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啊当你恨我时

你应该看看书，我说。

她翻了个白眼。

我读的书还不够多吗？她这样回我，似乎是想把她现在的失眠归咎于过去所读的大量书籍。她确实已经读了不少，是我要她这么做的。

读书可以助眠，我说。那个东西―电脑―会让你睡不着觉的。

我和电脑之间的关系，最多只能算是暧昧不清，有时候我觉得生活离不开它，我的女儿更是把电脑当成了她生活中的指南针。

读一本美妙的长篇德语小说吧，我说，你很快就能睡着了。

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像温度计受热之后水银柱噌地往上蹿一样。我16岁的大女儿现在正处于叛逆期，脾气总是很大，碰都碰不得。实际上，如果我能不去触碰她那几根弦的话，我一定不会那么做。但最近，我发现自己越发“无理”了，以前那些在我看来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现在总是让我反感。她真正需要的东西和我认为她需要的东西很显然是截然不同的。或许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不过她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有能力做出反抗罢了。有时候―当我在刷牙或者切菜，或者是任何我心思不在她身上的时候―她会悄悄地站到我身边，对我说，你怎么不关心我？还有些时候，比如说现在，我觉得我又在过分关心她，就像一个固执的女主人非要她的客人多吃点菜一样。我不想这么固执，也不想强迫任何事情，即使这意味着我可能会失去一些我认为很珍贵的东西。育儿之道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一篇冗长而又无趣的关于强迫、固执、洗脑的祷文。当你慷慨激昂地朗诵这篇祷文的时候，你听不见任何其他的声音。

妈妈，她不耐烦地说，顺手迅速地合上笔记本电脑，我读的书已经够多了。

当我的两个女儿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我以前从未意识到的事情。身边的人开始警告我，这段时期会有我好受的。在那之前，我从同龄人那里听到的家长里短几乎都是一些欢乐的故事或者轻微的烦恼，似乎生活的阴影从不会在家庭中出现。我不太相信那些故事，它们总是充满了童年的回忆和成人的幻想。于我而言，残酷的现实一直都没有被幻想所取代。一边抚养两个孩子一边工作的困难、家庭责任和艺术家身份的冲突、一边保持自我一边理解他人的尝试、作为一个母亲的实用主义与感情冲动，以及最近的离异和作为一个单身母亲的一切―所有的这些冲突对我来说都是真实的，真实到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出现。面对这些冲突，有时候我会突然发现，那些糟糕的事情中总是会有好的一面，好的事情中也会有坏的一面，就像光与影彼此无法分开一样。然而大多数人对于家庭生活的叙述总是可以逃避影子，只谈那些让人开心的事情。有时候，这些故事听起来让人觉得那些讲故事的人只是为了迎合大家的胃口而已，但却忽略了养育孩子是一件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事情。

不过这一切都不再发生了。当人们开始问我女儿的年龄的时候，我的回答总是让他们微微皱眉。可怜啊，他们会说，或者，祝你好运，再或者，别担心，这样的话。一些充斥着摔门、发脾气、挂科、秘密，甚至厌食症、自残、性行为、抑郁症的故事开始在我的同龄人之间流传。我的一个朋友说，她的女儿和儿子以前是那么听话，他们和她之间的关系以前是那么亲密，简直就像好朋友一样，她一边说着一边摇头。“我不知道究竟怎么了。简直像噩梦一样。”另一个好朋友告诉我，“他们好像很恨我。我一走进他们的房间他们就开始皱眉头，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开始生气。”她继续说，“他们在欺负我！”

我突然意识到，青春期其实和离婚有着相似之处。婚姻的基石就是两人有着同样的生活理念，而如果走到了离婚这一步，就说明两个人的生活理念出现了分歧，而且通常是出现了对立。在孩子步入青春期之前，基本上是父母在控制整个家庭生活，孩子是受父母支配的，就像小说家笔下的各种角色，是受作者主宰的。而作为父母，我们的威信也就是在不断地控制中一步一步建立起来。我们能够很轻易地说出“孩子是我们的财产”这种话，因为在他们步入青春期之前，他们的角色一直都是我们所赋予的。但这是真的吗？很难说。在任何小说或者故事中，总有一个角色知道所有的真相，而关键就在于这个角色有没有掌握一切真相的能力。总是会有那么一刻，我们的孩子想要推翻一切，过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正读着故事的读者受够了我们所写的故事情节，想要合上书或者写一篇负面的书评一样。对于这种反抗，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过我们自己也应该反思，反抗的出现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之前做错了什么。

我的两个女儿告诉了我这一系列的冲突在她们看来是什么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天天担惊受怕，过度保护自己的孩子―她唯一的孩子―甚至不让她的女儿和朋友们坐火车出去玩一天。当同学们都在外面玩的时候，她的女儿必须待在家里。另外一对夫妻，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已经成了一个瘾君子，他们一直都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天真地以为家庭生活就是这么美好。还有一个家长，总是因为女儿小小的错误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惩罚她。“这个可怜孩子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我的女儿告诉我，似乎认为这个事实能说明什么问题似的。

