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面对现代苦难

底层叙事涉及很多争论性话题。但不少争论纠缠表层，而它们恰恰需要深层剖析。

比如何谓“底层”？我们通常只看经济收入，这种经济主义实际显示了被话语环境制约的暧昧。很多人不穷但没有社会话语权，其公民地位是否也在底层？即使同一阶层也是分化的。按国内情况，高级知识分子经济收入属强势群体，但跻身权力者（现代国家组织的一个标志就是产生了大量技术官僚）与一般书斋学者，话语权也天壤之别。这也使《一地鸡毛》的小林厌烦的小公务员职务，成为众多大学毕业生首选职业。求职难日渐突出，昔日“天之骄子”也可能成为底层人员。同样是农民，发达城市周边农民靠卖地致了富，穷山恶水的农民则完全是另种情形。由于话语环境导致相关研究瞻前顾后，诸如此类话题也变得似是而非。

又比如何谓“底层”言说？由于底层缺乏话语权，底层叙事只能是文人舞文弄墨，因此有人指责底层叙事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说三道四，根本不理解底层的真正感受，甚至认为鲁迅写农民也是隔靴搔痒。有切身体会是利于创作，但不能说没当过官的就写不出官场，没从过商的就写不好商业，妓女最好让嫖客写。如果强调言说者身份，那当年的工农兵文艺应该道出了工农兵真实感受，但事实如何呢？从作者出发是种很不可靠的“文如其人”说。正如韦勒克曾指出，看重作家经历的“传记研究”虽然能够说明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但这种“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的古老文学研究方法也存在有限性和不可靠。创作与做人的区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总认为欧美新批评的文本分析存在封闭性，切割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其实不然。任何文本分析都不能不涉及外部世界的参照。

不管谁是底层，谁在言说，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言说”本身，需要深入其间看看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表现了什么看法。就底层叙事情况看，其思想矛盾与倒退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它们不仅包含了重要的现实理解与价值取向，而且涉及到一些耐人寻味的历史思想问题。 思想矛盾与价值指向

底层叙事描述的主要是乡村农民和进城民工的艰难困苦，少量作品涉及城市下岗职工的生存尴尬。由此很多作品都着力描述了底层苦难，出现了不少“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这甚至使底层叙事成为苦难文学的代名词。底层叙事能蔚为大观，与这种人民性有直接关系。

不管如何理解底层艰难，有个事实无可置疑：新时期以来的创作潮流中，没有哪种像底层叙事这样，出现了如此明显的思想矛盾，如此对立的价值冲突，如此游移不定的情感取向。如底层道德的优胜与扭曲、传统文化的虚伪与纯朴、乡村文明的丑恶与美好、城市的无情与诱惑、劳资关系的紧张与和睦，等等，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混杂型交响曲。

比如，陈应松的《太平狗》中程大种命丧城市与“太平”孤独返回大山故里的悲惨，隐喻着乡土世界的纯朴安宁；而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相濡以沫的一家残疾人却被乡村恶劣人文环境弄得无比凄凉。同样写乡村父老，白连春的《拯救父亲》中的父亲形象几乎是劳动人民美德的化身，但锦路的《弟弟》中农村姑娘赵小拖的父亲赵五，香火意识加上无能自私，就是其形象写照。都是描述乡村女孩进城命运，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善良纯洁的崔喜，进城后付出了惨痛代价；李肇正的《傻女香香》中的香香如鱼得水：与小报编辑刘德民的婚姻使她成为城市三房一厅的主妇后，年老力衰的刘德民不能满足其生理需求时，这位乡下姑娘便心安理得地去找过去的情人。而不少底层叙事表现出抗拒城市文明的意识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梁晓声的《沉默权》和王祥夫的《尖叫》却对乡村权力状况表现了极度忧虑。

矛盾甚至集中在同个作家身上。作为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家，陈应松的作品就显示了这种现象。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的残疾老人伯纬，不计图报救了很多人，冒死背王皋尸体回村更是一诺千金，可谓义薄云天；《马斯岭血案》中九财和治安两个挑夫，荒山野外竟制造一起砍死七个人的重大血案。谋财害命虽然是由矛盾激发，但九财凶残的人性显而易见。《太平狗》诉说了乡村虽然贫穷但温情美好，《母亲》则描述了穷途末路的五个子女一致同意“搞死妈”的乡村悲剧。作品虽然涉及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显然迥异于《太平狗》的乡村诉说。

