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化财政金融审计的若干设想
关于强化财政金融审计的若干设想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设和发展，财政金融审计工作在促进和推动社会和谐、科学进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社会影响和经济作用越来越大。与之同时，在开展财政金融审计工作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的问题和不足，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审计工作意义和作用的发挥，影响到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并认真研究其解决的办法。
一、财政金融审计中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干预过大 目前，我国现行的财政金融审计制度是审计机关在业务上受上级审计部门领导，在行政上受政府领导的双重领导制，审计机关的相关物、财、人等都由当地的政府掌控，对其工作过程中涉及地方利益较大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查处也要受当地政府的指示。这就造成财政金融审计工作中地方行政对其的干预过大，审计工作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审计、依法查办，严重削弱了财政金融审计的公信力和执法力。同时，审计工作人员在其工作执法过程中也受到了很大的行政干预。例如，对审计对象进行选择确定时，要通过行政领导同意后，方可进行调查审计，再查出某些问题时，也要在领导的示意下进行减轻或着放弃处理等。 （二）缺乏独立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现行的财政金融审计制度所存在的一些潜在的不足也随之显现出来。目前，我国的财政金融审计工作由相关的政府部门负责和管辖，审计的目标、内容和任务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其所辖行政机关或者相应领导的意志，难以对同级别的政府经济活动进行制约和监督。这就造成了财政金融审计在工作上缺乏独立性，其地位和执法力度受到很大的限制，导致我国财政金融审计不能很好的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和效用。 （三）在工作中存在不明确的问题 财政金融审计工作在实际的审查过程中常常 出现不能准确的 、到位的进行审计结果的运用等等。目前，我国在进行财政金融审计时，大多都没有进行彻底全面的资产清查和核算，只是把审计方向放在会计数据上，造成难以定位新旧资产损益的相关责任。此外，有些地方在进行财政审计时只是对其单位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而忽视了对相关账目的全面核查和审计，进而导致在进行责任界定时，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划分。 （四）审计专业人才素质不高 近几年，我国的财政金融审计工作开始逐步的进入到信息化模式，这给财政金融审计人员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然而，目前我国财政金融审计从事人员的现代化专业素质普遍不高，对审计工作中新的、现代化的知识业务和方法模式了解掌握不足，不能及时、正确的解决审计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无法满足财政金融审计工作不断与时俱进的要求。此外，新聘入的财政金融审计人员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足够的工作实践经验，对审计的基础理论知识、法律法规、查账技巧方法等掌握不足，审计工作的综合处理能力差，造成了很多审计项目的质量问题。 二、强化财政金融审计的措施 （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政金融审计的制度体制 国家要在目前现行《审计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财政金融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政金融审计的相关制度规章，积极强化审计机关和人员的权限和执法方式，使财政金融审计机关真正实现其人、财、物的独立性，确保其法律保障。同时，针对财政金融审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建立条条管理的财政金融审计体制模式，以便于更好的开展审计工作。 （二）建立健全各执法部门之间的联合办案机制 针对当前形势下的财政金融审计工作中行政干预大的问题，国家要加强对审计、监察、纪委等有关执法部门之间联合办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涉及面较广的重大审计案件的查处和处理，加大和提高财政金融审计工作的执法力度和水平，推动财政金融审计工作更好的开展和落实。 （三）加快转换财政金融审计的模式，强化审计的独立性 国家要加快财政金融审计由单一型逐步转变成多功能型工作模式的进程，逐步确立起全面的审计监督、鉴证、评价等职能意识，坚决杜绝和避免违法违纪等现象的发生。财政金融审计的相关组织单位和负责人员要进一步强调和加强审计工作的绝对独立性，同时，又要在相关规定、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应人事、组织、监察、纪委等政府部门的协调和配合，从而促进和推动财政金融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还要积极推行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相统一的财政金融审计管理监督模式，对财政金融审计工作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控制，以保证财政金融审计工作的全面、合理、公正、准确。 （四）加强财政金融审计人员素质的建设 对审计人员进行定期的专门的职业培训，使他们了解、学习和掌握审计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专业知识、管理模式和审计方法等，了解和掌握与审计工作相关的基建工程、财政金融、政策法规和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加强审计人员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分析、处理等能力，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此外，还要积极组织和开展财政金融审计单位内部的审计知识竞赛和业务测评考试，激发审计人员的业务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从而增强他们的执法水平和业务素质。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新形势下，国家和各级部门要积极做好财政金融审计工作，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审计制度，加强执法的手段和力度，集合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审计工作的职能作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我国的财政金融审计工作更好的为国家经济和地方人民生活发展做出贡献和力量。二、主体意识
