实，秦代采取郡县制，是消除了诸侯割据，为中国形成一个大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王夫之评价秦统一的意义时说的那样：“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说中国长期的统一，即使经过动荡，仍然能维持长期统一，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中国形成了一个有广阔空间的农业手工业商品市场，这个统一的市场的力量战胜了分裂的力量，因为割据是不利于商品流通的，所以，人心总是趋向统一。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大一统的思想是与统一的中国市场密切相联的。过去，我们的研究忽略了这个重要的情况。现在我们从新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这个明显的特征。

总而言之，掌握轻重关系的规律，了解各种商品（万物）与谷物、货币与万物、谷物与货币彼此间轻重关系的比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调节物价，稳定市场，才能达到和谐。

第一，土地的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及土地流动和买卖市场的形成。

农业是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而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及使用权的分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

我国商周时期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实际上“王权”是国家象征，这是土地国有制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掌握着土地分配权，王室的所在地叫做“王畿”，其它土地是以分封的形式分配给诸侯、大夫，这些贵族实际上得到的是占有权和使用权，所以，向王室纳贡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战时出兵等各项义务。贵族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世袭继承的。明代王叔英说：“古者田皆在官，……后世田有官民之分。”所谓“官田”，就是国有土地；而“民田”则是指拥有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

民田的出现，是在战国时代，孟子的“八家共井”是一种劳役地租形式，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所以后世关于“井田制”的争论，往往说不清楚。最明显的土地变革是商鞅变法。分到土地的农民是要向国家交租和服劳役的，同样道理，地主也必须向国家交租，所以收取租税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体现，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法律的意义上说，作为土地的占有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对国家承担义务。商鞅变法的特点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也可以当作遗产被继承。这里必须注意，过去的研究者误认为这种土地买卖是土地私有制，其实被买卖的是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因为买来的土地仍然要向国家交租税，并承担劳役。

土地兼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自耕农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是兼并的主要对象。土地兼并过程，实际上就是地租的转移的过程，失地的农民向地主交租。地主拥有的土地越多，经济实力积累得就越大，兼并土地的力量就越强。因此，汉代董仲舒发出了“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感叹。土地兼并的具体形式，一种是购买，一种是巧取豪夺，还有二者兼而有之。土地兼并实际上形成了土地流动的市场，这就是中国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的基础。 中国在秦、汉以后，不存在土地逐级封赐制度，因此，地主占有土地并无严格的等级结构。西晋实行过官僚、贵族按品级占田的制度，唐代也有亲王、百官按品级受永业田的制度，但是，西晋、唐代官员在占田受田外，还可以购买土地。宋代规定的按官品限田，实际是限制官员土地的免赋役额，在这个限额之外，还可以购买土地，只要负担赋役，就可以扩大占有土地。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无论王室成员还是各级官吏在他们的免赋役限额之外，仍然存在着大量承担赋役的土地，当然这种所谓的“承担”是从法理和法律意义上说的，实际的操作是想方设法逃避或者少承担。

自耕农土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稳定的。由于租佃制的存在，使中国佃农没有完全被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少数佃农甚至还可能上升为自耕农。但是，更多的农民在遭遇自然灾害时，往往成为“流民”，而“流民”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雇工和手工业工人。

第二，农业、手工业的“规模生产”与“小生产”并存。

地主兼并土地形成了“规模生产”与“小生产”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延续着。先看小农经济与市场的关系：

战国时期的许行，曾经聚集数十人于滕国，试图实现他的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理想，《汉书・食货志》描述其成员衣褐、素冠，俭朴之至，但是，他们的生活是靠与“百工”的交易，因为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自织而衣，自己制造陶器，甚至自己制造家具，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农业生产，他们与百工的交易主要是“以粟易之”，也就是通过出售粮食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农具。这些都说明，即使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不能脱离市场而存在，他们必须依赖农产品与百工的交易才能生存，也就是说，所谓“自给自足”并不是简单的一家一户，而是指的一定区域，甚至是一个市场。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商品，这也是管子“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的市场经济思想的事实根据。

其实，不仅农业生产，甚至纺织也不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能够完成的，《战国策・秦策》有一段话是描述“处女”的：

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而无烛者欲去矣，谓处女早曰：妾以无烛帮，常先扫室布席，何爱于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处女？[3]

“处女”即是群处而织者，她们是“妇人同巷，相从夜绩”。白天从事家务，做一些辅助性农活，晚上聚集在一起进行纺织劳动，同时而做，可以节约灯油和取暖的柴禾，更重要的是交流纺织技术。所以真正的自己家庭的独立纺织，并不占主要地位。群处而织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纺织作坊的出现。

我们再看庄园经济。汉代土地兼并造成的是大庄园经济的出现，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经济发展引起思想家的注意，东晋谢灵运的《山居赋》描述得很详细：左湖右江，往渚还汀。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颜氏家训・治家篇》详细描述了庄园经济的功能。甚至在《齐民要术》的《耕作》篇中，也详细介绍了庄园经济。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庄园经济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技术进行规模经营。当时出现的三人耕法，二牛、三牛相配套的大型农具，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做到的。这种庄园经济又是建立在农民成为庄园主的徒附、部曲、宾客、佃人、奴婢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庄园经济是一种有组织的规模生产，其经济实力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有很大影响。

