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昆明同乡组织发展概述
[摘 要]同乡组织是移居异地的同乡籍人士，以乡土地缘为纽带而自发设立的一种民间互助自治性团体，有会馆和同乡会两种形式。昆明同乡组织兴起自清中晚期，到民国时期发展已达上百个之多。本文就近代昆明同乡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在城市生活中的职能与地位作略要概述，简析其历史意义。
[关键词]近代；昆明；同乡组织；职能
同乡组织犹如中国宗法制社会的一个缩影，是明清时期同乡籍人士在客居地自发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初以会馆命名，民国以后，同乡会成为同乡组织的新形式。云南地处边陲，开化较晚，因此昆明的同乡组织在清晚期才逐渐兴盛起来，民国以后，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同乡团体在城市中扮演着管理外来人口，救助失业同乡的角色，同时还心系桑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一定程度上弥补近代社会转型时，政府管理职能的空白，有效发挥了自身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中介作用。
一、近代昆明同乡组织的产生
云南自元代以来，行政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昆明作为省会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昆明处于滇中湖盆群地带，人口集中、农业发达、气候宜人，也是滇南、滇西、滇东的联系纽带，交通便捷，拥有广阔的市场及腹地，方便省内外各地的商人前来贸易，集散物资。历经明清两代更迭，昆明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市井逐渐繁荣。
昆明最早的会馆应该是康熙年间出现的禹王宫、西来寺、兴福寺。云南本省乡帮则有彩云观、建阳会馆，建馆时间都在咸丰以前。
（4）在道光戴炯孙《昆明县志》卷四《祠祀志》中，记有彩云观一个本省同乡会馆。
（5）《清末昆明街道图》，上标有本省同乡会馆三个：建水会馆、三迤会馆、虹溪试馆。
（6）建水会馆即建阳会馆，三迤会馆的前身是彩云观，虹溪试馆乃是晚清云南首富弥勒虹溪人王炽兴资所建。在昆明翠湖南路石屏会馆里面《石屏会馆简记》碑上，刻有该馆“始建于乾隆年间”，说明石屏会馆也出现较早。
会馆作为客居人集会的场所，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在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印记，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风云剧变的晚清社会，四民阶层格局的打破，会馆的性质区分不再那么明显，不论学子商人，都可以进驻馆内，可以说会馆的存在，既可为流寓外域的同乡提供聚会、驻足和联谊的场所；又可为同乡办理善举，提供救济；还可以团结同乡，维护共同的政治经济权益。
二、民国时期昆明同乡组织的演变
会馆按功能可划分为同乡类和同业类。20世初，同乡类会馆被同乡会取代，同业类会馆被同业公会取代。同乡会是新型的同乡组织形式，会馆作为一种建筑供人寄居的功能依然存在。民国23年（1934年），南京政府通过了《建议中央速行订颁整理同乡会组织暂行办法以明系统而便指导案（修正案）》，提出会馆归其同乡会管理，县市同乡会应隶属省同乡会。因此，昆明市内同乡会的办事点基本都设在会馆内，但也有些经济实力强的同乡会另立办公地址，如玉溪旅昆同乡会办事处在玉溪街，玉溪会馆则在民生街
（7）。
民国时期，昆明城内会馆按地域分，可分为外省和本省两种同乡会馆。外省旅昆会馆建立时间相对较早，到民国时期，数量略有增长但变化不大。如下表所示：
同一省份或邻近省份的人会有多个会馆馆址，如两湖会馆，是湖北、湖南两地人所建。随着时间推移，来昆逐渐增多，便另立新址，到民国时期，两省各自人数到达一定规模，就独立分开，不再合建。又因八年抗战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大量难民的涌入，会馆的数量也会相应增加，如北八省会馆。
昆明同乡组织建立的数量与规模，和社会政治变动息息相关，也是异地与本地商业经济往来的印迹，尤其是本省同乡组织，距离昆明的远近与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低反映了在昆的同乡组织实力的强弱。
三、同乡组织在城市生活中的职能与地位
同乡组织在城市生活中起到整合乡人力量、协调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实现自治管理等作用。如浙江会馆“月帮孤寡章程”中规定：在昆同乡，每月捐助银两8钱，每月初一收，初五发放。凡孤儿寡母或身残无业、生活无助者，每月给一分。
（11）抗战时期，难民涌进云南，为缓解人口突然猛增对昆明城内造成的压力，各同乡组织呼吁本籍富商豪贾、学政翘楚慷慨解囊，让难民免费住进会馆、发放生活用品、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帮同乡介绍安插职业等社会管理与救助工作。
同乡组织对家乡观念的认同，体现了地方文化在移民社会中确立起自已的地位。通过同乡组织，地方文化可以展开与当地文化的正式交流，在这种有组织的共融、互补、互惠文化交流活动中，彼此保持自已的传统，同时又不断吸收别人文化中的精华，必然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同时对旅居地而言，城市中为数众多的同乡组织，以会馆为阵地，籍贯为纽带，以一种原区域文化形态在新的入籍地再现，它把原生地的文化风俗带到城市，使城市的本体文化结构发生变异，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成为不同文化聚集的熔炉，造成一种多元文化的渗透，进而形成了多元文化的并存。
正如窦季良先生所说，乡土从来就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事实上，缘于地理概念的乡土，自商品经济和近代百年战乱的影响，已逐渐失去故土原籍的地域“祖根之地”的意义，开始突破原狭义的地籍概念而向外扩展，而恰是这种乡土观念和意识的泛化进程，也是同乡组织衍生与发展的历程。正是这种“泛化”为同乡组织充当政府与客居群体之体的媒介，为其管理调控组织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一定意义上成为政府可依靠的力量。同乡组织作为政权机关之外的民众团体，以互助、公益、中介等性质在近代城市外来人口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控制、冲突协调、利益维护作用。在政府缺位和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它们的存在不仅有助于稳定城市治安，更有助于推动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为地方及时传播信息，实现土客两地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