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呼伦贝尔地区卡伦重设之考述
[摘 要]“卡伦”是清朝为控制边界、追捕“逃人”、传递文书等所采取的重要固边手段。“庚子之乱”后，清政府重新在呼伦贝尔沿边地区设置卡伦。与前设卡伦相比，重设卡伦的职能更加广泛，比较适合当时边防形势的需要，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本文将依据相关史料，对清末呼伦贝尔卡伦的重设、职能特点等做一概述。
[关键词]清代；呼伦贝尔；卡伦
一、呼伦贝尔初设卡伦概况
沿中俄边境设立的内外两道卡伦相互呼应，其主要任务为巡视边界、驱逐越境俄人。呼伦贝尔西南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接界、东南则与布特哈八旗为邻，为了划分地区边界，防止对方越界游牧、狩猎和传递往来文书，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朝在呼伦贝尔西南方向设置地区边界卡伦十六座（1847年增设三座），咸丰十年（1860年）又在境内东南与布特哈交界处设立卡伦六座。清代呼伦贝尔地区卡伦数量最多时，曾在三个方向共有卡伦五十余座，这种设卡密度远大于同时期其他边境地区，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对呼伦贝尔卡伦建设是十分重视的。
二、卡伦的荒废与重设
清朝后期，俄罗斯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窃取我国东北土地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并将东北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面对俄罗斯的侵略和渗透，清朝在边境地区设置的卡伦或遭俄人焚毁、或是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完成巡护边境的职能，致使沿边各项利权任由俄人攫取。
“庚子之变”后，俄人将呼伦贝尔沿边卡伦尽行焚毁，守卡官兵逃逸。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呼伦贝尔边防处于“真空”状态，俄人“盘踞我金矿，安设水磨垦种荒地，河中之鱼，山中之草木鸟兽均一任取携”[3]。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呼伦贝尔副都统苏那穆策麟重设外卡十一座，“以蒙人坐守”[4]，这里指的蒙人包含索伦、达斡尔等民族，并不单指蒙古族。每卡设卡官一员、领催一名、卡兵八名，兵丁每月食饷银二两。但是，重设卡伦非但没有起到防边固边的的作用，驻卡官兵反而做起监守自盗的买卖，“兵单饷薄，不惟不能守边，反籍以盗卖木植羊草，甚且有受外人一脔之饱而为守牧牛羊者”[5]，呼伦贝尔地处北疆，气候寒冷，驻防兵丁生计异常困难，而此时的边防形势已不似雍乾时期，无法再沿用传统的守卡方式，徐世昌认为“边防之废弛，实由于蒙人之愚弱”[6]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哈埠铁路交涉局总办宋小濂调呼伦贝尔，任护理副都统之职。宋小濂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边务，“到任伊始即咨商省署，经营边务，详订章程”[7]，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将去年设置的十一座卡伦重新整顿，“将卡伦蒙人一律撤换”[8]，派员赴吉林、奉天等地招募农民充当卡兵，宋小濂以“仿古人屯田之意，为经久之谋”[9]的设卡原则，改变了过去卡伦专守防卫的职能。初拟设卡伦四十座，后因江省财政拮据，改为二十一卡，“沿边属境，见约每七十里设一卡伦”[10]。每卡设卡官一名、卡副兼书记一名、通事一名、卡目二名、卡兵二十名。平时以十一名卡兵巡边，另外十一名开垦荒地。卡兵每月领饷银五两，并以其开垦土地“所得粮食作为卡兵津贴”[11]，此外，重设卡伦还具备了征收边境木植羊草各项税款的职能，除将总税款的八成上交省署外，其余二成则作为各卡津贴，卡兵的待遇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
卡伦重设同时，呼伦贝尔城设边垦总局，负责管理全境卡伦、垦务、收税等各项事务，满洲里设边垦分局，吉拉林设设置委员就近管理所辖卡伦，库克多博卡伦与珠尔干河两卡各增设总卡关一员，管理周边所属各卡。呼伦贝尔重设卡伦概况，大体如此。
三、重设卡伦职能分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呼伦贝尔卡伦重设后，护理副都统宋小濂等人制定了关于卡伦的各项章程。依据这些章程，笔者将重设卡伦的职能大致分为巡查边界、垦荒实边、开办税务和收拢流民四个方面。
（一）巡查边界
巡查边界，防止俄人越境仍是重设卡伦最基本的职能。
