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空间视角下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研究进展
不同空间视角下从经济地理学领域近年来的相关文献来看，有关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协调问题、邻近性与地理环境（包括集群、溢出、合并和网络）、流动和联系（包括交易、贸易和链条）、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创新和知识五个核心主题[1]，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Freeman较早提出了创新网络的概念[2]，Cooke进一步对创新网络的关系进行了界定[3]。Rothwell指出网络创新是继技术推动模式、需求拉动模式、交互模式、综合模式后的第五代创新模式，是未来创新研究的主导方向[4]。Tracey根据创新活动的范围和创新主体的不同，把创新分为渐进式创新、激进式创新、企业系统创新和区域创新网络4种形式[5]，其中区域创新网络是创新的最高级形式[6-7]。创新网络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实体或系统，由主体间的各种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交织而成，而创新网络的创新主体一般包括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等。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与上述主体为创新联合在一起，形成的组织就是企业创新网络，大量的这种组织的集合就构成了区域创新网络，企业在创新网络中起着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大学与科研机构是创新网络中的重要的知识生产者和转移者，承担着基础性的研究，并为企业提供知识来源；政府、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等在创新网络中是知识的传送者，负责营造良好的创新网络氛围，组织和引导知识在不同的创新主体间进行流动[8]。
根据网络联系是否跨越地域边界可将创新网络分为区域内联系和区域外联系，受Dicken空间尺度划分的影响[9]，也有的学者将创新网络细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创新网络，而且不断分化为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一是曼彻斯特学派，重点关注全球生产网络，代表学者有Jeffrey Henderson、Peter Dicken、Martin Hess、NEil Coe以及Henry Wai-Chung Yeung等；二是北欧创新学派，重点关注区域创新系统，代表学者有Philip Cooke、Kevin Morgan以及Peter Maskell等；三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Glocal Innovation Network）研究，重点关注全球与地方相结合的创新网络。实际上，从经济地理学思想演变来看，创新网络理论可追溯到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业区位论和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等基于距离的经济地理学传统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关注地方空间尺度，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基于关系的经济地理学思潮开始成为主流，主要关注全球空间尺度，并逐渐向全球-地方（Glocalization）综合空间尺度转变，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10]。因此，本文重点从全球、地方（包括国家和省/市层面）和全球-地方三种视角探讨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关系。
由于构建区域创新网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单个企业创新能力的有限性和资源的稀缺性，个体通过在创新网络中可获得知识流动、外溢效应，从而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和资源[11]。众所周知，知识与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创新能力大小可直接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成败，而区域创新能力主要由区域内知识流动及区域内主体构成的网络所决定[12]。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关系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厘清当前研究最新进展、存在不足以及有待研究的新方向，从而促进经济地理学者更好地开展创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
1 知识流动研究的兴起
知识流动的概念最早由Teece于1977年提出，他认为技术的国际转移能为企业带来相应的知识积累，OECD在1997年发表的《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指出知识流动主要指发生在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流动，同时还包括创新人才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13]。由于考察对象的不同，知识流动相关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与知识流动相关或相近的概念，如知识溢出[14]、技术扩散[15]、知识扩散[16]、知识可达性[17]、联系[18]。刘燕华等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交流与扩散的空间过程是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创新系统的重要方向[19]；曾刚等基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案例研究，主要探讨了技术扩散的过程及影响因子[20]；马铭波等则以国内乐器制造业为例，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可形成知识网络，知识通道则是知识流动及知识网络的保证[21]；李国平等分析了我國省际创新活动，证明了知识溢出的存在性和空间局限性[22]。
知识流动通常被经济地理学者认为是创新活动的基本形式，且知识流动的实质是促进创新要素的有效组合[23]。同时也有学者将创新看作知识流动的结果，不同知识的流动和学习整合则是创新的关键[24]。知识流动能有效促进创新，这在学界已有共识，但有关不同类型、不同渠道知识对创新影响的差异尚存争议。知识一般包括隐性、可编码化、科学、技术、文化、美学、表述和符号等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知识维持了地方集群内企业的竞争优势，并有助于提升经济竞争力[16]，其中隐性知识和可编码化知识在学界应用最为广泛，二者间在表达形式、交流方式、转移难易程度、地理空间范围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25]（表1）。Bode以西德1990年规划区为例，对不同经济区域的知识溢出的空间形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知识对区域创新的贡献较低[26]；曾刚等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欠缺，更加偏重于对外部科技知识的吸收，但仅仅停留在本土企业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与模仿上[27]；Liu、Buck研究表明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跨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28]。
