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时期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行为研究

摘 要：新常态时期，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信贷行为偏离或信贷资源配置集中化，使原有的派生信贷风险变成经济下行时期的主要风险。尤其在那些更依赖间接融资的欠发达地区，银行的部分信贷行为甚至能够引发系统性风险。本课题基于信贷周期理论，研究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同时期信贷行为的具体表现，分析其大量不良债权形成的微观机理及信贷行为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通过现实案例剖析银行信贷集中等行为导致的问题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关键词：新常态；羊群行为；经济周期；行为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0）-0056-05

一、信贷周期理论中的信贷行为解释

信贷周期理论基于信息不对称假设，以企业与银行间的微观行为作为切入点研究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过度负债和外生冲击是经济周期的根源，银行信贷是经济周期的重要传导渠道。金融市场存在缺陷，并由此产生投融资双方的委托――代理问题，而且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内生于经济周期，随经济周期而波动。理论将贷款供求函数引入经典的IS-LM模型，构建了含有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的CC-LM模型。如图一所示，中央银行变动基础货币投放，通常将引起信贷曲线（CC）和货币供求曲线（LM）同时移动。

通过对银行信贷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信贷周期理论给出了信息不完全时信贷行为波动的合理解释。

（一）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研究认为，灾难短视行为使银行低估了低频率外部冲击事件发生的概率，以至于承担了与其资本实力相比较大的风险敞口。在经历过长期繁荣的经济状态之后，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银行将毫无应对危机的心理准备。

（二）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研究认为，从众心理对银行家决策的形成和改变具有特殊的影响。认知偏差导致信贷市场上出现群体性多贷和群体性拒贷两种“羊群行为”，造成信贷扩张与紧缩并形成信贷周期，信贷周期反过来又将强化实体经济的波动。

（三）制度性记忆假说（Institutional Memory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银行信贷周期中信贷员辨别审查能力的退化会导致信贷标准的降低，从而贷款给本应被拒绝的低信用水平的企业。对于管理层和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容忍这种放松的信贷标准可能是最优的行为，因为强制性的信贷配给可能不仅对低信用企业造成影响，同时具有正净现值项目的高信用水平的企业也可能因此不能获得贷款，极易破坏银企合作关系。

二、新常态时期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行为的微观机理分析

（一）不同经济增长周期银行信贷行为的集中表现。按照经济增长速度，将我国经济划分为两个发展周期：高速增长期和中高速增长期。节点为全年GDP增速=8%，根据表1数据，可得我国经济下行周期约始于2012年。

1.高速增长时期（1992-2011年）――盲目信贷扩张行为。此处的“盲目信贷扩张”，是指金融机构放宽贷款的标准，以低于市场利率水平的条件发放大量贷款，从而导致信贷规模快速增长的行为。信贷扩张利弊相辅，而盲目的信贷扩张则是一种典型的灾难短视行为。同时，授信评估过程中信贷员在辨别审核方面的表现也具有制度性记忆假说理论的特点。这一时期，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流动性极为充裕，使其具备了大力推动信贷扩张的条件。此时的信贷扩张行为使信贷配给呈现假性均衡，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大量催生贷款，杠杆率迅速上升、信贷对经济增长点影响逐步下降以及影子银行迅速增长。然而，资信审核宽松、逐利本性和规模崇拜情结下的高速信贷增长，导致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令其面临较大的派生风险。

2.中高速增长时期（2012年至今）――信贷集中1行为、担保偏好2行为和信贷歧视行为。本文所称的信贷集中行为主要表现为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现象；担保偏好行为主要表现为担保圈贷款现象；信贷歧视行为主要表现为授信违诺3现象。以上现象均为羊群行为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下行状态，前期盲目信贷扩张引发的派生风险日益突出。此时，多个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回避风险，将信贷资产集中投向部分优质客户，令其拿到超额贷款。这些客户在获取超额贷款后，往往不经科学考察即扩大投资，投资失败后又无力偿贷，最终导致金融机构大量不良贷款的产生。并且，这一时期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也表现出明显的担保圈偏好，出现了显著的关联交易特征。此外该时期银行授信违诺现象也处于高发阶段，使信用风险演变成金融甚至经济风险。