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人的世界观。目前并没有一种名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并非中国现有哲学资源已经满足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需要，中国人不再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哲学，而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在自己的哲学观中迷失了自己，忘记自己是谁，应当做什么。 真正的哲学是什么？雅斯贝尔斯将世界各国的大哲学家分为三类：思想范式的创造者、思辩的集大成者和原创性形而上学家。其中，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作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鹤立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之前和之外”，“是最具有根源性的哲学家”，“强大的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在他看来：“哲学学科成立的理由是因为我们有思维”，“哲学是询问自我的思维，它区别于科学的思维方式乃是将思维本身作为一个根本问题”[11]（pp.618）；在凝聚古今人类智慧的哲学世界，为人类的思想确立范式，要比运用已经被思想范式所规范了的思想去认识世界乃至把握世界，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正所谓知人则哲。 苏格拉底、耶稣所创立的思想范式将思想明确划分为信仰与理性两个领域，基督教信仰负责建构精神世界的超越秩序与现实秩序的紧张关系，理性则获得这种紧张关系之上的充分自由。作为理性探索最初形式的西方哲学，探究宇宙万物人生追根寻源，力图讲出宇宙万物人生“是怎样”的道理；这种道理诉诸本体——宇宙万物所以产生的本原、根据，表现为对事物、世界的“知其所以然”的系统认识。另一方面，有关宇宙万物人生“是怎样”的道理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实，却不能引导人们形成具有普遍性的、超越现实价值追求的精神追求。本体一旦超越现实，就只能演变成作为基督教信仰对象的上帝。讲道理的西方哲学一旦实际涉足道德教育，就无法讲出让人人都心服口服的道理——道德教育的可行，在于人是理性的，讲道理，也服从他能够真正认同的道理；道德教育的困难，在于“道德义务不以获得某种相应权利为前提，而以或多或少地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14]（p.32），道德教育的道理要让人自觉牺牲某种利益，就必须理由充足，让人心服口服。问题是，按照讲述宇宙万物“是怎样”的道理的逻辑来讲述让人牺牲某种现实利益的道理：你是“人”，就应当或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人”是什么，只是讲道理一方的规定，并非确凿无疑的事实。现实中的人却多种多样，人的利益也实实在在。听讲者不能不疑问：你是谁？凭什么这么规定“人”？有科学根据吗？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西方文明也藉此而“动力横绝天下”，但西方哲学、科学的知识一旦进入道德教育领域，就变得软弱无力。西方文明以基督教为本，所以又称基督教文明。上帝权威毋庸置疑，宗教信条天经地义，西方人的道德教育因此成为可能。千百年来，西方社会的道德教育以宗教为根基。“十戒是西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全部或部分的来源”[15]（p.442）。追根溯源，“宗教植根于一个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人类有机体对生物本能的超越”[16]（p.61）。由此也形成西方知识体系的基本格局：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以理性为依据，而神学家则恃信仰的作用出发”；“哲学在于使我们认识外物之客观的现象”，“理智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我们在现世中对于上帝所能有的最高的知识，就是知道上帝超于我们一切的拟想之上”；近代以来，政教分离，宗教成为独立于政治、哲学、科学之外的独立领域，仍然是“哲学家以理性为依据，而神学家则恃信仰的作用出发”[17]（pp.33110）。 “中国哲学”如何失去了自我？有必要简单考察中国哲学的过去和现在。知人则哲。“中国哲学本是出自忧患意识的生活智慧”[28]（p.24）。无论作为中国思想范式创立者的孔子，还是后来众多著名中国哲学家，孟子、朱熹、周敦颐、戴震等，都曾是普普通通的教师，从事文化传承与人的道德教化工作，就是说，他们是从道德教育实践中，从无数普通教师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家。中国的教师普通而又不普通。师者，人生之师，教书育人，传道授业解惑，文化传承寓于知识传授之中。时代变革，思想动荡，广大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精神归宿问题即“人生与人心”问题，又立即成为他们日常教学所面对从而他们必须思考、解答的首要问题。可以说，这些普通的教师都是潜在的哲学家，或者说，他们都是从事理性探索的专业哲学工作者。一代代引领时代潮流的中国哲学家，就是在这种广泛而普遍的思想探索与宽广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也正是由于一代代中国哲学家始终深入道德教育的社会实践，使他们能够立足各自时代的客观实际，与时俱进，秉承中国思想范式，不断吸收外来思想，突破既有观念，使中国哲学的理性探索始终保持强健生命力，始终有着向其极限推进的强烈冲动。近代以来，中国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接受西方人对精神世界的分类框架，建立根据西方学科划分法而确立的现代学科制度。这并非个别人的失误，乃是客观形势使然，但也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哲学理性探索的方向。原本文史哲一体的中国知识体系被划分为哲学、历史、文学等不同学科，哲学成为有关探讨宇宙万物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之方法的科学，道德教育的知识主要由哲学门下二级学科伦理学所提供，伦理学知识则从属于更高一层的、有关宇宙万物人生之普遍规律的哲学原理，中国哲学经典《论语》成为在知识层次上大大低于哲学原理知识甚至伦理学知识的道德箴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成为了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哲学成为科学，哲学家成为从事专门知识研究和生产的科学家。无论是哲学原理还是伦理学方面的专家，都专事基础理论研究，不参与实际的道德教育工作。面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普通教师的事情。他们负责将伦理学家确定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可叹近两千年多年来成功承担道德教育职责的中国哲学智慧被弃如敝履，在西方道德教育领域一直只是纸上谈兵的哲学门下的伦理学，却在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着最基本的理论支撑。