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神秘性

摘要：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主要是通过持续关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神秘性”进而剖析“资本的神秘性”展开的。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的真正破解在于没有驻足于“纯思想的辩证法”论域或哲学范畴的抽象王国，而是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落在实处，即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惧”的资本运动的“辩证法”。并通过驾驭被黑格尔神秘化的所谓“理性的狡计”发现现代社会“狡计”的力量之源。

关键词：辩证法的神秘性；资本的神秘性；马克思辩证法思想

中图分类号：B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1-0056-06

学界论及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贡献时都一致肯定他在创立唯物辩证法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但对马克思究竟怎样具体“改造”并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覆”，以及马克思作为辩证法大师的独到“功夫”或“根据”究竟在哪并不是很清晰。因此，从文本重思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具体领略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即关于资本运动的辩证法，而且有助于人们认识当今资本时代的某些重要特征。

从文本看，马克思在辩证法或一般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神秘”一词大略为55次。

他在为博士论文所准备的“笔记”中第一次涉及“神秘”一词，说古希腊的神、目的论对诸现象的解释“仅仅是意识的自我阐述，而事情的本质却被神秘化了”。这里的“神秘”

（化）意指古希腊的神或目的论把事物的本质遮蔽了。他认为自我意识如果把自己提升为“绝对原理”，就会走向“不自由的神秘主义”。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次发现了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神秘性，即黑格尔把“观念变成了主体”，“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黑格尔“绝对理念”的“神秘”性既可以理解为这种“绝对理念”在属人世界里没有经过人的实践验证的抽象性即独断性，又可以理解为他把这种绝对精神无限地拔高或神化为整个宇宙世界的创造“主体”――这正是目前许多教科书或论著所判定的“唯心主义”所指。

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用虚幻的联系、神秘的主客体来代替世界秩序和世界事件之间的自然的合乎人性的联系”，这属于黑格尔式的“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这里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这一侧面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上的神秘性在于把“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现实的联系”统一于“绝对精神”，仅仅在精神领域实现了“存在”与“思维”之间的抽象统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哲学上革命性地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历史范畴批判了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历史上一切理论（形态）的神秘性，认为通过“人类社会”或社会历史领域特有的实践（活动）可以破解这类“神秘”性或“神秘主义”，只是，这种神秘现象会随着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或世界市场的扩展而加剧。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德国意识形态或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包含着神秘主义，主要是把“自然界神秘化”、“人的意识神秘化”、“人对自然界的自觉的活动”神秘化，结果是黑格尔那些反映现实冲突的“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被视同于“现实冲突本身”，或黑格尔那些“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被视同于“现实问题本身”。马克思后来在《哲学的贫困》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作了一个精辟分析，说黑格尔把世界上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转换成“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可见，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在于黑格尔在深刻地洞见到人的思维或理性的巨大能动性的同时把人的的理性作用放大了、神化了，以至于在哲学逻辑上必定走向创世说或唯心主义。

鉴于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性影响日深，马克思在《致恩格斯》（1858年1月14日）、《致斐拉萨尔》（1858年5月31日）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专门“任务”，就是“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因为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因而“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十年之后，他明确提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从这些信件不难看出，马克思立意将经黑格尔系统阐述而又被其神秘化的辩证法予以通俗化确定为他一个专门的研究任务，并且构成他一个强烈的学术愿望。

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中挑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欣赏：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他又从《资本论》的阐述方法与黑格尔的阐述方法之间的区别明确“亮出”他与黑格尔在辩证法上各自的逻辑前提，这就是他是唯物主义者而使辩证法处于“合理形态”，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则使辩证法“神秘化”。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使辩证法神秘化应理解为：一是依据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前提必定走向唯心主义或与有神论为伍，二是其抽象性，即黑格尔对人类社会中人所特有的理性力量作了抽象理解，主要是缺少对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巨大历史能动作用的具体分析，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话说，即历史上的唯心主义把人的能动方面“抽象地”发展了。

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中运用辩证法观察当时的巴黎公社，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马克思在这里告诫人们不要把历史的必然性“神秘化”，不要因为肯定历史必然性的决定作用而把它夸大为历史的“唯一力量”或“大叙事”，因为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也有其魅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认为资本的流通领域是一个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领域。换言之，要揭掉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面纱，就需要正确理解偶然性因素与必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在历史上，必然性固然（在幕后）注定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或基本面，但历史的直观形态或直接呈现形式往往是偶然性在台前表演，因为“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马克思在1870年写的《资本论》第2卷手稿中直接表达了他在辩证法上与黑格尔之间的师承关系，说“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辩证法上的某种黑格尔情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2版《跋》中不仅明确指出黑格尔把辩证法“神秘化”的现象，并且把他研究资本的“方法”与黑格尔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予以具体比较。一是挑明《资本论》的方法之唯物主义基础，即作为辩证法基本单位的那些具体范畴或概念只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非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逻辑前提。就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本身而言，那个原来被黑格尔无限夸大了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或人类的“辩证法”可以依凭一定的条件而合情合理地扮演“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角色。如果人们让这种主观能动性超越其逻辑前提，那就必定像黑格尔那样将其“神秘化”；如果人们把这种主观能动性或人类的“辩证法”始终置于其“逻辑前提”之下，那就像马克思那样将它置于“合理形态”。