这些故事都是我女儿告诉我的，因此它们都以青春期孩子的视角来呈现。而我的同龄人对我讲述的故事却截然不同。一个母亲在楼下厨房做饭的时候收到了她儿子在卧室里发来的充满污言秽语的短信。另一个慷慨、温柔的母亲的孩子们竟然坚持要和他们的爸爸住在一起，爸爸总是允许他们在任何时候使用手机和电脑。有一个女儿，从不邀请朋友来家里玩，也拒绝爸爸妈妈开车去学校接她，因为她觉得家里的房子和车都太破旧了。

听了这些故事，我渐渐地意识到，我更愿意站在孩子们这一边，而且更喜欢反驳我同龄人的故事。听我的女儿讲那些事情，我总是能回想起自己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比之后都来得更加真实。13岁的时候，我总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和对成人世界的愤怒。我成为了家里最“难搞”的那一个人―不过，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会感觉到无能为力。后来，我发现，也许我能从孩子身上找到一些力量。但实际上，她们所能给予我的力量非常简单，就是她们的存在。只要她们存在于我的眼前、在我的生命里，她们就能给予力量。 最近，我正在为伦敦的一家剧院写一个欧里庇得斯（译注：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版本的《美狄亚》剧本。导演和我在剧本上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分歧。这出剧之所以这么出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女主角在里面残忍地杀害了她的两个小孩，大多数人知道这出戏就是因为这个情节设置，但他们并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这个母亲要这么做。很多人认为，美狄亚只是一个“恶毒的母亲”而已。在很大程度上，她的名字已经与母亲邪恶的一面联系了起来，“美狄亚”就代表着母亲对于自己子女的憎恨与嫉妒。关于“母亲”的话题，有一点是我很不喜欢的，人们总是喜欢把一些自然的感情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微妙无限放大，于是就有了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美狄亚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孩子才将他们杀害的。她杀掉自己孩子的原因是孩子们的父亲为了一个年轻、漂亮、富有的女人抛弃了他们母子。她不想让那个男人过得心安理得。

我并不认为杀害自己亲生子女的事情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但导演坚持认为，在《美狄亚》中，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应该被他们的母亲杀害。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之间有过不少争执。我说，现实生活中，精神上的暴力和行动上的暴力并不是相互关联的。行为暴力是原始、无声的，而精神暴力则是复杂、有声的。他说，这出剧的暴力既是比喻的又是现实的。比喻和现实应该相互融合在一起，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神和人交织在一起。我说，这种比喻在我们现实的社会中很难被人们理解，《美狄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可是我们应该让观众知道，这出剧的争议之处并不应该仅仅在于“杀害亲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无论是在隐喻中还是在现实里，没有杀子的母亲，只有弑母的孩子。导演还是不太相信我的说辞。

在我上课的班上，有一个女孩，她聪明，口齿伶俐，心思细腻，穿着得体。可是每当她说起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母亲，语气中却总是充满了鄙夷和藐视。在她的话语中，她的妈妈是一个可悲的、抱怨个不停的家庭主妇，有时候还会让女儿去做一些她并不想做但却能够满足她的母亲的私欲的事情。女孩总是骂骂咧咧地来到学校，抱怨着她的妈妈，这些她不断重复的事情已经深深地植根到她的心中，难以改变了。每一天，她都会把她妈妈对她犯下的“罪行”绘声绘色地讲给同学们听。渐渐地，在她讲的那些故事里，她开始对母亲进行反抗了，不仅是语言上的反抗，甚至还有了行为上的反抗。她想向我们证明，她不再只是一个默不作声的“受害者”。比如说，妈妈批评她的房间太乱，她就走到妈妈的卧室，打开她的衣柜，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丢到地上，然后摔门去上学。再比如，她的妈妈在饭桌上说了些让她不开心的话，她就端着自己的盘子站起来，把里面食物全部倒到垃圾桶里。这个女孩对她妈妈的仇恨简直让我惊讶。当我还是她那个年纪的时候，我是害怕我母亲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害怕甚至让我经常自我批评、自我怀疑。我几乎无法将我同学的妈妈视作“母亲”，因为在我眼里，他们的妈妈和我的妈妈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妈妈是那个在厨房里做饭的温柔的母亲，对她们的孩子总是很亲切。

有一天，那个女孩来到学校时的表情和平时不太一样，她的眼神里充满了一种征服感。那天早上，就在她准备离开家来上学的时候，她的妈妈在走廊里堵住了她，想要找她问清楚一些事情―具体是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妈妈不让她走，非要问个清楚不可。女孩要母亲让开，母亲不让，于是女儿就一拳打在了她妈妈的肚子上。妈妈倒在地上，女儿跨过妈妈的身体，离开了家。

