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音乐相伴一生的孟波

他是上海滩的名人，也是中国革命音乐人中的普通一兵。三年前，他走了，无声无息，只留给我们一个可亲可敬的名字：孟波。

鲁艺最后两对伉俪“相约”而去

周巍峙和王昆，孟波和严金萱，曾是延安“鲁艺”健在的最后两对伉俪。当年他们同在“鲁艺”工作或学习，又同是“以歌为媒”喜结良缘且忠诚相守一生的革命伴侣。由于工作关系，四位长辈中我同王昆、孟波、严金萱三位师长多有过从。从孟波的亲属那里我获知了让人堵心的那一百八十几个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一切。

2014年上半年，曾担任过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同志来沪，与孟波同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们谁都没能想到，平日分处南北的战友这次相聚竟会是以“病友”的身份互为“邻里”。回京前，老泪纵横的周巍老再三叮嘱孟波：“要好好活着”。不期然没过几时，当年9月12日便从北京传来了周巍峙过世的噩耗。两个月后，11月20日，孟波的“鲁艺”战友兼爱妻，曾为中国人民贡献了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插曲、配乐及儿童歌曲《金色的童年》等500余首美妙旋律的优秀作曲家严金萱老师在上海去世。当噩耗传去北京时，对于尚沉浸在失去丈夫之痛的王昆来说，无疑又是沉沉的一击。第二天，11月21日上午，北京来电嘱托：以王昆和她两个儿子的名义为严金萱送花篮致哀。然而万万未能料及的是，就在当日下午，全国人民所熟知、所爱戴的一代歌唱家、音乐教育家、被东方歌舞团演职员昵称为“老太太”的王昆老师也悄然而去。不满四个月后，2015年3月16日，随着周巍峙的同庚兄弟孟波的溘然仙逝，延安“鲁艺”最后两对夫妻战士，中国音乐史上四位杰出的艺术家终于重又相聚于另一世界。

跟史沫特莱学唱贝多芬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孟波同志即长期兼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职务，以音乐为媒介，努力为中外艺术的沟通、互融呕心沥血。多年来，他同众多国外文化艺术团体及艺术家建立了友谊。在任职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秘书长期间，我曾多次陪同孟波同志参加对外活动，每每令我感受最深的是老人那颗对音乐的敬畏之心，我常听他对外国同行说：“我们一起努力，向艺术致敬”。

2015年1月29日，我去华东医院看望孟老并带去了我的外事随笔《小白楼忆旧》。交谈中我提起了史沫特莱当年在延安推广交谊舞的往事。我告诉他，在这本书里我记录了几位国际友人对史沫特莱的追念。孟老说：“我很早就认识史沫特莱，她是个好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我十分敬仰她！”

孟波谈及的是发生在79年前的一个故事。1939年10月，史沫特莱以外国记者身份到地处鄂豫皖边界被她称为“统一战线似乎进行得很好”的立煌县（今金寨县）采访，在那里结识了在当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发动工作的孟波。1950年史沫特莱病逝前曾留下遗嘱，将她的部分遗物赠送朱德同志。这些遗物中便有当年她在立煌县为孟波拍摄的照片及由孟波作曲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作品的手稿。如今这些都作为中国人民宝贵的革命文物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那时孟波年仅23岁，是当地驻军合唱队的指挥和作曲。他同史沫特莱相处得很融洽，两人常围绕音乐及音乐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在一起畅谈。一次史沫特莱问孟波：“你知道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合唱曲吗？”“不知道”，孟波坦言，“不过我们合唱队在乐队的伴奏下曾演唱过巴赫的作品。”史则说：“为什么不试试贝多芬的？”接着就把这首合唱曲唱给孟波听，一连唱了好几遍。孟波的音乐悟性极好，几遍下来就学会了，于是史又拉着他同自己合唱。当孟波十分娴熟地掌握了这首歌曲后，史沫特莱高兴地欢呼起来，并跑过去同他热烈拥抱。后来孟波请人把这首合唱曲翻译成中文交由当地一份音乐杂志发表。

准确地说，孟波的对外文化交往活动当是从1939年开始的，对象：史沫特莱；主题：音乐。

艺术园丁耕耘一生

孟波的一生与音乐相伴。

上世纪30年代中叶，孟波师从冼星海、吕骥等名家学习作曲和指挥，积极投身于左翼音乐活动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并由此走上了职业革命音乐人的道路。几十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他先后创作了近200首优秀歌曲，其中《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华民族好儿女》《祖国万岁》《高举革命大旗》等更是传唱整个华夏大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还被《西安事变》《血战台儿庄》等多部电影选为主题曲，至今常唱常新。

长期革命和艺术实践的沉淀、积累与历练所赋予的艺术修养和统筹才干，不仅成就了一位优秀的作曲家，更造就了一个卓越的艺术事业组织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孟波曾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文化、艺术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先后主持举办了颇具影响的“全国音乐周”、“上海之春”、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及《东方红》等诸多开创性的音乐、文化活动。

曾任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著名音乐家丁善德教授对我谈及上海城市名片中至少有三朵艺术红花可圈可点，即（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60年代初创办的《上海之春》音乐会和60年代始创的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丁教授提及的这“三朵艺术红花”恰恰都与时为上海文化艺术工作领导者的孟波同志分不开，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三朵艺术红花是在孟波同志这位“艺术园丁”亲力亲为的辛勤培育下绽放出来的。我曾在一次接待外宾的间隙同孟波同志谈起过这个话题，他只对我淡淡一笑说：“工作是同志们干出来的，我在其中至多是尽了一份责任”。

2010年夏，我和女儿李燕到设在上海音乐学院内的“陈钢工作室”拜访《梁祝》的作曲之一陈钢先生，话题自然脱不开《梁祝》。陈教授同我们谈起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次创作活动说：“《梁祝》的问世，第一作曲当然是何占豪，我是协助他的，所以名字排在他后面”，又说：“《梁祝》的创作离不开孟波，一部《梁祝》，孟波贡献了‘两大手笔’。”他所说的“两大手笔”，第一个指的是在诸多选题当中圈定了《梁祝》作为当时学校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从而催生了“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这一后来被列入中华音乐经典的不朽之作；第二则是建议在作曲初稿“相爱”“抗婚”“投坟”三个段落的基础上增加一段“化蝶”作为尾声，而恰恰正是这段“化蝶”后来被音乐评论家誉为“点睛之笔”“堪称全曲的灵魂”。时为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在指导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过程中，以领导者的政治胆略和艺术家的深邃思想为青年学子开拓施展才华之艺术空间的同时，也彰显了一个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园丁”的政治高度、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2009年4月28日，在上海大剧院为《梁祝》“50岁生日”举办的庆祝音乐会上，人们看到时年76岁的何占豪教授走上舞台用一个90度的弯腰向93岁高龄的孟波同志鞠躬谢恩，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何占豪说：“没有孟波，就]有《梁祝》。”

2015年3月20日，我站在孟波同志的灵柩前，向这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三鞠躬，同样也是献上一份真诚的敬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