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无疑，面对道德教育软弱无力、缺乏实效的现状，从事道德教育的普通教师也大都会去思考、探索，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形成于现行学科制度的规训，思想探索也不能不服从哲学家与伦理学家的“话语权力”，展开于哲学家、伦理学家所设定的方向与命题，难以产生有意义的突破。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标准。无论学科制度怎样影响中国哲学的思想探索，一旦中国哲学家长期脱离道德教育实践，中国哲学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向自己思想极限推进的条件甚至动力。长此以往，中国哲学不能不因缺乏真正有意义的理性探索而陷于停滞，其思想境界自然无法与不断向自身思想极限推进的西方哲学相比肩。中国哲学同世界哲学拉开了差距。现在，“中国哲学界的整体水平尚缺乏与世界哲学对话的能力，在整个世界哲学格局中还处于边陲地位”[29]（p.273），并非当代中国哲学家缺乏当代哲学知识或是自然科学、数学方面的基础与训练，而是中国哲学离开了自己思想源泉的实践，理性探索不能随中国的发展而推进（在这方面，新儒学最为典型。新儒学的思想家大都接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一些人还曾受业于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对西方当代哲学各个流派都很熟悉，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入的了解，但他们不参与建设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社会实践，虽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与独到的认识，却终归不能形成对于现实世界具有普遍影响的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并不缺乏世界上最新的哲学概念以及有关最新哲学命题的探讨，但主流意识仍滞留于当代哲学所反思的近现代，以至形成一种看似反常其实很正常的不合理现象：方方面面都强调要“充分吸取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却又都无视世界哲学发展潮流：很多世界著名哲学家一再讲哲学终结了，我们仍要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各国哲学家早已否定以统一于一个基本原理的知识系统叙述宇宙人生之究竟的形而上学，我们这里仍要以普遍主义视野追寻天下普遍之理，要用几代人去建构更为完整严密科学的哲学体系[30]。有学者说：“哲学的危机在于哲学常常在做着非哲学的事情”[3]（p.6）。现在看，哲学的危机可能反倒是哲学只做某类哲学的事情，即哲学为某种哲学观念所局限，将自己限定为某类哲学，对这种哲学范式视野之外的问题一概贬为非哲学问题，以至无视社会需要，已为生活边缘化了还不知要反思自己。 中国哲学要重新成为世界哲学界的重要成员，必须继承先哲创立的思想范式，重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关系。当代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与中国文明仍为世界诸文明中唯一非宗教性文明的客观现实，说明先哲创立的思想范式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类的思想。当代中国哲学落后于西方哲学所引领的世界哲学，并非由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低于西方社会——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指日可待；关键是中国哲学失去自我。改变中国哲学的落后状态，不必空谈如何吸取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只须继承先哲创立的思想范式，重新肩负起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超越意识与现实价值追求的紧张的社会责任，在探索如何有效解决当代中国人的“人生与人心”问题的实践中，将中国思想推向其当代极限。当中国哲学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文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文明教化即道德教化的形式而不只是供摆设与出售的商品，当中国文明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文明，世界哲学界自会关注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哲学，中国哲学著作自会产生世界影响。 三、职业态度 当代中国哲学要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成员，哲学工作者首先就应当像中国古代哲学家那样从事哲学研究：“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9]，在个人生活中身体力行自己哲学研究中所认定的哲学。 “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宗旨。“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0]（pp.5859）。马克思在这里表述了自己对哲学、真理、人生的基本态度。马克思的哲学是世界观。在他看来，讨论一种世界观是否为真理，前提是认定这种世界观是真理的人是否在自己生活中实际践行这种真理；如果你不打算遵照自己认定为真理的世界观去实际生活，讨论你所说的世界观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也就没有意义了。 “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中国人的人生信念中，仁是位置最高、意义最重大的核心价值。仁由二人组成。仁的原则来自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封建社会，这种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仁相应表现为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同时，仁的原则作为由人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应当，可以对应社会生活中任何复杂关系：教师与学生、医生与患者、商家与顾客、生产者与消费者、企业家与职工、政府与人民、作家与读者、影视与观众……。在这意义上，仁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可以随人类文明发展而无限扩展。中国哲学承担了解决中国人的“人心与人生”问题的职责，中国哲人就有责任在自己人生中实际践行自己的哲学信念，“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就像学生就要好好学习，老师就要教书育人，工人就要认真做工，为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当兵就要上战场，医生就要治病救人……天经地义，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