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保守与革新

[摘 要]中国古代制度的创立无不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息息相关，东方文明特有的专制氛围下，关于制度的创立是尤为显得突出与重要。自从秦朝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建立之后，我们对于王朝国邦的治理就有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人才体系，这种人才体系也就构成了中国精英政治的模架，从而引领着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制度；文化；精英团体

政治的发展实则是一种完全的控制，每一个王朝的稳固建立实质上是这一政治集团的建国理念，以及所掌控的知识信息突破了旧有王朝的政治构建模式，并且在对于未来发展的信息掌控上要牢牢凌驾于任何的个人与团体，简单的说就是旧有“精英”团体的没落与消沉，以及一种新的精英团体的突现与壮大。（或者是王朝精英团体内部对于阻碍未来发展中反动者清算的一种量变）那么当这一政体取得政权之后，所首创的便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一种尽可能包揽他们这一时代认知范围的制度，而一旦这种制度被有效的构成，那么它也就自然的形成为了一种牢笼、枷锁。并且在未来的时日里时时刻刻的规矩着人们，成为我们井井有条的秩序，同时也禁锢着这个王朝所统治下的臣民。那么现有制度的局限性也就有效的控制并延缓着新思维的迸发，而这种模式也一直沿用至今。

举个例子证明这种观点：早在春秋时代，老子讲求的便是愚民而治，他还说：“治大国，如烹小鲜”[1]，于是他反对政策上大的变革，这当然是对于未来发展的反动，也决然被看做是一种落后。然而我们似乎也能从侧面了解到这种思想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因为从历代的政权对于民众思想控制的措施中，我们就可以依稀看得到上述的影子。但是在对于即将来而来的战国情势的变化上，老子显然缺乏判断，因为他本身代表的思想是以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认识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新的精英团体在经历了长时间众多的个体元素的融合。在其自身所体现的初始的属性已经逐渐显得模糊不清，儒、墨、道、法，三教九流，最终形成于一个全新的精英团体时，他们共同建立的王朝体制就是这一团体本身文化的体现，汉朝便是这样，唐、宋、明清亦是如此。汉朝集聚了秦楚之制，沿用了齐鲁文化，它是这一地域家族式精英团体的集合体。等到东汉末年儒学凋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新学（新儒家，新道家，佛家）的再度融合，关陇和河西的这一地域式的文化品质又被唐朝所积聚，及至宋季，文化素养的扩展已经从贵族推广到中下层，尤其是市民阶级。地域上则凸显为江南经济的繁荣，政治方向的掌控开始不独赖于某个家族，而这一现象也日趋显得复杂、细微。

自宋以来贵族门阀的完全解体直接导致的又一后果是夷夏之防观念的转变，民众信仰的取向不再像贵族门阀时代那样的高贵，逆来顺受的思维渐进转入，个体自我的本位思考逐渐增加，逆来顺受的自我意识渐渐淡化了夷夏之防的观念，也因此才会有元朝、清朝这样的异族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这就是经济文化所普及发展的一个侧面反映。另外，这种来自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汉族的稳固统治只能是建立在更加严厉的奴化、愚民以及高压的控制政策上，那么他们体现的一方面是对于汉族前辈精英团体的学习，另一方面则是对原有的本该继续发展的文化心理的反动的“保持”以使之停止直到僵化，继而等待全新的思维团体的打破，只是越是到了近代就如同梁任公讲的那样“历史的大势，可谓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愈近，愈成为‘凡庸化’”[2]那么这种文化的普及与下移正是构成这种情况产生的直接的促发者，只是用来标榜正统的载体从一姓一氏渐次转化为团体的组织，直到近代废止。然而时至今日，这种一方面对外寻求发展，另一方面对内寻求控制的政治经营模式却并没有发生转变。

所以说制度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那个精英团体的政治要求，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讲制度完全是一种羁绊而理应遭到抛弃呢？至少在现有的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形势下，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能更好的解决人类绝对自由化所将带来的负面影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3]那么以制度代为统治者合法的发言权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要想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必先了解这一时期颁行的制度，制度是统治者思想上无形的影子。而要想发展只能是对外的发展，对内则是要有可控的创建。制度就是要扮演着对内的角色。