如何看待这些矛盾，有种最省事也顺理成章的解释：社会本来就复杂，生活本来就丰富，文学本来就该多样化，作家看法存在矛盾并不奇怪。这当然有道理。即使同一种创作潮流，思想的异口同声与情感的千篇一律也令人难以容忍。如有人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迟子建）、《一个人的张灯结彩》（田耳）等“温情叙事”会稀释底层叙事的现实批判性，其实不必强求一致。底层叙事不乏“残酷叙事”，有些“温情叙事”无伤大雅。况且“温情叙事”并非没有现实意义，如铁凝的短篇小说《春风夜》的温情叙事就显示了一种现实品质。进城当保姆的俞小荷与开长途运输车的丈夫王大学各自东西，快半年没见面。终于王大学开车经过北京，夫妻都盼着有个温存机会。可这次好不容易的相聚，一切都阴差阳错。王大学找的春风旅馆虽然便宜，但正遇北京“两会”期间，证件检查同样严格。匆匆赶来的俞小荷忘带身份证，因此不能进入房间（怕被误会**），夫妻只能在走廊溜达。见这对男女确实良民，动了恻隐之心的服务员允许两口子进房，但他必须陪着，甚至可以陪坐一宿。不能责怪恪守职责的服务员，不过从人性角度看，这种“春风夜”已经有些残酷，铁凝却以温婉笔调写来。但我们从其“温情叙事”中还是读出了一份社会底层的心酸与无奈。

但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多样化，而是其中隐含的深层意识。如底层叙事思想矛盾显示的价值取向如何？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这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底层叙事的思想情感矛盾，无疑与我们时代的奇特混杂有关。无论物质形态的日常生活，还是精神心理的价值取向，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杂乱无章。比如很多人并不愿意回归传统社会，但又不习惯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人情淡薄、欲望膨胀、交通拥挤、生态破坏等“现代文明病”令人彷徨；比如意识形态化的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教训，但双轨制经济体制出现的严重权力求租，又导致人们对市场经济充满困惑；比如同情弱势群体，却使某些片面感受走向极端；再比如，很多人对权力滥用、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行业垄断等现象深恶痛绝，但这并不意味着痛恨者就具有正义感。有些人一旦跻身既得利益集团，很快就同流合污或顺其自然。大量现实证明，正义观念远没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公民意识。 正由于状况混杂，各种价值观念的合理与否就更显重要。观念的进步与倒退，有益还是有害，当然是复杂问题。是否存在普适性与终极意义的人文思想就令人争论不休，但历史毕竟提供了重要参照。底层叙事的思想矛盾显示的价值取向，有进步表现也有倒退问题，而它们恰恰都涉及到20世纪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命题。接下来我主要讨论后者。精神困惑与价值重建时代，特别需要警惕思想倒退的误导性。

底层道德优胜与“农工神圣”

展示底层艰难时，很多作家强调了底层人物的品性美好，如纯朴、忠厚、善良、正直等。这就是所谓底层道德优胜倾向。在泛道德主义国度，道德优胜实际就是思想优胜。

底层道德优胜倾向的作品很多。如前面谈到的程大种（《太平狗》）的忠厚善良，残疾老人伯纬（《松鸦为什么鸣叫》）不计图报的救死扶伤，如劳动人民美德化身的“父亲”形象（《拯救父亲》）。陈应松的另一篇作品《母亲》，母亲的勤劳善良和对儿女的呕心沥血，也可谓感天动地。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重情有义的老人李四，同样显示了卑微人物的精神高尚。底层叙事中，歌颂民工纯朴善良已成普遍现象，道德优胜倾向也特别突出。如罗伟章的《大嫂谣》中五十多岁身体不好的大嫂，为筹措儿子大学费用，硬着头皮到广东建筑工地打工，其艰难可想而知，舐犊情深令人泪下。孙惠芬的《民工》、荆永鸣的《外地人》和《北京候鸟》等，都渲染了民工的纯朴善良。有的作品描述农村女孩进城遭遇，她们的纯朴善良更是得到一致歌颂。如乔叶的《我是真的热爱你》中的孪生姐妹冷红和冷紫，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崔喜，尤凤伟的《泥鳅》中的陶凤、寇兰等，原本都非常善良纯洁。