第三，内需商品与外贸商品。

粮食、布匹、食盐、铁器是中国传统经济中的四大内需商品，也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支柱。中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所以粮食、布匹、食盐、铁器主要是满足内需，而不是出口，真正出口的商品是丝绸、茶叶和瓷器。

中国秦汉时期，虽然生产力提高，但是粮食生产并不稳定，受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农业的丰歉很容易造成粮食价格的波动，而且这种波动也很容易引起其它商品价格的波动。例如秦王朝统治时期，有记载可考的灾荒歉收计有：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岁大饥；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天下大旱；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大饥；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大饥。[4]平均四年发生一次。《汉书》中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5]即使是汉武帝时所谓盛世，这种波动仍然存在，据统计有十七次之多。[6]所以管仲把粮食看作是最重要的商品。汉代盐铁论的争论，也反映出食盐和铁器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最有趣的是纺织工业品市场。战国秦汉的齐鲁、陈留、襄邑、成都都是有名的纺织品生产基地，丝绸、棉、麻是纺织品生产的主要原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棉、麻纺织品是主要的衣料来源，丝绸衣料主要是富人的象征。但是，丝绸产品的丰富已经超出了内需，成为汉代主要的出口商品。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上古史》，称中国为“Seres”，即希腊语“绢”之义。公元前150年，托拉美《地理书》中亦记载希腊商人到过“绢国之都”。此地据一般学者解释，相当于今日新疆疏勒，为中国古代西部之国际市场。[6]（440）《汉书・西域传》称疏勒有列市，亦是证明。据此，说明中国丝绢早已运至疏勒，再转运至欧洲。“丝绸之路”的称谓便是自汉代开始的。汉武帝遣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以汉丝绢之类居奇，丝绸在外贸中起了重要作用。[6]（450）

第四，职业商人与手工业工场。

战国时期出现了职业商人，他们与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楚王室封君鹗君启，拥有一支活跃于江淮地区的商队，最多时拥有150只商船，运输量达到1800吨，车队50辆，运输量达到500吨。[16]这种商人带有官商色彩。同时，民间商人也出现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商人和他们的业绩之后发出感慨：说他们无秩禄之俸、爵邑之人，而乐于之比者，命曰素封。实际上，中国传统经济中，职业商人不仅从事商品的运输和买卖，而且介入到实业中，甚至投资于手工作坊和工场中，最明显的是医药行业前店后场的模式。

中国古代手工业有三种形态：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官营手工业的特点是：由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工匠在官吏监督下生产，资金雄厚、规模大、分工细、技术水平高。原材料由官府提供，产品由政府调拨，一般不进入市场。私营手工业，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代中期占据主导地位。私营手工业经营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唐代以前，私营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农民家庭副业和城镇家庭小作坊的形式，唐宋以后，私营手工业得到显著发展，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商品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至明中后期出现大规模手工业作坊，实际上演变为制造业工场，而且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计工受值”式的雇佣劳动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三大出口商品丝绸、瓷器、茶叶都与手工作坊和工场有着密切联系。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手工工场生产发达的关系是很明显的。

第五，其它市场要素。

手工业的发展，也造就了劳动力市场，不仅农业生产中出现了短工、长工，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职业的手工业劳动者。在长期的传统经济中不仅存在着农民变地主、地主变农民的现象，而且存在着工人变作坊主，作坊主变工人的情况。如果说农民变地主、地主变农民只是少数，那么，工人变作坊主，作坊主变工人的情况，在传统经济中，则是经常的现象。

至于货币的变化，这里就不多说了，宋代出现纸币“交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经济中的特殊现象――“钱庄”和“票号”。

中国最早的钱庄起源于兑换。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多元化货币制和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状况，货币兑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兑换业务则自西汉开始出现，钱庄最早出现在唐朝，当时叫钱柜。这是私人大商人经营的存放钱物的地方，与现代银行不同，唐代存钱不仅没有利息，还要交保管费。真正的钱庄出现在宋代，当时钱庄出现了“飞钱”。例如，商人在开封的一个钱庄存了100两银子，要到成都做生意。那么，商人拿着开封钱庄开给的票据就可以在成都的分号提取现钱了。这样大大方便了商业的流通。宋代钱柜、钱庄有所发展，还出现金银店、柜坊等兼营钱币的业务。元代及明初，政府开始发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银、钱、钞三品并行，多种公私机构商号兼营兑换业务。明朝末期，钱庄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于是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逐步演变为钱庄发行具有钞票性质的票据。除此之外，在民间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活跃着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等。随着钱庄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到清朝各地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实际上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中的金融市场，当然这还不是银行。这正是中国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的特征：既有依赖于商品市场的金融业务，同时又不发达。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征。