无论真假，这都是那个女孩对她的同学所讲述的事情。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突然发现她竟然可以在语言和身体上战胜她的家长，她那个想要控制她一切的母亲。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怕被她妈妈使唤来使唤去，也不怕她妈妈说这说那了。她从那个塑造她这个角色的作家的手中夺过了笔，想要撰写属于自己的故事。大人们再也不能碰她，她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利用我体型上的优势来展示我的权威。如果她们不听话，我只用走过去把她们拉过来就行了。如果她们坐着不安分，我只需用手按住她们让她们安静下来就行了。这一切在以前的我看来都再自然不过了，但现在再回头看，我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恐。我质问自己，如果我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体型来增加威信，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孩子们听话？如果我从未在她们不听话的时候用蛮力把她们拉过来，或者按住她们，强迫她们做一些她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关系会好一些吗？

我成长在一个有许多兄弟姐妹的环境中，在这个大家庭里，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尊重”的含义。“尊重”就像法语一样，是我必须学习的东西。它也像法语一样，练习得越多，掌握得越好。但在练习的过程中，我总是会犯一些错误，我也会因此责罚自己。而当我自己的孩子开始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并没有用我父母所用的那种方法来教会我的女儿们什么是“尊重”。有一天，我们和我的哥哥在一起吃午饭，开饭之前，我的女儿伸手拿了一片面包。我立刻让她放回去―我想让她吃有营养的东西，而不是面包―她听我的话照做了，但没过多久，她又因为别的事情发了脾气，愤然离开了餐桌。你不该那么做的，我的哥哥告诉我。做什么？我问道。你不该让她放下那片面包，他说。但我必须得那么做，这是我的责任。不，这不是，他说，你会让一个陌生人在椅子上坐好不去拿面包吗？我的哥哥是对的，他的法语说得比我好。我意识到，如果我的女儿还像以前那么小，我就会直接从她的手上夺过那片面包了。正是因为她逐渐增长的年纪―像一堵逐渐升高的、隔阂在我们之间的无形的墙―让我不再能够直接从她的手中拿过那片面包。无论是对是错，在我的记忆里，在那个时刻，我在女儿眼中的权威也只不过是那些话语而已。

有一次，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亲眼见证了他也和我一样，再也不能用他体型上的优势来控制孩子了。就在我们各自就座准备吃午饭的时候，他要他11岁的女儿脱下外套，但女儿不肯。我冷，女儿说。不行，脱下外套。你不能穿着外套吃饭，爸爸说。不，女儿继续坚持，我很冷，我要穿着它。他一遍又一遍地要求女儿脱下外套，越来越生气，但女儿就是不听。爸爸会怎么做呢，走过去扯下他女儿的外套吗？ 我的小女儿上的是一所女子学校。她今年14岁，有数不清的朋友，其中大多数都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小孩，浓密的金发上戴着闪闪发亮的头饰。她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在街上、商场和公园里玩耍，不停地说着话，不听地发出咯咯的笑声。她们只会在看电视剧，或者听别人讲另外一些人的绯闻的时候才会安静下来。

有时候，她们这群人也会来到我家里，待上一个下午。在我女儿小的时候，当她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是我要担任那个为她们安排一个下午的活动的角色。我为她们安排所有的事情，向她们解释所有的事情，似乎通过这样的行为，我为她们创造了一切事情。

而现在，女儿带着朋友们来到家里，不需要征求我的任何同意。她们会在厨房里、走道里碰到我，但不会对我说任何话，也会尽量避免和我有任何眼神接触。她们总会迅速地躲到我女儿的房间里，关上房门的一瞬间，欢声笑语就立刻开始了。很快，她们就忘记了我也在家里，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但从不理会我。不过，至少这样我能听她们在说些什么，试图了解一下她们的世界。她们谈论着各种各样的大人，那些她们在商店里、公交车上、餐厅里遇到的人。她们也会谈论老师，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同龄人一样来讨论。但更多的时候，她们会谈论各自的妈妈。在她们口中，妈妈就是那个“她”。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谈论的时候，我有点疑惑，以为“她”是她们家里的仆人或者宠物。“她”的出现总是令人生厌，就像一个你很讨厌但总是缠着你给你打电话、送花的追求者一样。有一个女孩说，只要我有东西落在家里了，我就给她发短信，她就会把东西给我送到学校，她真是太可悲了，我都不知道当初我爸到底看上她什么，她怎么不去找份工作？

当这群女孩各回各家的时候，我们家就会变得一片狼藉。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脏盘子和没有吃完的食物，卫生间里的毛巾变得湿漉漉的，还有莫名其妙的瓶子和沾满了化妆品的餐巾纸。从楼上的卧室里传来的一阵指甲油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我只能默默地打扫着一切，打开窗子。