如同以往的《翅膀硬了》、《钳工王》和《孔雀绿》，被称为“工人阶级新伤痕文学”的曹征路的《那儿》和《霓虹》写的也是下岗职工问题，同样显示了底层道德优胜倾向。如《霓虹》中下岗女工倪红梅万般无奈沦为暗娼，似乎是道德失败，实际并非如此。倪红梅曾是优秀纺织女工，体现了职业道德；放弃丈夫因工死去的经济赔偿，表现了大公无私；对女儿的慈爱和对婆婆的悉心照顾，体现了值得赞扬的家庭伦理；拒绝交出假钞而被杀害，更是一种高尚的公民道德。倪红梅落入风尘实际突出了一种反差，我们不仅根本不忍心进行道德指责，反而更加同情主人公。虽然作者思考的主要是“国家历史债务”问题，但底层道德优胜倾向（确切些说是工人阶级道德优胜）非常明显。

底层当然有良好品性，歌颂无可非议。但道德优胜成为思想倾向甚至成为弱势群体的道德标签，从深层意识看，实际承袭了激进主义的“农工神圣”，回到了传统阶级观念。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启蒙对象是广泛的，包括全体国民，如鲁迅所痛斥的“吃人”文化和对国民的批判。这种批判还可往前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在诅咒“袁贼”的痛骂声中，严复（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曾邀严复为官，严不受；复辟时又想借严复社会威望，严仍不从）独具慧眼，以为“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吾国人学术既不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草衣木食，潜谋革命，则痛哭流涕，訾政府为穷凶极恶，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①这种痛心疾首可谓启蒙先声。但“革命文学”一反“五四”启蒙。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宣称“无产阶级文艺”将取代的“个人主义文艺”，指的主要就是“五四”启蒙文学；钱杏的长篇论文《死去了的阿时代》、杜荃写文章指责鲁迅是“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更是直接攻击“五四”启蒙文学领军者鲁迅。这里面，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具有反启蒙的标志性，该文几乎将“五四”启蒙主义（包括启蒙先驱）全部否定，认为是有闲阶级智识分子的“浅薄的启蒙”，而胡适、梁漱溟、周作人以及文学社团“文研会”和“创造社”都被划入资产阶级阵营。成仿吾文章的核心就是“农工神圣”。文学是否革命，就看是否加入“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农工神圣”与“五四”时期提出的“劳工神圣”还明显不同，如蔡元培就认为智识工作也是种劳动。“农工神圣”显然排除了知识分子，只是指体力劳动的工农大众，其实是强调无产阶级身份。此后“农工神圣”成为“左翼”激进文学的核心立场。

“农工神圣”不仅强调无产者的反抗性与革命性，更渲染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天然优胜，认定原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作为典型的阶级主义，“农工神圣”完全无视了个体复杂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这句名言最能说明问题。这种无产阶级优胜意识到“文革”时期则发展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以无知为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新血统论则成为愚民文化标志。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才承认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也属工人阶级成员。

革命成功虽然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有关，但实际涉及很多历史因素，并不意味着“农工神圣”的必然性。当今底层艰难同样涉及很多因素，同样不能证明“底层道德优胜”的必然与合理。相反这两种思想现象都显示了反启蒙的思想倒退。

或许也不能说底层道德优胜倾向自觉继承了“农工神圣”的阶级立场，或革命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但它在客观上传递了一种信息：文化程度不高和思想简单者，往往越有道德感；反之则可疑。底层叙事中那些看起来有教养很体面的城市人，就多是道貌岸然。对农民来说，“纯朴”可能最具普适性。相对城市人尤其市井人物，一般农民确实要纯朴些。但愚昧无知也可能很纯朴，其群体主义更明显。底层叙事中无论农民、进城民工还是下岗工人，个体都是作为群体标志来展示的。写的是个体，出发点却是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 关于市场经济的误解