知识流动是发生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等任意两个或者多个参与主体之间的活动。实际上，作为创新的核心主体，企业创新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多少，创新主体可从区域内部的知识溢出中获益[8]，但他们也需要建立区域外部通道获取自身匮乏的知识[18]，知识的流动方式一般有创新合作、技术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三种[29]，而企业主要通过与合作伙伴构建创新网络的形式获取知识，企业的研发人员或发明家、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发人员在知识流动过程中，直接促进了知识流动[30]。根据知识流动先后关系，可将知识流动分为知识搜寻和知识转移两个阶段，知识存量较高的主体与知识匮乏的主体达成知识转移共识，知识匮乏主体对知识进行消化吸收，经过多次知识传递、吸收、反馈和调整，知识需求双方的知识存量发生改变，从而完成知识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31]。
2 全球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公司對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幅提升。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商品链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强化了跨国联系，国家政府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影响力下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重塑了全球生产格局，出现了地方性产业集群和生产中心，形成了治理范围较大的诸多超国家集团。Dicken[9]和Coe[32]基于这种日益强化的跨国联系，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s）的概念。Yeung、Coe对全球生产网络假说进行了优化，提出全球生产网络2.0版，将最优化成本-能力比、市场需求、金融规则、风险控制等对行为者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以厘清不同产业、制度、区域对全球生产网络组织与运行的影响[33]。Ernst对ICT产业全球转移与技术升级过程进行研究后发现，旗舰企业（Flagship firm）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知识资源，与区外的客户、供应商、大学、科研机构等建立了正式、非正式的创新合作网络关系[34]；杜德斌等学者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RD网络进行了分析研究[35]；王琛对珠三角地区企业创新活动进行了系统实地调研和分析后发现，企业所有制及其全球合作计划对全球创新网络具有重要影响[36]。
不论是全球生产网络还是全球创新网络，都是一种跨地域边界形成的跨界网络，而跨国网络则是跨界网络中最为重要的形式。跨国网络结构能有效降低知识流动成本，提高知识流动效率[37]。Gupta根据知识流动程度和流动方向，将跨国网络结构划分为全球和地方创新者、知识整合者和执行者四种角色[38]（图1）。Kogut、Zander对跨国公司内部和外部的知识流动进行研究，发现知识的可编码化程度越高，知识向外部的转移则较为容易，反之则只能向内部子公司转移[39]。TEigland等研究指出企业价值观、个人知识以及岗位轮换等可有效促进跨国公司内部的知识流动[40]。Ahuja研究发现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都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结构洞对于后续创新产出既具有积极也具有消极的影响，但在国际协作关系网络中，不断增长的结构洞对创新有负面的影响[41]。另外，Cowan等研究发现小世界网络对产学研知识的流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42]。张云伟以张江与新竹IC产业为例，对跨界产业集群网络的演化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43]。
综上所述，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较好地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供应商之间基于产业链的知识交流，较好地解释了后发区域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原因。然而，全球生产网络忽视了不同空间尺度作用机理的差异，认为跨国公司对创新的贡献远远高于地方中小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3 地方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关注地方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于马歇尔式产业区、创新环境学派、创新发展空间、集群和国家创新系统理论[44-45]。20世纪80年代，中小企业创新积极性逐渐增强，其在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大幅上升，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活跃的创新活动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Cooke[3]和Maskell等[46]率先提出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
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有效载体和形式，区域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受到了经济地理学者的长期跟踪研究，且多从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出发。创新网络的结构特征会影响知识在主体间的流动和吸收，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47]。毋庸置疑，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知识联系强度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且这种网络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以Coleman为代表的强关系学者们认为，网络成员间联系紧密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获取知识[48-49]，联系较强的网络可加快知识在创新主体间转移，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50]。而以Granovetter为代表的弱关系学者则认为，强关系网络可能会造成知识和资源的冗余，带来关系嵌入性的问题，而网络关系中的弱关系（远距离且不频繁的联系）可有助于企业获取新知识和新信息，更加有利于网络创新水平的提高[51-52]。对于这一争论，也有学者指出如果创新网络规模较大，强联系和弱联系都能促使企业从网络中获得创新所需的知识和资源[53]。
随着创新网络研究的深入，网络结构被认为是影响知识转移的关键因素[42，54]。近年来，有关知识流动的网络研究多以知识网络研究为主，Beckmann以科学家为单元对学术性知识流动的经济结构模型作了探讨，并首次提出知识网络的概念，认为知识网络是进行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和活动[55]。之后，国内外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汪涛、曾刚综述了知识网络的研究进展，认为在知识网络的地理空间尺度、非地理距离的定量计算及知识网络的演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着理论难点和技术瓶颈[56]；TerWal以德国生物技术知识网络为例进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生物技术知识网络内地理邻近的重要性不断下降[57]；李丹丹等以生物技术的知识溢出为例，在探讨不同时空尺度上知识溢出网络拓扑和空间结构演变特征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空间尺度知识溢出的影响因子[58]。