6个月后，我发现，小女儿的朋友变少了。经常与她来往的那几个人固定了下来，她们再也不会一群一群地出现了。她和那几个朋友会一起去美术馆，一起听讲座。星期六，她们会一起在伦敦市区里玩，探索那些她们以前没有发现的好地方。我的女儿似乎喜欢上了政治，晚餐时间，她会和我们谈论女权主义、政治、伦理。我的大女儿已经度过了青春期，所以她们两个人一起，又把我们一家人带回了曾经的世界。现在，她们争论的都是关于法国禁止妇女戴头纱或者共产主义的道德性的话题，晚餐时间变成了辩论时间。我开始刻意留意她们说话的速度、措辞以及思路。有时候，我也会参与到她们的辩论中，但更多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贡献自己的发言。这样的辩论，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是不可能被餐桌上的大人容忍的，但现在的我却发现自己非常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两个孩子讨论着一些重要的话题，彼此唇枪舌剑，释放她们的能量、热情和年轻。但有时候，辩论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激烈，她们其中一个人可能会哭着离开桌子，这时候我就得去安慰她让她回来继续吃饭。

也许想象起来会很奇怪，但她们仍是两个孩子，仍然需要在生活中磨砺她们的棱棱角角，就像刚刚出厂的机器一样，需要运转一段时间，齿轮之间才会配合得更加完美。确实，晚餐结束之后，仍然是我站起来，收拾所有的餐具，清洗所有的锅碗瓢盆。她们所谈论的“肤浅”的女权主义对我来说很容易理解，但我和她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转变。有史以来第一次，我感觉到生活中的瑕疵也是那么美好，尽管有时候这些瑕疵会让我很痛苦，特别是当我看到别的家庭都过得幸福美满，而我却要一个人承受这种痛苦的时候。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阶段，我拥有的更少了，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也就更少了。自古以来关于青春期的抱怨―比如说他们总是把家当做旅馆一样来住―对于我来说变成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事实上，我挺喜欢这种状态的。旅馆总是一个能让你来去自如的地方，在旅馆里，你不会受到别人的批判，也不用忍受挑剔的目光，你可以随地丢弃用过的毛巾，不用担心待会儿还要收拾。但我也希望，渐渐地，你能了解到，如果你总是把毛巾随便丢，便总是会有人需要弯下腰把它们捡起来收拾好，所以，也许以后你会把它们摆放整齐。

有一天我到小女儿的学校去找她，她把一本重要的书落在家里了。我提议午饭的时候和她见面，把书给她。我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学校，看见她的几个好朋友也在场。看见我来，她对我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那一天的阳光很好，我们在街角找了一家咖啡店。那是一家精致、复古的咖啡店，不像我们之前找的那家，墙上挂满了铁链子。咖啡厅的主厨有一头棕色的头发，在吧台后面调着咖啡，一边哼着歌。那天我的女儿很开心，很开心能够晒一会儿太阳，也很开心能够见到我。我也很开心能够见到她。那种感觉就像我们俩一起从那个叫“家”的监狱里面逃了出来，就像我们两个一起发现了彼此的另一面，自由的那一面。她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菜单，点了一份鸡肉沙拉，我告诉服务员我和她吃一样的。我们一起谈了谈她的作业、她的朋友们。最近她变得非常独立，而我似乎要透过一架望远镜才能观察到她的生活。仿佛她在高空走着钢丝，而我在下面，骄傲地、提心吊胆地看着她。

主厨正在吧台后面做着我们的沙拉，我看见他在烤鸡肉、摆盘。他的动作非常娴熟，沙拉也非常精致。他微微地弯下身子，摆弄一下菜叶，摆弄一下盘子，淋上酱汁，摇了摇铃铛，服务员就来上菜了。

女儿问我最近在做什么，在写什么东西，进行得怎么样了。在家里，她很少问我这些问题。在家里，我们谈话的中心是她，不是我。

我告诉她我最近正在改写《美狄亚》的剧本，并且告诉她关于母亲杀子的问题。

她想了想。在她的朋友当中，有的人仍然在和家里人做着斗争。她承认，现在，她对于家长的负面看法有很多是来源于她理想中的家长和现实中家长的反差。

那美狄亚会杀了她的孩子吗？午餐结束的时候她问我。她真的会把他们杀了吗？

她说的是美狄亚，我知道。有那么一刻，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东西，看到了一些孩子的纯真，那种纯真的恐惧。毕竟，她还是个孩子。从某种角度来说，她永远都会是个孩子。

你以后就知道了。我告诉她。?

Rachel Cusk是8部小说和3部非虚构作品的作者，最近的一部作品叫做《轮廓》，2015年1月在美国出版。她目前居住在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