不少底层叙事表现了对市场经济的困惑，甚至将底层艰难与思想混乱归咎市场经济。

前面说到曹征路的《霓虹》主要思考的是国家和下岗职工的权益关系，表达了“国家历史债务”主题。作为优秀纺织女工的倪红梅，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应该不错，至少铁饭碗比较安稳。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群体确实普遍受到意识形态化的计划经济的庇护。包括“文革”时期，工人阶级也是“响当当，硬邦邦”。而当时很多“臭老九”找老婆都困难。大量知青返城时，“革干”子弟和工人子弟可以高枕无忧，“出身不好”的知青则饱受打击。并非说不应该关注下岗工人的艰难及国家“历史债务”的存在，但通过倪红梅的悲剧渲染，姑且不说是对计划经济的留恋，显示了所谓“新左派”思想，但至少还是看到了作者对市场经济时代（包括经济体制和价值取向）的一些怀疑。 我在其他文章说过王十月的《国家订单》较特殊，因为它一反底层叙事中劳资关系紧张的流行写法，而切入了市场经济问题。小说中那个小老板对工人可谓有情有义。如工人拿不到工资是因为小老板实在拿不出钱，他本人也提心吊胆过日子；短时间制作二十万面美国国旗，工人疲惫不堪，小老板夫妇也拚命干，而张怀恩累死的赔偿最终导致小老板破产。整个故事中劳资关系没问题，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的无情。市场经济当然有竞争与风险，但作品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表层，而且很含糊。

《国家订单》在叙事策略方面显然加了政治元素，这也使有些场面与细节出现了明显造作。比如破产小老板爬上高压线架后，在妻子哭劝下有所动摇，但主要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社会良知。正如小说描述的：面对小镇的灯火辉煌，他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让灯火辉煌的小镇有一处是黑暗的（应该是为他的安全而切了电）。这还不说，戏剧化的是正当小老板要下来时，却接到中间商赖查理打来的电话，说是还需要十万条星条旗，于是小说就有了隐喻着爱国主义的表现，“‘去他妈的国家订单！’小老板一边骂着，将口袋里的星条旗样板用力扔了出去。”这个过程是令人生疑的。中间商赖查理对小老板工厂发生的事情竟然完全不知，又不早不晚打来电话。而这个时候，小老板口袋里还恰恰装着星条旗样板。问题还在于：如果不是始终与中国为难的美帝国主义的国旗，国家订单订的是其他友好国家的国旗，作者会让小老板骂出“去他妈的国家订单”，并且丢垃圾般扔掉吗？恐怕不会。又倘若这“国家订单”要制作的是本国国旗，赶制中也出现了死人和破产，又该怎么办？作上述假设不是无事生非，而是这种“国家订单”与市场经济问题没有任何逻辑关系，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真正问题。

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事实上不在市场经济本身而在实现方式。权力控制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机制的市场经济就有根本差异。前者导致大量“权力求租”，这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吴敬琏反思中国经济改革制度问题时认为：“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吴敬琏进而指出：“根据过去三十年的经验，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症结在于政府自身。由于改革涉及到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要把这样的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一个数据：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零点一六上升到目前的零点四七，超过国际公布的零点四零的警戒线。公布的一百二十七个国家中，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有九十四个，高于中国的有二十九个，而这二十九个国家中有二十七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高于中国。这种令人担忧的贫富悬殊状况也和真正的市场经济无关。

哈耶克是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决拥护者，他深知权力对市场经济的威胁。在谈论“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问题时，哈耶克指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大多数事物都能以某种代价得到，虽然我们得付出的往往是非常高的代价，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会高的。但是，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只有颐指气使，不许越雷池一步，最后，还有权势人物的偏爱。”由此哈耶克与凯恩斯有所不同，他甚至反对国家权力对经济的所有干预。事实上凯恩斯同样反对专制主义。他提倡国家干预，是看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存在风险，因此强调积极有效的国家干预，而不是实行政府包办，更不是国家计划经济。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吸取凯恩斯理论而推行新政，虽然取得巨大成效，但凯恩斯却认为罗斯福新政中，国家干预还是过多。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模式中，市场经济是最优化的经济模式，但也充满艰难和代价。为此西方国家通常采取严格市场规范、高税收、社会福利保障、发展公共事业等政策，来制约市场违规、平衡国民收入和发展国家经济。

看看我们的底层叙事对市场经济的描述与理解，真是哪儿跟哪儿，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乡土文化情结

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创作中一直存在不同思路。“五四”时期，鲁迅乡土小说走的是启蒙主义，进行国民性批判的同时，对乡土文化的保守与封建也进行了揭示。左翼革命乡土小说创作，则主要诉说阶级的压迫与反抗。而沈从文和废名的乡土小说思想，主要是乡村道德主义和朴素人道主义，反抗的是被污染了的“现代文明”。仅就中国现代作家对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关系的理解看，既不满乡村的保守落后，又不习惯都市的时尚摩登，可谓是中国现代乡土叙事的一种历史性矛盾。不过一旦面对城市，乡土意识往往油然而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乡土意识虽然也包括对自然山水、田园牧歌的喜爱，但并非今天所说的现代生态意识，主要还是传统乡土文化情结的根深蒂固。而这种思想矛盾与乡土情结，在今天的底层叙事中同样存在。