二是精辟阐明了他的辩证法思想的本质内容。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段人们熟悉的话亮明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所在，即意在“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异质之处。这段关于辩证法的精辟论述由于出自《资本论》第1卷2版《跋》这一特定语境，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已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落在实处――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代言人恼怒和恐惧的资本运动的“辩证法”，开始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性的彻底破解。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的彻底“批判”不在于重复或赓续费尔巴哈式的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批判，而在于不驻足于“纯思想的辩证法”论域或哲学范畴的抽象王国，他以惊人毅力深入人类社会的典型形态――资本世界，“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系统地追溯并剖析了“资本的神秘性”。

资本虽然把传统社会一切神圣的东西都“亵渎”了，却把自身神秘化了。从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看，他在直接论及资本或商品“神秘性”的过程中使用“神秘”一词大略为50次。他在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首次揭示了商品经济关系中“神秘化”现象，就是人类历史出现了这么一种社会关系，即“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该书《1857-1858年手稿》对此作了更为直白的阐述：“如果说每个人依赖于一切人的生产，那么一切人也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他们由此而互相补充。”这种“神秘化”现象在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中属于不言自明的自然事实，而在其发达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则使人产生幻象，如“货币主义”者把本代表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货币视为一种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批评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分析了作为资本的“种子”――商品“神秘性”产生的客观原因，就是人类生产商品的劳动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对象性：人类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力以劳动持续时间计量而取得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形式：商品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实现的生产关系采取劳动产品间的交换关系，由此造成“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世界的这种“神秘性”在人们的意识中产生出多种形式的“拜物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分析了作为在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资本“神秘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性”。它主要表现在：一是与奴隶劳动在奴隶制下表现为全部“无偿劳动”而掩盖其有酬劳动部分的现象相反，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形式下被幻化为“有酬劳动”。即工人总是在劳动一周或一月之后获得“工资”（报酬），这种“工资”形式呈现为对其全部劳动的报酬。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形式上平等的交换关系掩盖了其实质内容，即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一部分物化劳动去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活劳动，这种被神秘化了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表现为，工人的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并且保证其扩大再生产持续进行这一神秘的界限之内。

二是资本的流通时间被幻化成资本的增殖仅仅“来源”于流通领域。本来资本的流通时间直接构成资本的生产时间的一种限制，即限制资本的增殖过程，然而，资本的流通时间或流通过程的这种消极作用被幻化成积极作用，即资本自行增殖的源泉似乎源自于“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即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无关。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幸运地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就完全被掩盖起来”。

三是剩余价值转换成“利润”形式。剩余价值在这种形式中被幻化成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就是说，一笔资金成为资本是因为它被用来生产利润或者说被当作资本来使用，结果本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的W=k+m公式转换成了W=k+p公式。虽然p与m在量上同一，但它是一个包含着神秘性的形式，就是k（c+v）作为成本价格抹掉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间质的区别，生产过程中直接发生的价值变化被归之于总资本。这样，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就被掩盖了，结果“资本表现为自动机和与劳动相对立的人，这种神秘化使生产过程的客观要素主观化”。

四是“利息”使资本完全神秘化。利息本来只是借贷资本家从职能资本家在直接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呈现为资本的直接“果实”或某种“本原的东西”，即货币或商品似乎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因而“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以至于生息资本被误认为资本的“基本形式”，即把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幻化为与劳动无关而为资本本身所有的一种神秘力量。 历史辩证法实际上在无意识地演绎着这种“理性的狡计”，尽管黑格尔把这种有限的历史辩证法吹胀为无限的东西。就是说，人类社会各种现象或人类个体不管如何智慧、聪明，如何有知识、技巧，他们之间如何殊途、异梦，最终都汇入这个总的历史辩证法即社会“大智慧”之中而构成作为实现其“目的”的各个“零件”。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之所以深刻影响或吸引着马克思一生，同黑格尔这个“理性的狡计”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第1卷第5章中阐述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将生产工具作为实现自己的劳动目的的手段时就特别注明其思想来源于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中关于“理性的狡计”的论述。

马克思在深入剖析资本的神秘性的过程中最终发现，资本这个魔力无比的现代“巨无霸”最终也逃不脱这个“历史辩证法”即社会“大智慧”，说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也就是资本在自我发展、自我膨胀的过程中并非出于本意地最终把自己“推向解体”或“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而不自觉地扮演着人类跨向一个新社会形式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垫脚石”。正是基于资本所逃不脱的这个“历史辩证法”，即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马克思认为资本无所不用其极的所有努力及其成果最终都不自觉地构成历史前进的手段或台阶而“服务”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总目的。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不仅持批判、否定态度，也持一种肯定态度或哲学态度。

“共产主义社会”作为马克思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世界所直接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理想社会（结论）当然尚未完全“实证”，但辩证法或哲学所固有的抽象性或形而上性（往往被一些人包括哲学家神秘化）正是在一切实证科学或实践领域的边界处显示其魅力，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对辩证法的这种魅力是不会置疑的。因而拥有辩证法涵养有助于人们坚定共产主义的精神信念，有助于人们养成一种对资本的理性态度。

马克思关于资本神秘性的思想表明，被黑格尔神秘化的“理性的狡计”实际上源于作为现代社会“主动轮”――资本，尤其是由其聚拢的产业工人作为“可变资本”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同时，不能把马克思资本学说简单归结为原始资本“有罪”论或“丧钟”论，而应注意整个《资本论》三卷及其手稿关于资本神秘性的分析，和关于资本丰富功能及其复杂性或狡猾性，掌控这个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还不是十分娴熟的现代资本现象，正是目前唯物辩证法研究需要深究的一个侧面。