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环境困境

【摘 要】 本文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论框架，以现在频发的雾霾天气为切入点，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重新审视和分析环境困境，寻求雾霾困境下的政策出路：再造政治，转变模式，党的十八大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道路；全球治理，责任共担，加强科学技术的交流，互利共赢；科技创新，开发新能源。

【关键词】 风险社会；环境治理；雾霾

2013年，中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多次登上报纸“头版头条”，与环境相关的专业词汇变成了年度关键热词。雾霾现象呈现出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污染物浓度高三大显著特点。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说：“空气污染是个最大的民生问题。”由此可见，研究环境问题，尤其是以雾霾天气为代表的环境困境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被传播到中国，本文试图引入这种新的理论视角，厘清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及其观察维度，从而具体分析在现阶段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受雾霾天气的困扰下，我们如何运用风险社会的视角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政策出路。

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了“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随后出版了《全球风险社会》，基本形成他“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在贝克看来，风险和人类是共存的，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风险社会，但近代以前是自然风险占主导，我们并不能称之为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只有在近代之后，人为的不确定性逻辑不断扩散和社会结构和关系更加复杂，人类成为风险的主要生产者，工业化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和“风险社会”雏形。因此，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用来描述和反思如今西方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却伴随着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社会现象。

一、风险社会视角下的雾霾困境

“风险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环境问题的理论模式，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最重要的表现的是其反思现代性，风险和不确定性成为了标志性概念。风险社会改变了以往社会的基本结构、运行逻辑和社会动力，是一个工业社会反思现代化的过程。

首先是风险分配的广泛性。贝克开篇就提出现代社会面临着各种风险，说明风险产生的原因和财富分配逻辑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区别。通过对财富量的分配，把社会成员分成了三六九等；而在风险社会中，这种分层是不存在的。由于风险有“飞去来器效应”，因此在风险社会当中大家对风险的分配都是无可逃遁的，每个人都平等的，“不平等”的社会价值体系已为“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

雾霾的广泛性、持续性和危害性表面上使得社会当中的任何一人无所逃遁，但风险社会更指的是一种未来趋势而不是目前实际。我们正处于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交叉重叠的时代，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使得在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下处于金钱金字塔顶端却受困于雾霾天气的人们开始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域来规避风险，或者通过先进昂贵的药物来预防和减轻雾霾天气带来的伤害。因此，财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雾霾这一风险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而贫穷的人们，由于不能通过财富来规避风险或者购买安全，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着风险所带给他们的伤害。

因此这样暂时形成了财富集中在社会上层，而风险由普通贫困人民承担的局面。但在风险社会的视角下，现在局部的雾霾天气只是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交叉的产物。随着现代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现代社会完全过渡到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完全过渡到风险社会时，风险社会的秩序才真正形成，不同于工业社会初期是垂直等级式的，而是网络式、平面扩展的，其结构也不再是由权利、财富、地位等阶级要素组成，而是由独立的个体作为主体组成的。

其次是科学本身的局限性。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示着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科学发展的同时，潜在的风险也增加，当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应用。风险社会所面对的风险，是人为的风险，并不是传统意义通过人为的预测和干预就能有效的缓解问题的自然风险，这里的风险形式比以往的更加复杂，不确定和不安全性也更高。本文所要解释的雾霾天气正是近些年才凸显出来的风险，而雾霾这种风险已经超出了其自然本性，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风险有明显的不同。

在贝克看来，在反思现代性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科学”本身，科学为社会的良性发展和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保护伞”，生产力的提高为科学提供了合法性支持，科学的规则是天经地义的，产生的负面效果与科学无关，是独立于政治和伦理的批判之外的，因此我们需要把批判精神贯彻到底，反思科学本身。

雾霾的产生并不是科学偶然的无能和缺陷，而是制度性的。如今，科学改变以往独断指导知识的应用的作用，而是要将批判的矛头对准自己。但是反思科学并不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因为解决风险问题同样离不开科学的帮助。雾霾的产生是科学带来的后果，治理雾霾问题同样离不开科学的帮助。

二、规避雾霾风险的政策出路

1、再造政治，转变模式

贝克提出要通过“再造政治”来应对风险。作为制度和技术层面的风险，普通民众大多时候并不是能够直观准确地感受到其对自身所造成的危害，这些风险造成的伤害受到专门知识的垄断，只有行政机构和专家才能够准确的了解对每个人来说正确的和有益的。因此，在这里“知识”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含义，公众无法通过政治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施加影响。贝克提出解放政治，让政治“没有中心”，用分化的政治来取代中心的政治，打破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僵硬的界限，让公众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

党的十八大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道路，表明中国退出世界市场的恶性竞争，改变片面追求成为经济第二大强国目标，走中国特色文明之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提出改进“唯GDP的干部绩效考核体制”，把单纯对GDP的增长追求转向对国民福利的最大化追求，中国发展目标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向“又好又快”转型，打破原有的恶性循环。因此，发展模式和目标的改变是治理雾霾这一风险的根本所在。

2、全球治理，责任共担

发达国家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工业化程度已达到一定水平，当发达国家认识到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现代工业有风险，便开始寻求将危险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减少规避风险的成本，造成了新的国际不平等。在贝克看来，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发达国家或地区通过转移来规避风险的力度是有限的，“罪魁祸首和受害者迟早会同一天到来”。因此应对雾霾这一风险，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应该责任共担，模糊各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地区由于有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应该首先认识到要为自己工业化所造成的污染买单，而不是相互的推诿，应该共同商讨，责任共担，制定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的国际合作，加强科学技术的交流，互利共赢，实现可持续发展。

3、科技创新，开发新能源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进步，既带给人类新的便利，也带来了科技滥用或者失效的风险。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受制度和技术的局限，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污染物的有效处理，导致了近些年雾霾天气的频发。作为工业化的“后遗症”，科学家应该科技创新，客观认识新技术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当科技的副作用显露出来时，政府和科学家能及时有效的“有组织的承担责任”，从而可以有条不紊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