“城市异乡人”书写表现得特别突出。它们多以批判城市为比照，展示了二元对立的人文图景：城市人势利、刻薄、无情、冷漠，城市处处都是陷阱。农民工则纯朴、善良、忠厚，而乡村生活平静朴素。这种城市败坏与乡村淳朴的二元对立甚至导致一种倾向：正是为了批判城市文明的败坏，才特别强调了进城农民的道德优胜和乡村生活的宁静纯朴。

很多作品写到了城市人（包括城市底层）对进城农民的歧视与敌意。如《太平狗》中程大种的悲惨命运就和城市歧视有关。孙惠芬的《民工》、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外地人》和《大声呼吸》也描述了这种情况。如《大声呼吸》中，民工王留栓和老婆带弟的遭遇让人哭笑不得，背后却是令人心酸的生存处境：王留栓和老婆在打扫别人新房时触发激情，就因为平时没有个人空间，连做夫妻间事也只能到野外去。比喻性的“大声呼吸”，无疑是为了突出“城市异乡人”一切都得小心翼翼的生存尴尬。白连春的《拯救父亲》描述了“父亲”和几个村人因没钱买火车票而在广东被收容的故事，显示的城乡道德对立更是鲜明。展现“父亲”底层劳动者的美德，恰恰是突出了城市的冷漠无情，质疑了城市的人文环境。 城市成为农村女孩沦落的罪恶土壤，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而将进城农民的精神扭曲归咎于城市更值得注意。如尤风伟的《泥鳅》中，蔡毅江强奸见死不救的女大夫并成为黑社会老大，就是出于报复城市歧视。刘庆邦的《红煤》中的农民转换工宋长玉告发的原矿长贪污受贿，自己当上矿长后又占有其女唐丽华，也是出于个人报复。而小说告诉我们宋长玉原本也是位纯朴农村青年。《红煤》的人物环境为国有煤矿，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但国有煤矿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带有一种城与乡的差距和意味。

批判城市道德及其“现代文明病”当然有现实依据，城市人的优越感也影响到进城农民的生存与尊严。很多城市人与权力无缘，面对异乡人时就有种优越感，这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心理。但底层叙事对城市文明表现的集体性反感，却带有明显传统乡土文化情结。乡土世界与乡土文明当然存在一些美好东西，但也不能由此而拒绝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

中国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有两种关系：一方面存在差异，另一方面都属中华民族文化系统，有很多交汇和同构。当“城市异乡人”书写激烈批判城市时，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则显示了一种客观性。该作写了进城农民的艰难悲苦，但并没忽视乡村文化和农民自身的陈规陋习（这是鲁迅乡土小说最注意的）。如小说中的春妹，进城时未成年便做妓女，又被人欺骗当了单身妈妈，孤独无靠的她对乡村父母还只能报喜不报忧。可知道消息的村人谈起春妹时，不仅没有同情还幸灾乐祸。这种道德麻木甚至心理变态是令人深思的。小说有如此议论：“乡里人总是对别人的故事那么感兴趣，特别当他们碰上一个可以糟蹋的人，不是抚慰别人的痛处，而是揪住不放”；“我”由此感叹：“城市挂着一把刀子，乡村同样挂着一把刀子，一个硬，一个软。”这种认识恰恰说明了中国城乡文化的同构性。 结 语

上述底层叙事思想的倒退现象，其实反映了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学问题：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不公与极权具有相当隐蔽复杂的特征，而文学面对其中的苦难与不幸时，很容易产生种种困惑。如权力“潜规则”，科技统治官僚化，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和犬儒化，市场经济的鱼龙混杂，物质主义和“娱乐至死”，等等，确实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扑朔迷离。这种时代就更需要坚守进步价值。所以哈贝马斯、萨义德们一直强调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有责任感的社会公共角色。福柯曾激烈批判传统理性，晚年却注意到了传统启蒙和传统理性的价值，意识到后现代主义彻底解构现代社会的偏激与片面。

虽然价值观念问题复杂，但文学面对扑朔迷离的现代苦难时，还是需要坚守具有进步意义的价值观念。对于文学，如果说理性把握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与感受，也很难有绝对真理，但至少需要良知与勇气。事实上做到这两点非常不易，往往要付出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生存代价。这方面，我觉得有些伟大作家的表现特别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