总体上讲，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授信过程中虽然也存在一定的信贷集中、担保偏好和信贷歧视行为，但由于经济基本面向好且流动性充足，因此，这种行为并未导致太大风险。然而，在新常态时期，此类行为却会导致原有的派生风险被成倍放大甚至成橹饕风险。

（二）新常态时期不同信贷行为表象下的深层动因。1.追逐利润是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人”的自然行为。银行是信贷市场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天然上有着追逐利润的动机。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和政府金融控制的弱化，这种逐利动机趋向明显并最终形成了非均衡信贷配给。将贷款投向政策支持且资信状况良好的企业，银行就能更加安全的获得利润，可以说，无论是多头授信还是过度授信的行为，都是其追逐利润的表现。

2.信息不对称是新时期银行信贷行为偏离的根本原因。一方面，银行对企业民间借贷信息不完全掌握以及征信系统信息传输存在时间差等因素，使银行业金融机构极易因为信息不足而在授信时“一哄而上”，造成过度授信；另一方面，企业为了成功获得贷款而修改、瞒报自身资信状况，并同时在多家银行申请贷款，也导致了多头授信。

3.过度风险厌恶是新时期银行信贷行为偏离的内在动因。新常态时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银行不良贷款双升，迫使其更加关注信贷管理以及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在很大程度上从“风险中性”变成了“风险厌恶”，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各机构纷纷出台《信贷风险安全指引》或《不良贷款问责制度》，这种急剧的调整以及过度的风险厌恶，为新常态时期的系列信贷异常行为定下了基调。 4.市场环境变化是新时期银行信贷行为偏离的外部成因。当前，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以增速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风险多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经济环境的变化使金融市场环境也发生许多改变，如市场波动显著加大、信用利差扩大等。在这样的变化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压力也进一步加大，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信贷投放从而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成为银行信贷过程中所考虑的第一要素，而这种考虑也使群体性多贷和群体性拒贷成为其信贷行为的新常态。

三、新常态时期各类信贷行为的吴忠样本

本文以宁夏吴忠市为样本，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行为及其特征进行了基础研究，在欠发达地市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一）多头授信、过度授信高发。由于吴忠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有限，各银行对准入客户的可选范围不大，对发展经营情况较好的优质客户争相授信，导致对部分企业多头授信、过度授信现象高发。截止2015年末，吴忠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授信行在3家以上的多头授信企业客户共计135户。其中，授信行在5家以上的17户、4家以上的55户，且以上客户均有表内外业务余额。多头授信客户中，资产总额小于授信额度的过度授信客户共计39户，较上年显著增加。如：截止2016年6月末，青铜峡市四大行对青铝和大唐发电共发放贷款34.91亿元，其中：青铝15.94亿元，大唐发电18.97亿元，占青铜峡市四大行单位贷款的56.2%。

（二）担保偏好行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抵押品少，企业集群、关联交易特征明显，银行贷款偏好于采用互保、联保、循环保等方式。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些客户资金链出现问题，极易引发行业性风险，使整个行业的不良贷款双升。以吴忠市批发零售业为例，截止2015年末，全市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4.72亿元，较年初增加2.38亿元，同比增长101.39%，占全部不良贷款的45.68%，较年初上升10.09个百分点。其中因互保、联保引发的不良贷款余额0.65亿元，占该行业不良贷款余额的13.77%。

（三）信贷违诺行为加剧。调查发现，吴忠市中小企业贷款违约频现，银行为了回避风险开始对企业抽贷，在部分企业贷款即将到期时承诺企业还旧贷新，企业还款后又以资信不佳等理由拒绝发放贷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活动无法持续，对银行失去信任。目前，这种信任危机已经蔓延到更多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辖内20余家具有偿还能力的企业出于无法续贷的担忧，宁可背负不良信用记录也拒绝还贷，银企互信危机正逐步加大。