二、中国传统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管子・轻重甲》）也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相，垄断了盐铁批发生意，建立了国家粮库，形成一种国家管理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还有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过去，我们常从政治意义上评价秦统一六国，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强调其对中国统一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从经济管理与政治管理，以至对思想文化的影响来评价，会发现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中央电视台网站上有一篇文章《秦朝兵工厂标准化生产显现一个帝国的强盛》，详细介绍了秦国兵器的生产和管理，我们摘录主要内容：

战国晚期，出现了铁制兵器，但在这个阶段，铜兵器依然是短兵的主力。1974年春，在陕西骊山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出土了青铜剑、青铜铍、铜戈、铜戟、铜矛、弩机、箭镞、铜殳等大量青铜兵器。也就是说，兵马俑坑中出土的4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 战国晚期铁制兵器虽然已经出现，但尚未为列国所广泛使用，金属工艺也未尽成熟；而此刻，中国青铜古兵器的冶炼铸造技术（包括金属工艺）正处于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巅峰。众所周知，高锡青铜兵刃虽坚硬，但劈砍易折断，秦国的兵器工匠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金属工艺问题，大大提高了铜兵的柔韧性。

秦式铜剑不仅长，而且很锋利。一些剑出土时毫无锈蚀，光洁如新，锋刃锐利。经试验，一次尚能划透18层纸。这些剑表面都呈灰黄色，组织细密，没有沙眼。而且剑身表面都进行了精细的锉磨、抛光，故极为平整光亮。

秦俑坑出土的青铜铍，铍首长度多为35厘米左右，茎长12厘米左右，铍之木柄，多已腐烂残损，铍身刻有“十五年寺工工”之类铭文，茎上刻有“十六”等字。“十五年”为秦始皇纪年，“寺工”是中央主造兵器的官署机构，铍上最后还刻有实际生产的工匠名字。

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

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它的设计非常精巧。一号俑坑已出土铜弩机158件，无郭，素面。出土时有的仍在弩的残臂上，大多数仅见弩机不见弩臂，铜弩机由望山、悬刀、牙、栓塞等部件组成。机件大小基本相同，只有悬刀的形制和大小略有差异。弩机作为安装于弩臂后端的机械装置，有瞄准与发射双重功用。

秦军的三棱弩弓箭头取消了翼面，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有效地减低了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

这种古老的箭头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17]

这里，让我们看到秦国管理的全貌，不仅工艺高超，更重要的是标准化管理，进一步推理，我们就明白：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甚至把诸侯国的老长城连接起来，修筑新长城，都是标准化管理方式的延伸。那么这个延伸还涉及什么领域？就是秦推行的郡县制，这是行政管理的标准化，所以出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不是偶然的。也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的“大一统”有两个内容：一是商周时期血缘分封的“大一统”，一是秦汉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从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上，我们充分看到经济管理方式与政治管理方式的统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秦朝的“焚书坑儒”，其实质是要搞思想统一。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是一部综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流派的著作，甚至被称为“杂家”，秦始皇显然不满意这样的书，实际上，韩非的书中，已经透露了抑制百家争鸣的意图，这种抑制各家学派思想争鸣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后来儒家把“焚书坑儒”列为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也是有道理的。

其实，战国时代的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对思想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孟子反驳许行的那段精彩论述：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8]

孟子听到陈相所转述许行的话时，连续追问，而在一问一答中却明显暴露出许行自身矛盾，即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做，但是他可以通过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达到完善的生活。正是在这种推论的基础上，孟子得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的结论。

经过战国时代，秦朝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在汉代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 汉初，曾有“复六国”的各种议论，但是遭到了否定，汉承秦制，坚持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对后来的中国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意义在于维护了统一的大市场。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经济条件下，统一的国家管理对于市场的流通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看到，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其根本意义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同，一方面定儒家为唯一的官方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又百家存在。也就是说儒家以外的学术思想是非官方的思想，只有儒家才是官方大力提倡的正统思想。

三、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

第一，长期以来，理论界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把工业化以后定义为“市场经济”，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不承认中国曾经存在着“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而历史事实却清晰地表明，在秦汉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市场。由于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货币的统一，度量衡的统一，文字的统一，形成了满足内需的粮食、布匹、食盐、铁器的市场流通，也形成了大宗出口的商品：丝绸、茶叶和瓷器，加速了世界白银向中国的流通。这难道不是市场经济吗？

第二，把中国传统经济定位于“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工业市场经济”概念不冲突，而且可以清楚地展现中国近现代的转型，是从“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向“现代工业市场经济”的转型，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证明了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和洋务运动的实质，是经济转型，而且是经济转型的客观形势引起了政治改良。

第三，中国近现代以来，经济转型的艰难是由于长期的“农业手工业市场经济”形成的思维方式造成的自我满足的心理影响，那些保守的观念总是认为，中国是天朝大国，甚至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对“现代工业市场经济”抱着抵制的心理。甚至主张改良的，也抱着“变器卫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世界已经发展到“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大趋势。

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市场经济第一个阶段是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导商品的传统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第二个阶段是向工业品和机械化农产品为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当今世界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是以高科技产品和金融产品为主导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