那么以此来解释的话，这样世传的君主便成了这一政治集团所拥立的标杆，我们早已无所谓对于合法和正义的思考，这些仅是用心者对于政治上的渲染和附会。那么以此来作为理解，就如楚汉之际为何要拥立一个看似“无赖”的刘邦，大概他只是担任内核的作用吧，难得的是他能糅合周围松散的精英团队，因此刘邦也极具吸附力的完成了对于汉朝人才团体的建立。秦统一六国有在战国积聚而来的各国人才的汇总，例如魏人公孙鞅、赵人楼缓、魏人张仪、魏冉、范雎、韩人吕不韦、楚人李斯、燕人蔡泽，而秦所具备的精英团体其方略认识较之六国远要显得健全完善，然而终究还不能做到江山永固，他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内在的包容与巩固，因而也就有了秦统一之后，楚汉之际再次的糅合与整理，汉承秦制，差不多从制度上几乎没有什么再多的改变，他体现的便是对内的文化包容，换句话说就是政权的控制与巩固。汉末魏晋以来的纷争则是汉族先进文化自身禁锢的“发展”而又不得不对外扩展影响的结果，我们且由希腊、罗马等国的历史来借鉴，他们这种极度对外扩张式的发展，带来的是对于其他民族的觉醒，也如同拿破仑对于欧洲的扩张最终必然带来的是法国乃至欧洲重新的整合。而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特征又存在这样的差异，东方文化其体现更多的封闭性、自省性使得王朝在对内的控制力要较之西方显得强有作用力，他似乎更愿意专注于自身封闭式的闭关修炼，而不愿意像西方的那种冒险式的外出的体验，却由此使得我们五千年的文明能够延绵而不绝。汉代囊括了春秋战国人们智慧的结晶，而发展来的汉学界定了汉族的身份特征，魏晋以来至唐朝最终奠定了胡汉和睦共处的局面，宋以后，辽、金、夏、蒙古、他们能在一个时代独领一朝就可以表明在中国这个大地上由文化的扩展而带来的各族要求本族代表中国的意识的崛起，却不仅是为了魏晋时期一族的争霸显立。

再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文化由首出的影响少数团体，渐次向下扩展而影响到民众，甚至再到一个民族的建立，期间这种政治制度因素的导向不容小觑，这也就衍生了我们文化发展演变的两种路线，一种是在国家统治引导下的官学内容的发展，一种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的私学内容的发展。

统治者以自身利益出发，其推广下学术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有效的控制世人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有序的培养自身的继承者，以使之应对未来而不至于被彻底的覆灭。可以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基于统治者对于政治与人才培养的紧密认识，从秦朝以前传承下来的世卿世禄制到后来武帝时期开创的察举制、征召制，可以看出国家从人才的培养出发越来越加大对于官员能力素质的重视，一直到隋朝开启科举制的形式，这种以国家主导的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到了近代科学独立出文学的地位并全面领导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至此文化被构置于统一意志下的一角，循循渐进，世人安心于这种看似公平又有序的模式中变得更加安分守己，我们从科举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在中国古代其象征性、笼络性的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对于人才教育全面推广的目的。我们从汉代、唐代、宋代一直以来的吏治与文学之争的结果来看也能很好的证明这一点，就如同大凡夸耀其好的政绩时代我们都归纳出他们“其务为治”的思想特点。

时至今日，制度依然保有它双重的属性，文化的革新与发展触动着制度的进步，而控制又使得旧有的制度显得保守、落后。然而也正是制度的这种保守式的前进才更能稳健的保有我们社会的发展。那么革新还是保守？这种相辅相成的共进关系也许可以更好的体会老子的那句话：治大国，如烹小鲜。循序渐进有时候更加显得宝贵，只是到了知识大爆发的近代，制度如若跟不上知识的步伐，必然成为我们思想的牢笼，也终将会禁锢人们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