四、新常态时期银行信贷行为对吴忠市经济金融发展和企业成长的影响

（一）信贷资金供求结构失衡。一方面，信贷资金的需求方――企业埋怨信贷资金紧缺。吴忠市统计局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全市76%的中小企业认为信贷资金“供应紧张”或“非常紧张”。另一方面，信贷资金的供给方――银行业金融机构持有信贷资产却拒绝向中小企业投放。其多头授信等行为使需求方，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主要依赖间接融资的需求方信贷缺口无法得到满足，导致了信贷资金供给结构的失衡。可以说，银行信贷投放过程中的行为选择是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信贷集中风险4暴露。一是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具有相同特征（如同一行业）的客户集体性出现无力偿贷而违约的情况，使银行与客户之间出现信任危机。二是担保圈风险。具体表现为部分企业关联关系复杂，互相担保、关联担保、循环担保使其资金流动具有极大隐蔽性。某一企业资金链条断裂令该担保圈所有企业受到牵连，风险成倍放大。三是金融市场风险。具体表现为多家银行信贷资金追逐少数企业，信贷对象趋同。企业无力清偿导致多家贷款银行出现连锁反应，扩大了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积聚。

（三）信贷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对于银行，信贷资源作为一种商品，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多头授信、过度授信使其资金不能有效配置到各个行业和潜力客户，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对于企业，超额投入的信贷资金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是经营效果的递减，而且可能因资金相对充裕，使企业放松资金管理和成本控制，形成投资浪费。

五、政策建议

（一）对金融机构实施信贷行为监管。一是深入分析银行业金融机构产品、业务和商业模式的系统性影响，监测并及时矫正其授信过程中发生的行为偏离，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监督其制定内部制度，遵循自愿、公平、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杜绝不正当竞争行为，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监督其制定扶持弱势群体的经营策略，在金融消费者成本可负担、金融机构财务可持续的前提下，向弱势群体（如小微企业）提供其所需要的金融服务。

（二）对大型关联型企业实行特殊“并表监管5”。金融监管对象不仅包括金融机构，也包括金融消费者。对于极易引发担保圈风险的大型关联型企业，建议各所在地监管部门借鉴国际银行业并表监管模式，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基础上，联合履行以下职责：一是全面了解企I及其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整体结构和主要业务；二是全面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运营情况；三是对企业信贷状况和资信状况进行轮廓性素描，并在合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向拟授信银行适度公开，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羊群行为。

（三）完善信用担保体制建设。一是出台《信用担保管理条例》。明确信用担保人、债权人、债务人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三者权益，填补现行《担保法》尚未明文涉及的信用担保条款空白，从制度设计层面矫正银行的信贷偏离行为。二是强化信用担保机构建设，扩大有效担保人选择范围。切实落实现有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的补偿代偿规定，协助担保机构降低代偿风险，从担保角色层面矫正银行的担保圈偏好。三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市设立政府性担保基金，直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担保贷款风险补偿。

（四）加强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一是推进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在现有数据库基础上，加快对工商、司法、电信等部门的信息采集，将零散分布于各部门自身信用信息系统（如工商部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数据信息对接入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中。二是加速推进企业信用评级。成立信用管理机构，培育商业性评级机构，开展对各类企业所负各种债务能否如约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可信任程度进行综合评估，评价债务偿还风险，协助银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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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Credit Behavior of China’s

Banking Institutions under New Normality

LI Donglin ZHANG Changqing ZHANG Yaru

（Wuzhong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Wuzhong Ningxia 751100）

Abstract： Due to factors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China’s banking institutions have emerged with two notable features： credit behavior deviation and credit resources centralization， which make the original derivative credit risk become the main risk in the economic downturn under new normality. Especially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where more reliance is placed on indirect financing， some of the bank's credit behavior can even trigger systemic ris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redit cyc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credit behavior of banking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alyzes the micro-mechanism of its forma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ping strategy.

Key words： new normality， herd behavior， economic circle， conduct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