综上所述，地方創新网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基本形式和载体，近年来得到了学界较多的关注，也较好地解释了开发发达地区地方科技创新资源、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动、促进区域发展的现象和途径，但对创新资源禀赋条件短缺地区的现实重视不够，对地方高校、研究机构、区域政策等对区域创新的贡献有所夸大，忽视了国际知识流动、科技合作，特别是跨国公司对地方创新的推动作用[59]。
4 全球-地方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区位要素也逐渐向技术创新要素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地理学者强调全球和地方两个空间尺度创新要素互动的重要性，对全球和地方空间尺度的创新网络开展了大量研究[9，60-61]。Hennemann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法评估了中国科学知识生产系统融入全球的情况，研究指出知识网络受到内部和外部动力的共同影响，内部动力为精英高校的主动融合效应，外部动力为全球知识系统的涓滴效应[62]；Lorenzen、Mudambi以印度孟买电影娱乐产业集群和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为例，对于集群网络的研究做出了两个重要贡献，即构建了集群内外部联系理论分析框架及运用了社会网络理论[63]。基于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创新网络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如赵建吉、曾刚构建了技术守门员分析框架，以上海张江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案例，研究发现技术守门员是集群实现全球地方联结的重要管道，技术守门员便于集群实现更为迅速的技术流动[64]；由于产业集群可看作是创新网络的形成基础，集群创新网络是创新网络的扩展，能够有效地解决隐性知识难以转移的问题[65]。Bathelt等认为集群与知识距离之间的通道越多，本地集群内公司受益于本地蜂鸣的质量和价值就越高[66]。
20世纪90年代，Robertson首次引入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并指出全球-地方化可能会替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的概念[67]，目前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关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研究尚不多见，Bathelt在提出本地传言-全球通道模型以来，又对本地创新主体与全球创新主体的知识交流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区域发展受益于本地知识与全球知识的交互作用[9，68]；Huggins等将本地网络与全球网络结合，首次提出了可以有效测度的网络资本概念，并建构了本地与全球网络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发展路径理论分析框架[69]；苗长虹基于全球-地方联结视角对河南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过程进行了分析[70]；司月芳等学者则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全球-地方联结下创新网络的概念，并对其研究理论渊源、研究进展及未来的研究思路进行了深入剖析，他们指出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是指特定产业、技术领域内，分布在世界各地并具有相关关联的创新主体为追求创新而建立的地方和全球网络合作联系的总和[71]。
综上所述，经济地理学者已经意识到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中知识流动的差异，且关于全球创新网络、地方创新网络的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在解释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是，虽然学者们对创新网络的空间尺度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概念描述，缺乏对不同空间视角下的创新网络主体的结网过程和机理、知识流动机制的探讨。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经济地理学视角，对全球、地方、全球-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创新网络已成为经济地理学者近来关注的核心领域，同时创新网络也是各创新主体知识转移的重要载体，国内外经济地理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获得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从创新网络研究的全球-地方新趋向来看，现有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知识流动能较好地解释创新过程，是近年来创新领域逐渐兴起的研究热点之一。知识流动有助于实现创新，但有关知识流动的研究侧重于知识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缺乏对知识流动的规律性特征进行总结和归纳，未来可以基于较为成熟的技术空间扩散规律进行知识空间扩散规律的研究。另外，知识流动与创新绩效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纵观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关于知识流动的讨论多是如何提高流动效率进而提高创新绩效，对创新绩效提升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效应涉及不多。
第二，作为知识流动的载体，近年来关于网络的讨论呈现空前的繁荣，包括知识网络、创新网络等。研究发现经济地理学者们多集中在网络结构及特征，而对于不同阶段的网络演化动力及机制研究尚少，尤其缺乏研究不同网络间行为主体如何通过知识转移来提高网络整体的创新能力。创新合作结网的本质就是获取区域或企业自身难以获取的知识，通过结网创新主体可以在网络内转移知识，并促使创新主体实现创新，可以判定知识流动是创新网络中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核心方式。然而，由于知识类型不同，往往会造成知识转移的方式与效果的不同，已有研究多认为知识可分为编码化与隐性知识，并认为缄默知识在本地范围内较易传播，而编码化知识更加有利于非本地范围内传播，对于隐性知识如何在非本地的网络内流动及机制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第三，不同空间尺度的创新网络对知识流动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成为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新焦点。已有研究充分表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对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结网过程、作用机理以及知识、知识流对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形成有何影响等问题尚不明确。
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迫切需要经济地理学者深入开展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相关研究，将全球-地方看作一个整体，并开展以发展中国家企业创新活动为案例的全球-地方综合作用下的创新网络相关研究，这不仅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对于区域创新系统、全球创新网络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