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文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两个层面的含义是紧密相连、互相统一的。

学界外通常将中国传统文化归并于儒家一家，但这并非客观历史。中国的文化在先秦诸子时期达到一个高峰，作为中国文化的儒道墨三家都在当时有很高的人气，在马克思的视野下，即这三家都在一定时期内对社会的发展或是阶级统治带来了导向作用，合理反应了当时的利益对象要求，并定型了中华名族的文化性格，但直至近代以来，仍然离不开这三家。《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学术流派的论述一直具有代表性。篇中一唱三叹者，惟孔、老、墨三家，实能知学界之大势。由此可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只倾向于某一种传统文化，我们应当分阶段，分流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作为文化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也应当是变化发展的。当我党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方位、面临不同的历史任务时，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的文化导向相融合：在革命时期，主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文化导向即墨家思想相融合；当革命胜利以后，我党进人长期执政的历史阶段，就会转向主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政文化导向即儒家思想相融合。

1 马克思主义与墨家思想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在革命时期主要是与作为中国农民革命文化导向的墨家思想相融合"其理由主要有：

1.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经常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联系起来，他把太平天国纳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开端，中共继承并进一步推进了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的历史使命。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实现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认为中共先要完成一百年来太平天国等革命斗争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才可能去进行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我党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历史联系的论述，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比比可见。

2.马克思主义与墨家思想相融合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选择。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农民阶级革命的文化导向是墨家思想，两者必须相结合。如果单纯按照墨家思想，那只能是纯粹的旧式农民战争，不可能达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境地；如果单纯依靠马列主义的本本而不注重与中国农民战争的实际相结合，那只能是肤浅的教条主义，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此点已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

3.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发动并依靠广大农民武装夺取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墨家鼓励引导农民为生存而进行暴力革命，这是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传统。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4.党的许多优良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的墨家精神相融合的产物，其典型代表即为延安精神。延安时期我党深人研究并大力倡导墨家思想。延安精神所体现出来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美德的墨家精神在马列主义指引下的升华。当然，在革命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同样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诸家相融合。比如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书即吸收了儒家个人修养的理论"但在此阶段，总体上儒家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无法与墨家相比。

2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结合

革命结束，共产党进入执政阶段，马克思主义逐步转向主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相结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执政文化，我们应当更好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绘出蓝图，找出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自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便被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历来被认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最大贡献，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最成功的经验，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这一官方思想对中国文化讨论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这里的中国实际包括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儒家思想会通。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改造儒学的过程，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必须经过中国化过程方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作用。而中国化就包括能动地吸收儒家思想的合理因素，从而使自身带上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而在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相结合。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宏观上儒家思想已经不再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努力下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但是每一次的发展都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儒家思想可以作为我们转变执政方式可供选择的传统文化资源主要理由是：儒家讲究稳定，而执政首先需要的就是稳定；儒家讲究中庸，能够兼顾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与中国传统其他诸家相比，儒家作为必要劳动需求者与剩余劳动占有者的利益调和者，更能兼顾和包容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调和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

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人类社会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调和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占有关系，才能比较合理地确定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分配比例，才能比较合理地分配社会总产品，才能比较合理地处理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对剩余劳动的分配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进行，而后通过国家财政进行二次分配。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则注重公平，主要是对初次分配的矫正。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主要集中于社会各阶层！ 各利益群体对剩余劳动的争夺"因此，只有对剩余劳动进行合理的第二次分配，才能使剩余劳动的分配更加公平，社会也才会和谐。④

有什么样的文化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操作。政治操作包括革命与执政。革命文化一导向引导人们进行革命和阶级斗争，执政文化导向则引导人们转向长期执政。只有先实现文化导向的转型，才有执政意识的觉醒，之后才有执政理念的转换，才能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党在局部执政的革命时期，以寻求多数人生存为目标的执政方式，在革命胜利和政权巩固后，就要及时转变，不能照搬或套用到全国范围内，因为此时的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已经不止是要维护多数人生存，更重要的是必须实现多数人的发展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

由此，我们的现代化路径也就自然地由富国强兵向富民强国转变。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具体设想就已经包含了富民强国、藏富于民的思想。他说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先解决多数人的生存和先实现一部分人的发展；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即剩余劳动的分配要公平合理，不能仅仅是少数人占有剩余劳动，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即社会大部分财富不是集中在国家，而是由社会最大多数成员享有。江泽民指出：解决收人分配中的突出问题，要从基本国情出发，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注重效率，反对平均主义；也要讲求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形成一个高收人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人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⑤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体现了同样的追求。从毛泽东对大同的追求到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江泽民的执政为民、 以德治国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程中，从墨家革命文化导向到儒家执政文化导向逐渐转型的趋势。当然，墨家美德在长期执政阶段仍应继续保持，因为这些美德仍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

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古今关系、中西关系及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发展，走向现代化。

3.1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上形成了农业经济为基础、宗法为纽带、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近百年来，中华民族面临外患内忧，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建设的需要，确保民族文化特质，维持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民族的独立与振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成为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努力的目标。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础上进行的。邓小平曾经说过，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 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⑥中国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中国传统文化是优劣兼具的矛盾统一体，既有积极、进步、开放的一面，也有消极、闭塞、因循守旧的一面。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创新，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⑦

3.2 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需要。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不仅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群众基础和精神动力。

首先， 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传统文化中不仅有着本民族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现代化更好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以发展的眼光提升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并整合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⑦

其次，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实践主体。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离不开群众基础。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精神价值取向逐渐表现为独立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促进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充分发挥文化的精神激励功能和教育塑造功能，有利于维护思想领域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冲击。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实力的提升，有利于提高人民的认识和思想水平，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确保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⑦

第三，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提供精神动力。民族精神推动民族的发展和兴旺，也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江泽民指出：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中华民族目前所处的时代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互动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继承、培育、弘扬和升华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