卡伦重设后，相邻的卡伦要划分各自的管辖范围，并将界限绘制成图送交副都统。各卡每日轮派四名卡兵，二人一组，相向而行巡查边界，至两卡中间位置会同临近卡伦士兵，交换各自木牌（由边垦总局发给）作为凭证。卡官每星期要亲自巡视一次边界，总卡关每三个月要将所辖卡伦巡查一次，巡查期间驻卡官兵要将守边情况对总卡关做一汇报。此外，边垦总局会派稽查卡伦委员，随时巡查各卡伦。
卡兵巡边期间，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勿论华人、俄人，均须详为盘诘，并查其来由去向，报由卡官簿记，以便遇事有所稽查”[12]，遇有违反章程私自越境俄人，即行查拿。各卡伦每月要将本区域内俄人越界和盗采木植羊草等情况上报总卡关，总卡关分别向边垦总局和副都统呈报。随着卡伦的重设，俄人偷越边境的情况已大为改观，“数月从前，俄人任便越境，取携自如者，皆渐敛迹”[13]
（二）垦荒实边
戍守边卡的兵丁，原是由呼伦贝尔各旗轮流派遣，日常任务只是巡护边界，并不发展屯垦。到了清朝末年，原有的戍边方式已经无法阻止俄人对我边境地区的渗透，“前设卡伦专重巡防，未遑屯垦，以致沿边一千五百余里俄境则屯镇相望，我境则荒凉满目……皆由前此未讲殖民政策故也”[14]，宋小濂赴任呼伦贝尔后，经过总结和详细的勘察提出“防维之要以为行政次第，首在边务，而筹边必先实边，实边必资屯垦”[15]。
光绪三十四年卡伦重设后，各旗卡兵被一律裁撤，改从内地招募农民充当卡兵。各卡将其附近土地划分为二，其一分给官兵，其二则“留备招户”[16]，开垦所需农具、牛马牲畜、种子均由官办，收获后，官家亦不收租。开垦二至三年后，如果卡兵能以屯垦自存，将留兵数名，其余卡兵则停饷归农，并重新招募农民在边境其他地区设立新卡。
（三）开办税务
自卡伦荒废，俄人越界割草、砍树、放养牲畜等已成习惯，加之对岸俄屯人口渐多，其境内羊草、木植已不能满足生存所需，俄人越境已成必然。为了收回沿边各项利权，宋小濂等人在将卡伦重设后，即制定了《俄人越界割草章程》、《俄人越界牧畜章程》、《砍木凿石章程》，此三项章程均为一年一订，并翻译成俄文告知对方。章程确立以后，俄人如要越界割草，必先到我方卡伦纳税领票，票上注明越界人数、姓名等，并在我方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割草，“割草惟不准出卡伦稽查范围之外，以致照料不及”[17]，割草完毕后，由卡伦派兵核查，若所割草料超过税票上标明的额度，则需补齐税款，卡兵才可开具“运票”，准其离境。
沿边卡伦开办税务后，不到一年时间即征得税银一万一千余两，“如早认真经理，每岁约得二万两上下，可作补助边卡经费”[18]，如果每年能征税款二万两，对提高卡兵的待遇，缓解呼伦贝尔财政压力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宋小濂更是认为“似此办理，主权、利权两无所失，国际邦交均能兼顾，而取之俄民，于边荒招恳亦毫无窒碍，且化无用而为有用，是亦筹款之一大宗也”[19]。
（四）收拢流民
清末，呼伦贝尔边民流入俄境者甚多。居住在大兴安岭北麓的鄂伦春人，因生活区域缩小，单纯靠饲养驯鹿和狩猎已使其生活难以为继，大量鄂伦春人渡河到对岸，或与俄人贸易、或到俄人家中帮佣，逐渐习其衣食言语，俄人再以宗教笼络，至光绪三十四年，宋小濂派人调查统计，加入俄籍之鄂伦春人已达一百七十余户。此外，“庚子乱后，沿边华民归路已绝”[20]，修建中东铁路的华工被迫流亡俄国，加入俄籍者尤为不少。
四、对重设卡伦的两点认识
第一，呼伦贝尔与俄罗斯边境线长达一千五百余华里，漫长的边界仅靠二十一卡，官兵五六百人巡护，很难不出纰漏。如遇大伙盗贼、匪徒等，各卡兵单势薄，难以抵御。面对严峻的边防形势，卡伦虽已重设，但数量甚至没有初设卡伦多，守卡官兵也没有实质性增加。抛开财力不谈，阻碍呼伦贝尔边防建设的另一原因，是当地糟糕的道路状况。
由呼伦贝尔城通向沿边各卡伦道路，少则二三百里，多则七八百，甚至上千里。各卡之间，“自莫里勒克河卡以上，车马经行已成孔道，其莫里勒克河以下则山岭险峻，蹊径崎岖，行旅仅容徒步，向无通车坦途”[23]，由珠尔甘河总卡至额尔古纳河口大约五百五十华里，“行旅往来非假道于俄不能飞渡，致受俄人多方挟制”[24]，光绪三十四年，宋小濂在伦城以北海拉尔河畔建造木制帆船两艘，装载粮食物资，顺流而下，给沿额尔古纳河卡伦官兵运送给养。额尔古纳河中游水流湍急，帆船无法逆流而行，到冬季，河流结冰，官兵口粮更是无从着落。恶劣的道路状况，严重制约了重设卡伦的数量。
第二，为收回沿边各项利权，宋小濂等人制定了相关章程，以纳税的形势允许俄人到我境内，采取其生活所需。此种做法，虽征得一定税款，但也为俄人偷越边境、走私等提供了掩护。以现今的双边关系来看，制定此类章程是不可想象的，是一种严重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结合当时的情况，俄人越界已成自然，且俄方多次派人交涉，并同意以纳税方式换取边界各项资源，若突然禁绝俄人采取，恐再起兵事。呼伦贝尔百废待兴，边防亟待整顿，开办税务以来不但征得大宗税款，也使“沿边俄人渐知主权在我，凡一草一木必经我允许方能取用”[25]，在特定的背景下，宋小濂的做法虽有不妥之处，但也取得了一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